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途中

 



  平时以夏伯阳那种平易近人的风格,相处起来不但不需要太多的繁琐,而且能相处得很融洽。可也说翻脸就翻脸,并且一旦发作起来则会暴跳如雷,大吵大闹,什么也不讲了,甚至于抓起东西乱摔一气,把其恶劣后果置之度外。不过,发脾气也是转瞬即逝,气消后,倒自责起自己的过失来。夏伯阳会带着沉重的心情认认真真地回忆着刚才所做的一切,并作着较为理智的分析,试图从狂言滥语和丧失理智的举动中找出点有关痛痒和重要而严肃的事来……而且只要对这些分析清楚,他便会立马退让下来。但是,让步还要看人来定,对谁都能让步也是做不到的,而惟有在对他所敬重的人,或者那些敢于与他论个高低上下的人,他才有让步的可能。这时,努力引导他讲出自己的话来则是重要的了。夏伯阳有时是挺容易“上当受骗”的,甚至,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夏伯阳的爱大吵大闹、吹胡子瞪眼和他的办事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一致的,因此,那些对他知之不多的人总是对他敬而远之。要不然,当他发怒之时,骂你个狗血喷头还不解恨,两个耳光子的“报酬”还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生人或者胆小鬼之流,已经多次发生了。几乎是夏伯阳一贯的脾性了:欺软怕硬,越是敢和他顶撞辩理的人,越会引起他的兴趣的;对于胆小鬼,他一向是深恶痛绝的。在旁人看来,夏伯阳的暴躁真像一头凶兽,但若是和他接近多了,了解了,你就会发现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憨厚可爱的同志,他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他的心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他的热情、乐观、豁达和深深的同情心总是主要的。有时,虽把你劈头盖脸臭骂一顿,以化解心中的怨气,可这并不代表他与你有仇,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他找你谈话,不论你是否支持他的观点,但是感受却是相同的:问题从不遮遮掩掩,已经谈透了。在夏伯阳看来,没有问题不能够解决,也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事情一经他拍板,只要他发话,那就是铁板钉钉了。
  夏伯阳高昂的头,让人看上去傲气十足,难怪嘛,他的名声在草原上如雷贯耳!
  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荣耀迷住了他本已开阔的视野,虚荣心的过度执迷,不可一世,使他仿佛觉得:无敌将军非他莫属了。
  夏伯阳的手下也或明或暗地吹风,说他的功绩自然首先要标榜的,但是大部分吹捧者属拍马屁之类,常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扩大化。在这种阿谀奉承声中,夏伯阳却陶醉于其中了。他最乐意听的话就是赞誉他所向无敌。每当听到这样的话,他就不时地伸出舌头润着嘴唇,像猫儿舔牛奶一般。听的同时,他还会附和补充几句,讲到精彩处,他还会表扬他们一番。若是碰到虽想奉承巴结却又不知如何生动地说出誉美之词的人,其“真实的谎言”往往会引起夏伯阳极大的不悦,这人便会被轰走并告诫以后再不许去见他。

  此外,夏伯阳还有一点让人吃惊,他像孩子似的偏听偏信,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甚或纯粹的胡言乱语,他也深信不疑。
  一次在萨马拉,谣传说每人要发给十磅茶叶,可是在前线,发八分之一磅也不可能,夏伯阳也信以为真。
  有人说,前线司令部或军司令部一天到晚杯盏交碰,人员个个吃喝无度;甚至说,那里的一些专家是自卫军的特工奸细,随时可以出卖阶级弟兄。夏伯阳也信以为真。
  对于诸如说炮弹、鞋子、粮食、步枪、预备队之所以迟迟送不到,不是物资缺少、交通受阻、桥梁不畅等原因造成的,而是有人故意捣乱。夏伯阳也深信不疑。
  甚至,他还相信这么一些事:鸟儿带来了伤寒,鸟儿的数量同伤寒患病人数同比例增长;白糖是地里产的东西;马不可打,一打就不能用了,等等,不一而足。
  幼稚的心,纯洁而无暇,没有什么东西他认为是不可相信的!

