终于，他们来到了乌拉尔斯克，并在车站上挂了个电话。
一会儿，军代表给他们派来了两部低矮的无座雪橇。四个人立刻抓起行李，爬上雪橇，直奔市中心旅馆。
旅馆里冷冷清清，房间又潮又脏，空荡荡的大厅里连个适合放行李的地方也找不到，更不用说坐着、躺着的地方了。总还将就着吧，认真地看了一遍之后，选中了一个小房间，四个人一起住了进去，因为大家都不想分开住。
一路上寒风呛得满肚子都是，于是大家则放开肚皮，一口气把热水灌了个够。喝完后面对四壁空野却又不知该如何打发时光了，于是只好去逛大街。
当他们还在火车站的时候就听说伏龙芝一大早就到前沿附近阵地去指挥一场已经发起的进攻战了；因为，当时离乌拉尔斯克最近的阵地只与敌人相隔二十里，因而需要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可出师不利，未能达到赶走哥萨克的目的，只是在以后，因制定了一个规模更宏大、部署更周密的从不同方向同时攻击敌人的总攻计划，才最终把哥萨克赶走。其间，我军不仅从乌拉尔斯克，而且还从亚历山大罗夫盖方面向哥萨克的斯洛米欣斯卡亚镇发起总攻，并迅速占领该镇，从而切断了乌拉尔斯克——勒比辛斯克——古里耶夫公路，因为从北面实施进攻的红军部队总是要沿着这条公路去阻截哥萨克的逃兵。
这里，有关这次战斗的情况，到该讲的地方再讲。可是，对于乌拉尔斯克——古里耶夫公路来言，因其战事甚紧，则不得不成为我们多次谈论的对象。
我们这几位老兄都有了独特的习惯，甚至于是特长了。
捷连季·博奇金就是一明显的例子。出于爱写记要的习惯吧，使得他在随记中记下了几乎所有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信息，如所到之处的物价，物品种类等，并作着认真的比较。
克雷奇科夫写日记几乎成了他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他总爱将所见所闻记下来，有的写在小本上，有的甚至记在纸片上；一路上经常看见他背靠栅栏写日记的情景。朋友们往往拿此作玩笑，说写那些内容空洞乏味的东西简直是白费。
“别再浪费我们仅有的纸了好不好，费季卡？”安德烈耶夫经常这样说：“记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管屁用？事无巨细却都去记。要记就该记全。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东西反倒让大家越看越糊涂。你明白吗……”
“不，安德烈耶夫，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费多尔作着解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写一点，你记一点，他发现了一点……加起来可就不得了，用处大着呢！说不定一部历史就写成了……”
“别做你的美梦了，那算什么历史？见鬼去吧！”安德烈耶夫挖苦地说，他对费多尔的话实在不敢恭维。
“我明白我需要做什么。”费多尔似乎固执己见，他不满足他的这些毫无建议性的讽刺挖苦，内心一阵伤感。
“你知道什么？一窍不通！”安德烈耶夫截住他的话，“整天去做无用功！”
克雷奇科夫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他知道一向固执的安德烈耶夫决不会让步，而且，对于这个话题他实在无兴趣可言，然而争执终于停了下来。
他日记上写的一般是报纸上根本见不到的，或即使报上有所披露，也只是一鳞半爪。然而，到底是什么去促使他写日记，他本人也搞不清。或许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需要吧，而这也是他同样搞不清的。
安德烈耶夫则有着属于自己的爱好：喜欢研究工人的情况，而且这对于他正像费多尔写日记、捷连季写随记一样，是使他再痴迷不过的事了。每到一个地方，无论陌生与否，熟悉也罢，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和他们攀谈起来，并总有滔滔而出的一连串的特殊的问题：如这里有没有工厂？工厂建设多久啦？厂里工人干得怎么样？生产搞得如何？工厂停工多久啦？停工原因啦？厂里工人的数量、素质、觉悟等一些情况……这些表现，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个工，人至少是工人出身。因而自然对阶级弟兄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有着特殊的关注。当然，诸如像所到地的物产、人口、居民成分、及其可靠程度等这类的问题，四个人都表示了差不多同样的关注。
洛帕里则是个出色的军事专家，每到一个地方，很快他就能摸清附近驻军的情况，甚至于对哪些团体好，哪些团体差，红军战士中的政治工作的情况，共产党员多不多以及其表现，前线的大致情况等也都略知一二。
