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战斗之前

 



  布祖卢克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后撤,他们积极动员起来,要作拼死一搏。驻守师得到常委会、执委会、工会的大力支持,大家团结一致,“一切为了前线”——这就是他们的口号,现在正落实到他们的实际行动之中。或许,这一口号曾上百次在其他被包围的城市里发挥过现在这样的作用。
  布祖卢克正面临着极大危险!在离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已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队的行踪。一些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三三-两两汇聚到这里,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布古鲁斯兰,而其他同志被村里潜伏的特务出卖。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到这里就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这以后,他们又乘胜打了回去,继续自己原来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已经对部队依依不舍,于是仍作为普通士兵随军四处征战。
  这是一个前兆,一个新时代、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新的纪元通常就孕育在这危机四伏、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环境之中。已经是战前的最后准备了,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迅速集结,奋勇向前,原本冷冷清清的小城里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汽车的疾驶声,战马的嘶鸣声,小街上整齐地走着一队队的红军战士。
  在市中心两条主要街道的相交处是师部所在地。从早到晚再到天亮,这里都异常忙碌,它是个中心,最近几天里紧张、喧闹和忙碌的生活全都在这里集中地体现出来。
  夏伯阳和费多尔这对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的伙伴,几乎没有时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指挥部的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要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要审阅下属部队不断送来的各种报告和请示,还在电话里进行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谈话”……拖得最长也是最棘手的谈话毫无疑问是因为缺这缺那。在物资相当匮乏时,问题也的确不少,所以,和下属部队(上级也在内)谈判时少不了要加大嗓门,规劝、央求、甚至“最后通牒”之类的恐吓都统统得用上。夏伯阳总以为,施加压力是使“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军需的有效手段。如果他见到哪怕是听到哪儿有二三十辆车子,有四桶车油,或是有人报告说哪儿的仓库里有一二百尺毛料,有几顶皮帽,几双靴子,几件皮袄,那么他就会立刻瞪着眼睛,硬逼着人家把这些东西交给部队。对于“一切为了前线”这个口号,夏伯阳理解得过于浅显,他以为百万大军的军需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满足。经济的严重破坏及其必然引发的物资匮乏问题,他曾多次地谈到过,然而当事情落到他自己头上时,他就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甚至忘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每当他自高自大和胡说八道时,克雷奇科夫就常常对他加以劝阻,应当说,劝阻他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要让夏伯阳默认别人的意见,两点充分的理由就够了。
  不过,只能是默认,而且仅限于此!要想让他放弃或收回他自己所说的话,公开承认有些话说得不太对——那是异想天开,这对夏伯阳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所列举的理由一定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他最讨厌那些说话嗡嗡叫、模棱两可的人,哪怕这话再怎么有理,他也是不听的,只有那种坚决、果断、机智的语言和行动,才能打动他。
  两天后,叶兰尼的那一旅就要出击了。他们距师部不过四十里,夏伯阳决定去看望一下。