  波波夫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与夏伯阳患难与共的战友,他奋勇拼杀,久经沙场,不止一次地吃过敌人的枪子,受过不少的流离之苦,以他的功绩和能力,旅长的位子当之无愧。但是,有的时候,或辎重运输延误,或增援部队迟到,落下大部队五里十里的……于是,这位耳软心活的夏伯阳同志耳边便会乍起种种议论声:
  “波波夫胆小怕事……溜掉了……怪不得未去增援,原来是心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一个星期了一直在喝酒……还讲您的不是,反对您……嫉妒您……”
  夏伯阳总是认真地听,用心地记,他信以为真了,火气也就上来了:“老子迟早给这王八崽子点颜色看看!……老子要把他的头给拧下来当球踢!……老子非毙了这个酒囊不可!……成何体统,我的弟兄在前方拼死拼活,你一醉方休!我夏伯阳去担负责任——立刻把他给叫来!”
  他气呼呼地等着波波夫。待波波夫一听说夏伯阳发了脾气,立马扔下手头的活,急匆匆骑马赶过来。刚走进走廊,就问:
  “夏伯阳不高兴了?”
  “嘿火发得大着呢……”
  “因为我?”
  “不冲你冲谁?”
  “有人打我的小报告了吧!……”
  “或许吧!……”
  “咳,但愿上帝助我一切如意……”
  波波夫则整理一下军装,按了按手枪皮套,挺起胸脯,迈着军人的步伐大踏步走了进去。
  “您好!夏伯阳同志!”
  夏伯阳装作没听见,连看都未看他一眼。只见他浓密的睫毛下一双因愤怒都快要蹦出来似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手不停地捻着小胡子,整整一分多钟,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突然,仿佛瓶塞猛地蹦出一般,他问道:
  “又喝醉了吧?”
  “我没有……”
  “住嘴!混蛋羔子,乱弹琴……”
  “夏伯阳同志,我……”
  “闭住你的臭嘴!……枪毙你,倒算给你拣了便宜,你这个混账东西!眼下情况这么困难,你还敢胡来!目前的事怎样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这不是存心砸我夏伯阳的摊子吗?”
  波波夫并未争辩,他明白,只有瓶里的气慢慢溢出,瓶塞才会安全地启开!夏伯阳的怒气未消之前,任何辩解都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待你怒气渐消了,再细作解释,反驳那些无聊的种种谣传……当然,起初他会死不承认的,甚至拒绝你的一切解释,但是,只要你去申辩,只要能申辩,抵住压力,不畏困难,总还会达到目的的!
  并且,只要他对以前的种种误传的坚信稍有了一点松动,他就会开始像精粉面馒头,又松又软,时而还开始用亲切的眼光看着你,脸上显出愧疚的神情:
  “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我心中有数,我知道……”
  “是,你最了解我的,我嘛……咳,有人说你临阵逃脱……还有人说你爱酒如命……”
  “是,是。”
  “我就信了,没法子不信呀!若是你,你肯定也会信的。我敢肯定,谁听了,都会坚信不疑。”
  话还未说完,夏伯阳满脸的乌云已消散殆尽,只见他乐呵呵地拍着波波夫的肩膀,亲切地和他坐在一起聊天说话。看样子,夏伯阳诚心诚意地想弥补自己先前的过失……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偏听偏信使夏伯阳触了不少的霉头,可就是改不掉。

  然而,只有一件事是他从没有相信过的:敌人是强大的,是摧不垮,打不跑的。
  “任何敌人在我面前都是手下败将!”夏伯阳时常这样不无骄傲地说,“我夏伯阳不知道世间有‘退却’二字!我也从未退却过!我很久就说过,我夏伯阳从不知道何谓‘退却’!明一早,全线出击击溃敌人!立即传达我的命令!谁敢不听命令,司令部见……我将狠狠处罚他,要坚决反对后退的行动!”
  事实上,在夏伯阳工作的范围内,他是一位合格的领导者。全体指战员的一切情况他熟记在心,只是对师里的政治工作者不够熟,甚或根本不在意。他善于记那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其中既有儿时的记忆的成分在里面,也有打听了解的东西在其中,还有的是在和知情者一起研读地图时了解到的。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对经历过的东西都能如数家珍般牢记在心,甚至暂时不用的内容也不会忘掉。他对当地的农民群众的情况很关心,了解的亦很多。与之相反,有关城里的情况他则知之甚少了。他很注重了解乡下人的脾气和性格,并知道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些什么、指望什么,并知道哪些地方有失算的危险。对于如粮食、鞋子、衣服、食糖、弹药、烟叶等一些重要的东西,他都弄得了如指掌,无论问及哪方面的,休想难倒他。
  可是,若涉及到诸如政治,特别是游离于他的师范围之外的问题,他则一问三不知了,况且他也不想知道,甚至有的,你讲给他听他也不信。
  比如: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在他看来,全是胡说八道。他不相信、更想像不出国际工人运动是如何地通过互相联系的方式而开展工作的。别人建议他读些报纸消息时,他则一笑了之。
  “报纸那东西……纯粹为了鼓大家的劲而随意编造的东西!”
  “不,上面写着人名、地名,还有日期、数字等,这可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数字顶个屁用,我也会编……”
  最初的时候,他总是固执己见,对于反面的意见他理都不理;而当后来,同克雷奇科夫的多次长谈,他才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同在许多别的方面他也逐渐改变了态度一样。
  再如关于跟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问题,他认为这简直是浪费精力,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给无政府主义者些自由是应该的嘛!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威胁。”他总是这样说。
  虽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已有一年党龄,可是对于党的纲领等常识,他则一窍不通,连党纲也从未阅读过。其它政治学习更不可能了。

  这里作为最后一点还必须指出他对“各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在他看来,凡是给他下过指示命令,给他调拨过人员、弹药和衣服等一切必需品的机关都是司令部。
  他一直认为,在“司令部”里坐享其福的一律是沙皇将军,他们都是“见风使舵”的人,而在像他夏伯阳这样的英雄指挥下的“人民”是不会轻易相信这些人的。只有在同抵制他们的决策的过程中,才会取得战斗的胜利。压根儿他就对司令部心存疑虑,并对沙皇政府留下来的旧军官怀着深深的仇恨。
  他的师里,连最穷困潦倒的在沙皇军队里当过“下层”小军官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不过,有一些极少数的旧军官在战斗中表现甚好,夏伯阳对他们还是看重的……只是仍存在种种顾虑。

  对待知识分子他是蔑视的。他不喜欢知识分子,并把他们全视作只会作夸夸其谈而忽视实际的说客。这样的夸夸其谈,他夏伯阳就会干,而且干得会更加出色。当然,对知识分子中的实际工作者,夏伯阳也是认同的,但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基于对旧军官和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于是夏伯阳自然要在各团安插自己心腹之人。首先,这些人是实干家,忠实可靠。其次,和这些人在一起,他感到安全、轻松。
  最后,也正如他常讲的:“现在应着手在实际中培养和造就农民和工人。这是基础工作……可我命令一个心腹之人当参谋长,这个混家伙死活不干,他简直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后来我下令强迫安置,一个多星期了还一副沮丧样。后来干起活来则干得十分漂亮,超过了任何一个旧军官!”