他们的这种各自专业特长在路上已或多或少地有了点交待，但主要的是到了后来正式投入工作以后才得以更明确地表现。如安德烈耶夫，眼界愈加缩小，甚至工人中心也不常去了；相反，洛帕里则开阔了许多。到这里已有好几天了，在这最初的日子里大家已有了共识，那就是战争的需要要求他们付诸大部分精力，至于其他生活问题和别的需要还未到迫在眉睫时，首先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城里的大街小巷几乎被他们逛了个遍，耳闻目睹的东西新奇而刺激，却也让他们吃惊不小。
街上能见到的只有灰色的士兵大衣、步枪、刺刀、大炮和车马辎重，宛然是一座地道的大兵营。一队队的红军战士沿街开过去，偶尔有些单个的士兵，急匆匆地奔忙着。骑兵在纵马奔驰，炮车慢慢向前行进，载着军火的马队则耀武扬威地向阵地推移。枪炮声接连不断地传入耳内，只在黄昏后才渐渐安静下来。士兵们则趁此有的“通枪管”，有的打“野味”，也有的人“偶然走火”或出于胡闹才打枪。
据一位军事专家的精确计算，士兵一天乱打枪平均起来要白白耗费二百到二百三十万发子弹。这种不负责任的胡乱放枪的行径确实是一种令人蒙羞的行为，这些战斗在草原上的部队，因为没有建立起自觉遵守的铁的纪律，各个团里也缺少觉悟性很高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所以迅速地改变这种现状，使之形成新的作风，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开创新的局面是十分困难的事。这事最终还是得以解决了。那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当时参加乌拉尔城之役的军队几乎都是农民军团，他们以勇猛著称，表现了英勇善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可是在这些团里，共产党员则少得可怜，有的压根就没有，即使有几名的，其中一半也是“挂名党员”。在这里，有一种谣传占着上风，即认为共产党员都是宪兵和暴徒，他们之所以从城里到这里，为的是用“暴力”来推行其“共产”主张的……
而且，还有一种论调也经常听到：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是我们的兄弟和同志，而共产党员则是最凶恶的敌人……”两天的调查了解，使克雷奇科夫不得不就“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之间的区别”这个看似荒诞离奇的题目，给战士们作了一次报告。
实际上，这倒是挺正常的。因为甚至包括高加索、乌克兰、乌拉尔、土尔克斯坦等边远地区在内的全共和国的角角落落里，有关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的话题的讨论，都进行得如火如荼，甚至后来连格鲁吉亚都有了反应。
而当时，这些团队的情况糟得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名叫林多夫的光明磊落、足智多谋的革命家连同一批布尔什维克竟被自己的部下——“红军”战士杀害了。
几天后伊万诺沃-沃滋涅先斯克的工人支队到达了乌拉尔斯克。可是，当这些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嵌着大红星帽徽的支队战士奉命去执行护城任务时，却经常时不时地遭到不明方向的暗枪的袭击。这是“自由”农民团的红军战士干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开进城来的纺织工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不再能浪荡不羁了。这种“教育”是他们不愿接受的。然而，好景不长，当纺织工人在战斗中和他们一样的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时，冰冻的戒心渐渐融化并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都以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友好地对待纺织工人队伍了。
乌拉尔斯克本地的共产党员并不算多，加之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有的被哥萨克抓去作俘虏，另有一些人早已成惊弓之鸟，四处躲藏不知去向，因而留在部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在这里，工作多半由外地来的共产党员去做，其中心人物是个人称“地雷”的矿工。他为人光明磊落，是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久经考验的战士。这引起了一个人称“机枪”的家伙的嫉妒，经常跟他作对。此人虽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品质恶劣，卑鄙无耻空喊政治口号，极尽作表面文章之能事。“机枪”虽说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因臭名远扬，让人生厌。他处处表现出来的沽名钓誉、吹牛说大话、空谈，到处想出风头的特征和“地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来到此处的四个人很快就弄清了围绕在“地雷”和“机枪”周围的两个“小集团”的底细，便毅然和“地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且很快熟识起来而形成亲密无间的友谊。