  到处安插自己的弟兄,这是夏伯阳一贯遵循的路线。故此,才使得他的整套班子运转灵活,他本人指挥起来也得心应手。也因为各岗位的督导员皆是他的亲信,所以对他崇仰得不得了。

  克雷奇科夫很快就弄清了夏伯阳的这些性格特征,基于此,他深信:首要的是树立自己在夏伯阳心中的崇高的地位,才可接近他,并进而说服他、驾驭他,教育他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
  如何才能树立在夏伯阳心中的威信呢?应当使夏伯阳成为精神上的俘虏。要点燃他想学习知识的渴望,唤起对科学和许多未知领域的追求,而不仅仅在战斗的环境中打转转。
  这方面,费多尔的优越是显而易见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夏伯阳能够从过去的状态中转变过来,那么他就会逐渐地克服身上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和游击的习性,从而逐渐地而又是坚定不移地接受新思想,培养起对其他诸多事物的兴趣。费多尔对自己的能力是充满信心的。
  夏伯阳是个英雄人物,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只是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势难驾驭,可是……野马总能够控制住的!……只是,这样做是否会限制这位光彩夺目、独树一帜、性格鲜明的民族英雄的发展呢?不能顾此失彼,仍得让他像块无瑕的宝石,仍然要让他能够尽情发挥才能,施展才华。可是,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克雷奇科夫这种看似怪诞的想法显得幼稚,可笑!
  夏伯阳真像一只被蒙住了眼睛的雄鹰。他狂热的心急速地跳动着,感到浑身的热血在沸腾,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冲动,他要腾飞。但是……路漫漫,他看不清应当前进的方向,他也想像不出,当然更没有目标……
  于是,现实重又坚定费多尔的信心:帮他一把,哪怕只一点,若能引他走上正道……也是意义不小的。即便失败了,也没什么,尝试有时要走向失败的,反正没有什么坏处……可是,一旦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成功的——则这对革命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了!

  一离开亚历山大罗夫盖斯,洛米欣斯卡亚镇以及同期所发生的一切一切,早已被他们统统丢到了脑后。眼前,始终占据着他们心灵的,就是赶紧向萨马拉进发。虽然有关这件事,他们还没有明晰的计划。甚至还没有料到,抗击高尔察克的战斗目前正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当然也更不知道,乌法城之役,我军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急召他们奔赴萨马拉,他们已渐感大事不妙。他们也明白,肯定有大事相商,而且他们一行的作用不可忽视。
  “想到过我们为何去萨马拉吗?”克雷奇科夫问道。
  “上调吧……别的地方正需要我们。”夏伯阳胸有成竹,说起话来也有板有眼。
  对具体事宜他们还都不清楚,而且猜测是没啥意义……也就没啥可谈了,于是两个人都默不作声。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做着零零散散的,说又说不出的狂想……
  途中,他们在路过第一个村子的苏维埃门口停了下来……村民一听说夏伯阳来了,都争先涌过来,想一睹这声名远扬的大英雄的尊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人都渐渐地围了过来。人们小跑着,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女人、小孩、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都一跌一撞地跑来看。人们从不同方向呼着夏伯阳的名字和父名,就像重逢的亲人,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爱护。
  这里,跟萨马拉一样,有许多在一九一八年曾经并肩共同战斗过的战友。欢呼的人们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笑声是真挚的,呼声是感人的,尽管每一张面孔并不都是夏伯阳曾经相识的。有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夏伯阳,从上到下,好像今天一定要看够什么,来补将来的遗憾一样,以期能将他们敬慕的英雄能永远地记在心里。女人们也痴呆呆地看着,似乎忘记了他们一向羞赧的表现。她们好奇地看着,甚至于有许多人还未弄清到底是来看什么。反正男人们急匆匆往这跑,他们也随脚就赶到了……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的吵闹,老老实实地呆在一个地方,在静静地等着。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什么。看来,他们是想要夏伯阳给他们讲话……
  只要是夏伯阳说过的话,只要有几句被记住,就会越传越玄乎,直到后来简直和当初大相径庭……
  “夏伯阳同志,跟大伙讲点东西吧!”村苏维埃主席冲着夏伯阳喊,“您瞧,老乡们都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可想听您的慧言呢!”
  “说什么呢?”夏伯阳一笑。
  “比如说您所知道的别的地方的人的生活状况……随你便吧!想说啥就说啥……”
  夏伯阳是个直肠子,他明白老乡的企盼,也知道他应当给老乡讲点什么,为什么不讲呢?
  趁着马还未准备好,他讲了起来。有关他讲的中心意思,一时很难思定。诸如革命形势,危亡的局势,饥民问题等等,这些也是当时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但是,人们却喜欢听,因为它出自夏伯阳之口!夏伯阳的讲话是杂乱无章的,让人费解,但老乡们却聚精会神地一直听完。  讲话结束了,老乡们则赞许地点点头,三三两两低声议论起来:
  “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
  “那还用说!”
  “真是不简单啊!好样的!”
  “谢谢你,兄弟……你说得太棒了……谢谢你啊!”