四个人已经逛得精疲力尽了，于是便回到了那间连火也没有生的小房间。
捷连季则照例写他的行情记要：“一份酸菜肉汤加面包，五个卢布；一磅黑鱼子酱，二十三个卢布……”刚写了一半，忽然司令部派传令兵来下通知：伏龙芝回来了。
大伙听罢，立刻起身，飞快向司令部跑去。
司令部一改往常的模样，一切都让人觉得新鲜而奇怪。哨兵们不允许他们进去，须经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允许后方可。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和他们再熟不过了，真可谓情同手足，相处甚是融洽，可为什么忽而变得如此不讲情意？莫非在做梦？可门前怒目而视的士兵不让他们莽莽撞撞地进入又怎样解释？无奈只好尴尬地在走廊里踱着，大家迷惑不解，谁都不愿看谁一眼。
“请进！”房间里有人喊了一声。
他们进了屋，出现在眼前的依然是那位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红军，受到的依旧是热情而友善的、同志式的亲切的接待，种种事实，使刚才的那种不愉快顿时烟消云散。可是，又发现一件新鲜事：伏龙芝周围坐着一些军事专家，他们不是什么“小鲈鱼”而是真正的“大扁鱼”——旧政权的上校和将军。只见他们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嘴里老是跟着伏龙芝说着“是”或“不是”的话，亦步亦趋，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小伙子们由此明白了，对这些上校和将军来讲，这就是“纪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违背的。而这却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这不，在刚才见到司令员时就有了应验。他们不但几乎要叫出了司令员的小名“米沙”，而且在交谈过程中经常同他顶嘴，像过去在党委会上一样……上校们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有时干笑着，好像跟新来的小伙子随意谈笑也会越雷池而招致不良的后果。
于是上校的整个谈话则不得不同时从两个阵营中进行：一个是刚来的四个小伙子；另一个则是那几个军事专家。伏龙芝给他们谈着前线的形势，并说要采取措施来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小伙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使劲地记着，可是却什么也弄不通，什么也搞不明白。因为其一，他们对地图知识一窍不通，故那些标在地图上的哥萨克的村镇、设防点对他们来讲，只是些纸上的圈圈点点；同时，他们对“战略”、“战术”、“机动”等概念，也根本谈不上准确全面的理解。
专家们告辞了，只留下了自家人围坐在一起，则“腔调完全变了样子”，所有的计划都详尽明了地摆在大家的面前。费多尔则始终疑惑不解地望着面前的伏龙芝，他不明白当兵才没多久的伏龙芝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懂那么多的军事知识，而且抓问题一针见血，切中利弊，并对其作出全面、周到、深刻的分析；多难的问题在他手里像随意揉捏的泥团，即刻便会迎刃而解。而这些在伏龙芝刚入部队作指挥官时便初露端倪：他理解问题全面、透彻、深刻、敏捷；分析问题周到、细致；完成任务时充满信心，这一切为其以后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们信马游缰地聊着，共同回忆着故乡伊万诺沃－沃滋涅先斯克，回想起昔日共有的往事和共同战斗着的同志，回忆着曾经作过的一件件工作。夜深了，人才渐渐离去。而第二天天还未亮，伏龙芝就匆忙动身赶赴萨马拉了。
临行前，伏龙芝告诉他们：在未接到任命书之前不要离开乌拉尔斯克，到时，他会签发任命书并派人送来。在这之前，可暂时在党委会工作。结果，这件偶然落在头上的党的工作，整整占据了他们八天的时间，一直到四个人都被分配到集团军工作才结束。
他们四个人私下这样议论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可有点不对劲……”
“或许是……工作太忙吧！”
“脸色黄得可怕，人也消瘦了许多，真叫人担心的……”