  沿途村村寨寨,对于夏伯阳这个名字,可是一点也不陌生。所及之处人们几乎是一样自发地来欢迎他,甚至用最隆重的礼节。都是全村人一起跑来看,男人们争着上前搭讪,女人们一旁只是小声议论,孩子们也是不停地喊着、叫着;离开的时候,人们跟在雪橇的后面恋恋不舍,送走好几里。
  他无论在哪个地方作演讲,都会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人们关心的不在于夏伯阳说啥,而是夏伯阳说的。是夏伯阳的名字的巨大的吸引力使人们从他那些可能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演说中“发现”新的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的内容来。
  一个声名显赫的人,偶尔的一两句话,哪怕证明是胡话,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比一个平庸之辈哪怕是极其伟大的智慧重要得多。这是人的荒唐的本性,几乎从来未曾改变过。
  路上,夏伯阳和费多尔又聊起了个人的私事,家庭住址,职业状况,家庭环境等,几乎无话不谈。费多尔给他讲自己生长的那个整天黑烟笼罩的大城市。在那里,他初涉童年的印记,第一次懂得了生活就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讲到后来漂泊不定的生活,讲到最终走向革命生涯……一生中的情况基本介绍之后,夏伯阳则开始讲他的经历了。
  那一天,费多尔听得认真,一下到村子,他便把那些珍贵的材料记下来。他写道:


  夏伯阳的身世

  夏伯阳向我讲了自己的身世……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样,怀疑总还是有的,像关于他的家史的描述就明显地扩大化了。显然,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观臆想在里面,可是,我还是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为什么不记下来呢?我想不出那样做会有多大的坏处。不过,若有谁想具体考证一下,我则很希望他能去夏伯阳曾经和我谈过话的地方去亲自访访那些夏伯阳的亲戚和朋友,我想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有关夏伯阳的草原战斗生活故事。
  “您了解我的身世吗?”那天同坐在一个雪橇中的夏伯阳问我。他的眼睛里透出天真的笑容,一双明亮的眸子透着神秘:“我的父亲是一个吉卜赛演员,而我的母亲却是喀山省长的女儿……”
  我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便没有理会,谁知他见我没有反应,便又继续讲了下去:
  “我知道,人们起初怀疑我说的话,不过,这可是真的……真的那么回事……他,这个吉卜赛人勾引了她,我的母亲,但是等母亲怀了我,却被他无情地抛弃了。她,孤零零一个人,哎,可怜的人啊,何处有她容身之所呀!她过起了浪荡天涯的日子,可最终还是回到了她母亲的身边。外祖父已经谢世了,只剩下外祖母孤身一人,不料母亲生我后又悲惨离去,丢下我这个小狗崽子。他们起初不知将我放之何处,最终,还是请一个打扫院落的把我像送玩具般送给了他在乡下的一个兄弟。我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和别的孩子一样长大了。他家里也是孩子大小好几个,我们整天没命地打架,吵闹,简直翻了天……小时候的故事也差不多都忘光了,而且,说实的,也倒没有多少值得我回忆的东西。农村孩子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来的。快到九岁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中去闯荡;我的一生几乎是在闯荡中度过的……一开始的时候被人教学放猪,人家最初是不愿让你去放大牲口的。放猪的体验,我则真正成了牧人。后来,又应一个木匠之邀去帮他做木工活……我们一起包干干活。再后来,我又到了一家商人开的小店铺去工作:学着做生意,也学着去偷人家的东西,可最终也没学会,因为我一向憎恨欺骗行为……商人嘛,作奸欺骗是拿手好戏,否则赚钱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商人的欺骗了,我便不愿再在此处呆下去了,最终还是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就很憎恶商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把它们的本性那时给看透了。这一点上,我简直比社会主义者列宁还高明得多:我坚信,我认清了所有的商人,并且一定要剥夺他们的一切财产,重重地惩治他们,他们简直就是恶棍。那次又没了工作以后,我简直无路可走了。我不明白一个孤儿能去干什么,那年我正十七岁。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决定沿着伏尔加河去城市,到城市里见见世面,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我还为自己买了把手风琴……那时,恰巧有个叫娜斯佳的姑娘跟我在一起……‘娜斯佳,’我说,‘沿伏尔加河走行吧!我唱歌拉琴,你跳舞和着,这样,咱们就可尽情浏览伏尔加河的风光了,还能逛遍所有的大城市呢!’于是我们上路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被我们逛遍了。冬天来了,我们还在一起住过很长时间。我们靠给人家做工赚钱勉强糊口……其实也不是什么打工,就是去侍候人,干点冬季干的活儿……待到四月开春之时,天气暖和了,冰也融化了,冰块顺着河道直奔海洋,而我们则勒紧腰带,忍着饥饿,沿着伏尔加河一个劲地走了下去……我的手风琴声和娜斯佳的歌声,伴着云雀的啼鸣声在空中回响,洒在一路上……‘啊,你呀,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你这个美人在春光里翩翩起舞!’”
  说到这里,夏伯阳低下了头,一股悲伤之情涌向心头,欢乐的声音随即而去:
  “四月的春天,阳光明媚,但是冷气袭人……我没有照顾好她——我至爱的人,她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像枚落叶,化作了春泥,她抛下了我而去,只剩下那把孤零零的似乎再也没有了音乐的手风琴……我把她埋在沃尔斯基河岸上……手风琴也让我卖给了一个吉卜赛人,我重又沦落为天涯孤人……生活抛弃了我,可也最终捡回了我,在我到了服沙皇兵役的年龄的时候……我去应征入伍了,谁知,刚入伍不久,战争便接踵而至了。从那时起我便与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哎,生活原来就是如此……”
  “你有新家庭吗?”我问道,“我隐约记得你提起过孩子来着……”
  “嗯,有……战前我就结婚了……虽然,婚是结过,可好景不长。和德国鬼子开战后,我被招了兵……在回家省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老婆的春色外露,我半信半疑,便找她来问:‘这一切怎么回事?’
  ‘压根没那事,’她坚持说,‘瓦夏简直是胡言乱语!’
  “虽是如此,我还是不放心,最终得到了实情,她果然做了对不住我的事。我便对她说:‘你这臭婆娘,尽管我曾经爱过你,但你还是远离我吧!滚得远远的,我一辈子不希望再见到你,孩子的事我自己料理……’当时,我委屈极了!两年的相思,我洁身自好,从未干那下贱之事……翘首期盼着能回家团聚,这一切都是为着她……我怎能不难过呢?我满怀希望地回来了,谁知她竟干了那种事!
  “我重返前线,满腔悲愤在战场上发泄,在炮火中我出生入死。我想,既然在生活中一无所获,不如一死算了……后来我立了功,还得到过乔治十字勋章,干过下士、上士……就有一点让我最耿耿于怀:我虽打起仗来头头是道,可一个大字也不认得。看到周围伙伴们能读会写,可我却啥也不知道,十分惭愧,有时真是嫉妒他们……记得一次,有个准尉骂我是‘蠢猪’,让我给狠狠教训了一顿。想来,那阵子嫉妒心占了上风……结果,我所有的官衔全给撸了,连降三级,成了一名下等兵。通过这事,倒坚定了我学文化的决心,慢慢地,读书写字倒也自如了。可是,学习是学习,仗也不能耽搁,待后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又被派到萨拉托夫警备团。
  “我时常想,我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呢?看着周围的大伙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运动等问题不仅知道怎么说,还知道其背后的原因,只有我一个像个门外汉,啥都不懂。没办法,也只得加入了一个党派……我通过一个有学问的人,介绍我入了立宪民主党;不过,我不久又从那里退了出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因为我看到,社会革命党的那伙的确想干点实事……我积极参加他们的会议,在那里,又听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调子,我开始想:那才像个样呢,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那时,克伦斯基组织了一支由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志愿者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不料,这支队伍却最终让我给变了样:全队都反过来反对克伦斯基。结果,我又被撤了职,被下放到普加乔夫一个部队里当了个连长。你对当时的情形有多少了解?那时的普加乔夫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当时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到任后,他很欣赏我,我也挺敬佩他。他开导我要做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在他的教育下,我开始了明显的变化,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我开始完全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逐渐向新生的苏维埃靠拢……起初我如痴如疯地读书,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壕里,只要有空,只要能弄到书,我都是认真地去阅读……同事们见状都讽刺我,说我这样又简直成了书呆子了,可我却不这样认为。这期间通过读书,我了解到了关于丘尔金、拉辛、普加乔夫·叶麦尔克、叶尔马克·季莫非耶维奇等英雄,懂得了他们的许多英勇的故事,此外,还有如描写汉尼钹、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和拿破仑等人的书……您是知道的,我最钦佩的便是那种不但深谙战争之道,而且在关键处能够舍身忘死,不畏牺牲的英雄,我也最熟悉这种类型的人。有关别的方面的书我也不看……尽管大家都认为屠格涅夫的书写得漂亮,可是遗憾的是没有弄到。果戈里的书看过不少,至今还记得里面有个人物叫齐齐金。唉,要是我懂的知识更多的话,我的脑袋不就更听使唤了吗?现在倒好,还是两眼一抹黑,过去瞎矇,现在也强不到哪里去……
  “话又说回来了,我也没时间去学习。在普加乔夫这地方,几乎天天和哥萨克人打交道……甚至还得去收粮食,平定叛乱,老有人喊我:
  ‘夏伯阳在吗?’
  ‘在。’我总是这么说。
  ‘那你去辛苦一趟吧!’
  别的就不再说啥了,你知道该怎么做!”


  一口气,夏伯阳讲完了直到十月革命前的种种经历。
  至于他说的是否句句是实情,我亦不得而知。他喜欢拔高,也是常犯的毛病。也许,叙说的时候,为了加强效果,故意编了一些词儿,但终究占少数①。
  【① 关于他母亲是“省长”女儿那事,看来是虚构的,据查,大家对此均有疑虑。】
  他的经历是平凡的,甚至没有丝毫特别之处。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便可发现,他后来的一切正是基于少年时期对生活环境的痛苦的反思,强烈的改变的欲望以及因种种刻骨铭心的事都产生的强烈的复仇心理,这些造就了他好战的性格。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费多尔也一一作了记录,但是,我们就此辍笔不再引证了。至于十月革命后的夏伯阳的生活怎样,人们对此说法不一。这一时期的他的确太辉煌了,像一阵旋风似的刮过高原的角角落落。今天或许在这个村子里出现,明天则又到了百里之遥的地方……哥萨克人被夏伯阳吓破了胆,一听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夏伯阳的赫赫战功和他那出奇制胜的本领深深地吸引着人们。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萨马拉。沿途经过了许多村庄,无论走到何处,只要一提起夏伯阳的名字,人们都奉其为神明。夏伯阳也因此而洋洋得意,自命不凡起来。
  记得一次到某一镇时,天色已晚,街上亦空荡荡的没见人烟,因而也无法找到苏维埃的位置。本想敲开一家民宅询问一下,可是,由于天气寒冷,大家不愿下马,故也没实现。于是大家驱马直奔教堂,认定苏维埃一定位于“广场”的某个地方。
  终于碰到了一个行人
  “喂,同志!去苏维埃怎么走?”
  “喏就在沟后面……”说着,他向一个方向指了指。
  掉转马头,他们一行来到一幢大房子面前停了下来。这是个宽大的房子,是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活像个板棚,且位置十分偏僻——村子边上很远的地方有一深沟,沟旁孤零零的一座房子一看就知已被人放弃了……敲门许久才见到一个年老瘦弱的老者走出开门,人已经聋了。
  “干啥,年轻人?”他问。
  “谁是值班的?”夏伯阳厉声质问。
  “没人了……都回家去了,白天才有人来上班……现在谁也不在……”
  “请即刻把这里的主席给我叫来……”
  在这样的场合,对于夏伯阳这样的严厉甚至威胁性的命令,费多尔向来都是支持的,否则,温文尔雅将一事无成。有时,若被人看出你优柔寡断,思前虑后,准会连理都不理你,甚至排挤你,欺负你……碰到什么茬便用什么道,这点策略还是要有的。
  有人去找主席了,当主席听说是夏伯阳亲自叫他的阵,便匆忙赶到,待走到夏伯阳跟前便脱帽敬礼。
  “为什么,伙计,这是苏维埃政府还是猪圈?”夏伯阳严厉地斥责说,“为什么把苏维埃放在离村子那么远的地方?难道村子里连一块用来作政府用的地都没有吗?”
  “百姓不给啊!”主席怯生生地回答。
  “别他娘的净骗我!是富农不愿意吧?老百姓可没这胆。你可真会说话……”
  “我本来想……”
  “想啥!”夏伯阳接过来说,“光想没用,眼下重要的是要去干……你看这成何样子……我限你们明天就把苏维埃搬到村中的广场上去,拣栋好房子,若有人敢反对,让他来找我夏伯阳!”
  “是!”主席回答着,无精打采却又无可奈何。
  “等我从萨马拉回来后若见你们还未搬,你们吃不了兜着……”
  镇苏维埃主席显然是个连话也说不好的无用的“窝囊废”,连忙去张罗着准备马匹……夏伯阳一行无法在这种“破镇子”熬夜,便动身又走了。