“脸色不仅发黄，还发青呢！……瞧这儿的部队，简直就是一群疯狂的暴徒，乱子自然少不了，操心也就是必然的！听说已经有好几次下令禁止乱放枪，可结果呢？唉，你听听吧！”
他们把耳朵贴近了窗户，这时窗外接二连三的砰砰的枪声正响得起劲。
“真是乱弹琴！简直反了，该死的东西！”安德烈耶夫义愤填膺，咕嘟着，稍顿了一下，然后坚定而有力地说道：“我们不仅要打碎一切，而且还要改造一切……”
二月二十三日，红军诞生一周年的盛大节日即将来临，而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虽早就紧锣密鼓了，但是，只在离开始还不到三、四天的时候大家才真正忙活起来。
对职业的特殊的灵感使洛帕里刚来这里的第二天，就发现了新的东西，党组织脆弱无力。节日庆祝活动的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来管。若不是后来有人主动要求承担此任，庆祝的事必定糟糕透了。洛帕里从革命委员会了解到，此事应属党委会管。然而当洛帕里问及党委会时，那里的人又推说属于革命委员会。推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委员会身上。洛帕里决定组织一次会议，召集工人代表参加，决定庆祝事宜，然而革命委员会不派代表参加。为此洛帕里当场在会上决定会议决议有效，并建议会议选出一具有权力的执行机构，去负责筹划庆祝活动，而洛帕里则被推为执行机构的主席，安德烈耶夫为秘书。事情在静静地进行着。先把全市作了区划分，并对召集的会议、群众集会和当天专题报告等的场所进行了规定，具体指出了要发表讲话的人和地点以及使用剧场、电影院和乐队的程序……此外，他们还特地从工会那里找来一批男女工人，具体负责诸如搭讲台、印传单、标语和出版特刊《雅伊茨克真理报》、照料孩子的任务等，并商定过节那天要改善伙食，放电影、演戏。
经过三天的忙忙碌碌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未亮，工人中心广场已经云集了来自各个工会单位的工人，他们自觉地站立于主席台的两旁，把中间的位置空出来给部队用身着戎装的战士们精神焕发，显然是作过了精心的打扮的。广场上人海如潮，慷慨激昂的演说也一个接着一个……
那个叫“地雷”的精辟、通俗而又简短的发言，博得了工人和战士们的热烈的欢迎，使他们如沐春风，感到亲切而又真挚。
“机枪”接下来跳上了讲台，仍旧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絮絮叨叨地作着那些早已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所谓的“反革命多头蛇”的大道理……若是没有人给他提醒，不知道他何时才会有个头……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了，可是“机枪”依旧滔滔不绝地讲，似乎在他肚里有说不完的大道理。已经两次有人扯他的衣服作了提示，可全然不管用。天冷极了，大家实在承受不住如此让人难堪的精神上的负担了，被跺得蹬蹬作响的地板在作着回答；几乎快被冻僵了的人们再也没了耐性，洛帕里从后面大声地冲着他喊了起来，声音严厉而威严：“若是再不马上闭嘴，我就喊‘乌拉’了。你明白吗？”“机枪”听到这一声音，四处张望着，两眼里射出恶狠狠的目光，可是，当目光和洛帕里那充满了严肃的神情相撞时，他才真正有了点害怕，才明白洛帕里真的发了火。于是，只好匆忙收场，从台上爬下来，很快地融入了人群中。
今天的演说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各地都举行这样的演说……
晚会也是最常见的项目……几乎到处都是一个模式：演说、演戏、放电影……
从广场出发的人们，举着红旗，高唱着革命歌曲，在全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而后来到了烈士公墓——这里也搭了讲台，“地雷”和洛帕里先后登上了讲台发表了演讲，“机枪”也想上，好在被手疾眼快的人阻止了，而没有讲成。
洛帕里以他那富有激情、生气和诱惑力的腔调向人们表达着对长眠在地下的先烈们的崇敬之情，人们缅怀着先烈的业绩，倾听着革命英雄的故事，人们心情沉重，仿佛又回到烈士的年代，长长的沉默，让人感到窒息。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唤醒了沉思中的人们：也许这只是一声偶然的走火，但它却使人感到了这分明是一个信号，于是，这里的许多战士都兴高采烈地开起枪来。枪声四起，震耳欲聋，没有章法，更没有规律，根本不像是隆重的鸣枪致哀。人们一片混乱，若是有个白狗子想趁机下手撂倒站在台上的布尔什维克，则易如反掌，因为闹哄哄的骚动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底哪一个人在打枪，而且，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碍于情面，也只好站在高台上硬撑到红军战士打完手中的子弹为止。