  到萨马拉后他们见到了伏龙芝将军。应伏龙芝盛情之邀,他们如约到了伏龙芝的家,他们彼此就将要进行的战斗交换着看法,伏龙芝则重点就如何采取果断行动及需要何种类型的指挥官等作了交待。
  就在夏伯阳因事出去的约摸五分钟的空,伏龙芝趁此问费多尔:“眼下形势很危急,费多尔同志……我有意让夏伯阳出任师长之职,不知你意下如何?外面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也很玄,可是我对他缺少了解。我想您与他一起共事,您对他怎么个看法?……”
  费多尔尽量谈着自己的看法,当然大多谈的是优点,缺点方面只讲到了政治上较幼稚这一点。
  “你亦有同感?”伏龙芝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天才,这一点可以肯定……我担心一旦派上用场,他游击的习气便可能作怪。我想就要你多费神……了他性格倔强、脾气暴躁,这也可以通过说服教育使他转化过来……”
  费多尔简明扼要地向伏龙芝说了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说目前已着手做此事,并且渐渐已赢得了夏伯阳的好感,他说相信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融洽。
  夏伯阳回来后,伏龙芝宣布了任命情况,并命令夏伯阳即速赴乌拉尔斯克听候命令,目前有关这一战役还未具体作出部署。两小时后,上路的夏伯阳一行人已经离开了萨马拉。只是目前,因夏伯阳曾要求顺道到家乡维亚佐夫卡一趟,伏龙芝点头同意。

  夏伯阳一行直奔维亚佐夫卡。
  “那儿还有您的亲人吗?”费多尔问。
  “有养父养母两位老人……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小子,一个丫头也在那里,他们都跟一个寡孀住在一起……那妇人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嘛……”
  “那寡孀跟您还不错吧!”
  “是的!”他狡猾地一笑,“我们关系还可以,他丈夫死了,留下她孤单单一个。朋友临行前叮嘱我让我跟她一起过。”

  维亚佐夫卡以盛大仪式热情欢迎夏伯阳。苏维埃主席召集的,在欢迎仪式上,夏伯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晚上,在“人民之家”(以夏伯阳名字命名)剧场,当地文艺团体表演了节目,尽管演技平平,但演员们尽心尽力的表演同样赢得夏伯阳的赞许……
  他们在维亚佐夫卡住了一宿后,第二天一大早便立刻上路直奔乌拉尔斯克了!

  费多尔发觉夏伯阳和孩子们似乎不是足够的亲昵,便问其原因。
  “是的,”夏伯阳说,“自从家庭破裂后,我什么也不在乎了,包括孩子。虽然是亲生骨肉,但我却和别的孩子一样去看待他们……”
  “你打算如何教育他们?”
  “教育?不可能喽,我自己忙得不成样子了,还顾得上他们。他们情况我很少过问……不过,平时也寄点工资给他们……”
  “你的工资也不多啊!”
  “是,不多……十一月、十二月工资至今没领到……一月也已过去了……三月也已过了大半了,工资的事还没有影子……”
  “太臭了……”
  “现在是需要我们奉献的时候了,费多尔同志,每个人。”夏伯阳忽然严肃地扳起脸,说,“不这样,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希望。有的人被迫失去财产,有的人则被迫家庭不得相见,有的人甚至投笔从戎,我们,说不定,必要时把生命也要交出来!”
  “是啊!”费多尔一阵沉思,说。
  “性命是会要丢的……问题是战争长年累月地打,敌人一批批地来,何时是头啊!现在危机四伏……不知道我们还能共事多久?新战斗马上又要开始了……”
  “别想这等子事!”夏伯阳挥手说,“谁也不清楚战争何时才能有个头……有时人身陷重围,似乎无路可走,可最后还是化险为夷了。未来的事很难预料,最好不要去想。记得在一九一八年,我因误入捷克人的村庄……还以为是自己的村子呢,司机也啥事不管,只管听我的命令……到进了村子才发觉,周围净是捷克人。我赶忙说道:‘巴巴耶夫(司机名),快掉头!’那时,碰巧手里有一挺重机枪……我命令说:‘往街的方向开,你只管开车,我来掩护,你能冲出去,我们就得救了,要不的话,我们缴械投降吧……’司机一面转弯,我一面打枪……车刚转过来,就有十五六名骑兵追了上来……扭头一看,好家伙,骑兵们似腾云驾雾般云集而来。地上卷起如烟般的尘土,枪声和马蹄声混在一起。我们互相还击,边打边走,最后两条子弹带都被打完了……一旦轮胎要出了问题,我们只得毙命了……捷克人用黄金悬赏我的脑袋,以致手下人见了告示后还大肆挖苦了捷克人一番。(一次,他们还写了张条件:请到斯捷番·拉辛团来吧,咱们不要黄金,就送给你们……‘信写好后,便派了一个农村娃子给送了过去)……类似这样的历险多着呢!”
  “可是生命总还是保住了……”费多尔说,“凭什么您屡屡脱险?凭机智还是运气?很难说吧。这种九死一生的险事该是有十多次了吧?”
  “是的!”夏伯阳一阵高兴,“差不多几十次,甚至很多个几十次呢。有时,我常问自己:’为啥你的命这么大?神在保佑我平安无事吧!若是别人,只须一发子弹便去西天了!”
  “您是怎么看的?”费多尔则紧追不舍,“是运气好呢,还是有其他因素在作怪?”
  “哪里什么碰运气!处处我都煞费苦心,关键处越要动脑子,这点太重要了!殊不知,紧要处哪怕晚一分钟便会把性命丢了。而且不仅仅你一个人的性命,甚至会是上百人的性命呢……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睡得正熟呢,捷克人夜里袭击了过来,抓住了许多人。当时,我在村子的另一头休息,听到动静后,一边爬起来蹬着裤子,一边大喊‘乌拉、乌拉’……当时我们手里啥都没有,更别说武器了。可是兄弟们拼命呐喊以助威,还一下子从敌人手里夺回了许多武器,不但救回了许多被俘的弟兄,而且还俘虏了许多敌人……克雷奇科夫同志,机智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机智则可能在一次战争中便送了命!”
  “您不乐意就此交待吧?”费多尔开玩笑似的对夏伯阳说。
  “也不全部如此,”夏伯阳神情严肃地说,“别以为我们个个都把生命看得比啥都重要,不是的,有的人不仅不去爱惜生命,甚至把它不当回事。记得当初我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时,对生命没充分在意,死不死对我来言,意义不是很重大,人微命也轻嘛,在部队中像我这样活得像颗虱子似的,谁在乎?因此,我们对死也并未看得如何如何……当时我们的战壕离敌人只不过三四百步,我竟跳出战壕扯着嗓门喊:‘来,老子在这儿等着你!’要么,则可能会在土丘上摇摇摆摆地跳起舞来,根本不在乎敌人会袭击我们,对死也并不在意的。待后来,看着别人把我当做一个人物了……费多尔同志,对此你也有深刻的体会吧:职位越高,把生命看得比啥都重要……实话跟你说吧,我对自己生命的看法也是逐渐改变的。这时,我才开始对自己说:你这个精灵鬼,已不再是条不值钱的臭虫了,从此开始,你已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了。真正的人便应活得像个人样……当然,并非人重要了,胆子却变小了,人也变得吝啬起来,而是理智占据了主动。现在再也不会见到我在战壕里跳舞了,简直是胡闹。伙计,我现在才不作那白送性命的傻事呢……”
  “若是打起仗来呢?”费多尔问道。
  “那就不一样了。我敢向您发誓,”夏伯阳说到此,似乎混身的血都在沸腾,“随便起啥誓都行,我夏伯阳若打起仗来可不是胆小鬼,也决不含糊……冲锋号一响起,什么私心杂念都他娘的抛到脑后……您认为我将如何?”
  “哎,没,没怎么想,随便说说!”
  “是吗?怕是司令部的人议论过我的情况吧!”
  费多尔不理解这话从何说起,充满着疑惑。
  “该是和那些上校先生们说过我的一些事吧?”夏伯阳继续说,让人分明地感到他已经发怒了,言语中透着逼人的力量,“在那里,当然……”
  费多尔则用安慰的口气对他说:“他没那回事,我敢保证,我和哪一位‘上校先生’从未议论过关于您的事情,你相信吗?”
  “或者,他们说了许多有关我的坏话……”
  “您难道和他们不来往吗?”费多尔问。
  “你们十分憎恨我,”夏伯阳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曾经发电报给他们,有时也写信,说他们是蹩脚的战争指挥者,于是他们便想到联合告发我,让我蹲监狱……只是由于战争,这事给搁置了,要么,说不定我已坐监了……他们整日坐在司令部里,什么事也不干,只管动嘴,让别人为他们去卖命。我可不管这一套,不论是哪一个……哎,简直让人怀疑,从哪里派来这些无用的家伙……而当你弹药不足要增援时,他们却说:对不起,没有;可是,下起命令来,却比谁都凶……我可不吃他们那一套,于是他们便把我说成是土匪、流氓,说我将来肯定成不了大器……”
  “夏伯阳同志,”费多尔十分吃惊地问,“您该不是认为我们的红军也由这些上校们控制的吧?”
  “不是他们是谁!”
  “还有我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嘛,我们的政委,红军指挥员啊……”
  “革命委员会的人也净是白蜡。不中用。有时候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转。人们怎样说。他们也怎样认为……”
  “不,不是这样,完全不是如此!”费多尔大声地说,“您对革委会的理解是有偏见的……他们可都是自己人,且通情达理,您可不应有这种想法……”
  “那就走着瞧吧!一旦战斗打起来,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夏伯阳轻轻地说,言语中已少了几分自信,几分绝对了。