洛帕里站在台上，脸色苍白得如月光，惨惨而平静。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他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坟墓似的，恐惧不已，甚至在后来最危险的战斗中也从未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让人心惊胆颤、莫名恐怖。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了上帝，而自己又无能为力之时，他已经表明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乌拉尔斯克的红军节过得还算不错。至于州里过得如何，则不得而知了，因为指示没来得及发下去，只不过一般地提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博奇金和费多尔·克雷奇科夫早在过节前就已去前线了，因而随身只带去手头的一些印刷品，如《雅伊茨克真理报》的节日特刊、文告和宣传单之类，俩人直到深夜才返回来。安德烈耶夫和洛帕里正在熟睡，朦朦胧胧中被叫醒，然后听二位讲在“前线阵地上”如何受到热烈欢迎的事（讲到“前线”时，显得无比的自豪）以及战士们怎样对送去的礼物和纪念品表示感谢，如何认真聆听他们的演讲，回来时还说着“欢迎再来”的话等。困意未消的安德烈耶夫和洛帕里自然对这些“夸张神话”无动于衷、反应冷淡，甚至于烦透了。安德烈耶夫好像在睡梦中臭骂了一声。话不投机，已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尽管他们是多么地想借机炫耀一下这次赴“前沿”之旅受到的礼遇，可是缺乏兴趣的听众使得他们只得“尊口免开”，只好暂时放在肚里去翻江倒海了。我们的这四位朋友就这样过了红军节这一天。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正当四人吃过饭聚在一起之时，有人送来一封电报：“洛帕里和博奇金务必于明晨赶到旅部！”
一切都完了！分手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离别的情绪则一下紧紧裹住了大家的心。第二天早晨，其中二位先出发；而后另两位随之也要走开。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这正是他们所盼望的！但是四个人的心情还是很不寻常：洛帕里和捷连季显出一种少有的尚武精神，好像他们至今日才知道有仗打……安德烈耶夫则显得沉稳得多，费多尔只是若有所思微笑地倾听着两位即将动身的同志的异常激动的谈话。
清早，捷连季和洛帕里坐了雪橇，吻别了两位留下的朋友启程了。不料，就在这时，忽然又收到了一封电报：安德烈耶夫留下来，到师里作政治委员；费多尔·克雷奇科夫去亚历山大罗夫主持一正在组建中的师的政治部工作，师长是夏伯阳。
费多尔不禁怔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把电报反复地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再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地方！
夏伯阳……
他突然感到太阳穴似在抽动，浑身的血液似在沸腾，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同这样伟大的人物一起工作……同夏伯阳并肩……这事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看来，世间万物真是千奇百怪。一直让我魂牵梦绕的这位带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突然间将变成与我共事的伙伴，且能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甚或因相识而相知，而成为知己？……嘿，真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这确是明摆着的现实！
此后的日子里，费多尔只是挖空心思想着能早日一睹夏伯阳的风采。根据电报判断，夏伯阳目前也不在亚历山大罗夫，也许正准备启程赶赴那里，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应该即刻出发前往亚历山大罗夫！于是，还未到三个小时，费多尔就嚷着要出发了。
安德烈耶夫前来送行，离别的仪式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简单却不乏庄重。费多尔也走了，只剩下安德烈耶夫一个人留在了乌拉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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