  费多尔则趁此向他介绍革委会的一些情况。如革委会的组织情况,其作用和存在的意义等等,尤其让费多尔感到惊讶的是,夏伯阳对革委会的这些情况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所讲的一切,对他来说还是首次听说……他认真地听着,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然后暗暗地记在心里连一字也不差。夏伯阳的确有极好的记忆力……就连自己说的最小的细节也让夏伯阳给记住了,还不时地在谈话中引上几句。对于夏伯阳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记忆力,费多尔表现出特别的欣赏。
  费多尔很乐意与夏伯阳作长时间的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谈话。每当谈过话后他就会知道,种子已经撒播在沃土里了。近来,他还时常发现在夏伯阳和别人的谈话中时不时地引用他的一些观点……
  费多尔还注意到,在夏伯阳的心目中,自己已经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了,这就更坚定了他决定解决夏伯阳文化水平低的毛病的信心,并且还最终与夏伯阳商定,只要有时间、有环境,他将帮助夏伯阳学习文化……
  两个人的确够可爱的!战场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夏伯阳却计划着在这儿来学习代数!虽然这种想法一刻也没有实践,可是类似这种想法的谈话此后又进行过多次。甚至有时在阵地上俩人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题目上来了。
  “我们还想一块儿学文化呢。”费多尔说。
  “我们想得很多,可不能保证所有的都能够付诸实施……”夏伯阳很遗憾地说。
  费多尔也经常看到夏伯阳埋头苦学每一个新的名词的情景,对他来讲,新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入党已经整一年了,本该对宗教有较深的理解了,可费多尔发现夏伯阳还是在画十字。
  “你想干什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他不满地冲着夏伯阳喊道,“共产党员却相信神,莫非你疯了?”
  仅仅认识两个星期,他们已彼此称呼“你”了。
  夏伯阳一下子很尴尬,可是,又不甘于承认错误,便反驳道:
  “我认为,共产党员只要愿意,信上帝有什么不好?我信是我的事,又不影响你,干吗那么发脾气?”
  “我不是说你这样会对我本人有什么影响,”费多尔紧接着说,“我只是觉得你很奇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怎么又相信上帝了呢?”
  “也许我也并不相信。”
  “那你又为啥画十字?”
  “可也是……我想着要……就不由自主地画了个。”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认为这是儿戏吗?”费多尔很严肃地劝导夏伯阳说。
  接着,夏伯阳就讲了一件童年时期的“往事”,说,正是因受了这件事的影响才对上帝感兴趣的。
  “那时我还很小,”他说,“一次,我在一神像前偷了两戈比供在那里的铜钱,谁知,那家伙灵着呢……我用偷来的钱买了几块西瓜吃了,谁知,吃多了,结果生起病来。且一病不起,一直持续近六个星期。先是烧得要命,后又全身发冷,还腹泻,简直要进棺材了……后来母亲得知是因我偷了那两戈比铜钱才这样的,于是她就接长不短地去那儿捐钱,每次捐十戈比,总共捐了三卢布左右。她每次捐钱时都祈求圣母保佑我……终于感动了上帝,打第七个星期开始,我的病就好了……从此以后,我一直在想,人间一定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于是我再也不去随便取人家的东西,也不去私摘人家的苹果,心里老是想着那事,心里总是害怕……枪林弹雨我倒还不在乎,可干偷鸡摸狗那档子鸡毛蒜皮小事心里就发怵……”
  这次,费多尔没有过多地涉猎有关宗教这个话题,但是后来却多次提及,和夏伯阳谈了有关宗教的起源及所谓的上帝的问题。以后,夏伯阳再也没有画过十字……
  非但如此,一次还向费多尔坦白地说,在没弄清事情的真相之前,他一直很糊涂。可是一旦弄明白了,那可就是两回事了,吃了蜜桃的人再也不会去吃苦果了……
  这几次谈话,已使夏伯阳在信仰方面,对上帝、教堂、神父等问题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说实在的,从前夏伯阳就一直恨神父,只不过心里多少还有点儿畏惧,他甚至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认为:”哪怕他们是十足的恶棍,也比凡人更多地接近于上帝。“
  越后来,费多尔越发地坚信,夏伯阳,这个性如烈火,严酷无情的英雄,身上虽然还带着浓烈的游击习气,也可以像教育小孩一样,被治理得服服帖帖,甚至就像蜡块一样,可以用它随意被揉捏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只是揉捏的过程中要谨慎,要更多地了解他,知道他所需和所憎……特别容易使他服从的就是科学,在这方面,他可是一个易于接受新思维、新思想的人,可是仅此而已;其他方面则难弄的很,性格顽强,倔强的他是不易轻易接受的。
  以前的生活,使得他对周围世界是”两眼一抹黑“,不求甚解,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了人世间还有那样多的新的东西,那样多的新思路,甚至对社会现象还有那样多的解释,于是,才渐渐地树立起开始思考的兴趣来。
  他慢慢地、静静地小心地靠近那扇神秘而关闭着的大门,那大门也同样慢慢地向他敞开,向他展现着缤纷多彩的通向新生活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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