  旅长帕威尔·叶兰尼连续不断地行军打仗,已经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累,再加上两次受伤,他已不能冷静考虑和从容谈话,他只不过二十二岁,可就跟个老头儿似的。
  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就扔下乡下那点微薄的家产,加入了赤卫军。很快他就恰巧遇到了夏伯阳。夏伯阳见他这个人能说会道,办事果断,胆子很大,甚至什么都不怕,所以很喜欢他,委派他为步兵侦察队的队长。叶兰尼常常带上三、四个人摸到正在酣睡的哥萨克人的房子里,或者是捷克人那里。一进屋,他就先啪啪几枪,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毫无还手之力。看,十五个人就这么束手就擒了。这类事情,他已干过不知多少回了。这类大胆的、神秘的偷袭行动,正是夏伯阳本人也非常喜欢干的。在伊尔基兹·古赫与捷克人交战时,叶兰尼有一条腿被打穿了,休息了不少日子总算能下地走路了。伤口刚好,他就回到了部队上,在部队没呆多久,他的一条胳膊又在激战中负伤。受伤他倒不害怕,动手术也不害怕,疼痛和折磨人的治疗他也不害怕——这些在他看来都算不了什么,而他最怕的是离开部队。所以这次他也没等在医院完全养好伤,就又提前回到部队了。
  在乌拉尔斯克战场上,他的最后一点精力也在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中耗尽,他的神经本来就已经很衰弱,现在又愈发严重了。他那肌肉结实、油黑发亮的面膛上,总是出现神经质的抽缩、扯动,大大的鼻孔如同野兽一般,淡褐色的头发又硬又乱,那红色的宽额头已刻满了皱纹沾上了墨水,显得脏乱不堪;一双布满血丝的灰色眼睛给人的感觉是严厉、冷酷;两只劳动惯了的宽大手掌上布满了厚茧;他总是将衬衣领子敞着,一幅闷热异常的样子;嗓音很不稳定,带着颤音,有时又尖刻,嗓子像是被撕裂开了一样。每当这个时候,叶兰尼那肌肉结实、很有弹性的干瘦的躯体,也跟着他一起动了起来,合着节拍,左右摇晃着脑袋,手舞足蹈。叶兰尼把自己看得很重,因此不愿受别人的气,哪怕是自己的指挥员,他也不肯给面子。
  夏伯阳在草原上获得的传奇般的荣耀既让他心动不已,又让他烦躁不安。希冀像夏伯阳一样出人头地的渴望成为他内心沉重的包袱。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当第二个夏伯阳呢?”
  由于他一直怀有这种心态,所以他们现在见了面就不如从前那样真挚和热情了。那种不久以前纯洁的友谊也被笼罩上了淡淡的阴影。尽管夏伯阳已经察觉了这一点,然而他也决不愿意让叶兰尼离开他,因为他懂得,没有像叶兰尼这样的人,他自己的荣耀就不可能产生、维持和进一步发扬。而叶兰尼也不想就此离开,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下,他的道路就会更加的宽广,而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

  这次见面俩人还是挺亲热的。一分钟他们也没耽搁,马上就在桌旁坐下,看地图、发命令、发电报、打电话……将各团的团长、后勤部长、医生、政委请来……在这似乎什么都预先安排好了似的。无须打乱什么。只要按照乐谱演奏出来就可以了!叶兰尼就是这么的优秀。三天后就有捷报传来。敌人的一个师被他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坐在地图边量了又量。之后就讨论、讨论时也有争执,对有的问题看法并不统一,甚至相互批评,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可行的方案。
  “马上召集各团开会!”夏伯阳说,“要跟大家把一些事情讲清楚……”
  “好吧……立刻集合!”叶兰尼站起来,要求各团团长马上将各自部队带到那座能坐最多人的电影院里去……
  “告诉大家,马上来听报告!”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是夏伯阳同志作……”
  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是真心真意的?还是句玩笑?或是讥笑夏伯阳喜欢“作报告”?单凭他的口气是什么都不能判定,他开玩笑和下命令用的语气都是相同的。
  过了半个钟头,在电影院又宽又湿、座位又不舒服的大厅里塞满了穿着灰大衣的士兵,连多余的一点空地也没有了,实在挤不进来的人就踮着脚站在门外。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按常规,上面放着一只盛水的长颈瓶,一只玻璃杯,还有一把带木柄的发亮的摇铃……夏伯阳刚一露面,大家就立即叽叽喳喳地低声谈论起来,有的人马上咳嗽了两声,戴正了自己的帽子,摆出一副自己是顶呱呱的神情。当夏伯阳刚说出那强有力的、大家喜爱听的第一个词“同志们”时,台下密密麻麻的战士们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会场里寂静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期待着他们想要听的话。
  “同志们!”夏伯阳对大家说,“马上咱们就要同高尔察克打仗了。咱们大伙儿在草原上打死的哥萨克多得数不胜数,胜仗咱们打得也不少啦。高尔察克将军这回逃不了啦……”
  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场突然像暴风骤雨般情绪昂扬,势不可挡。欢呼声、叫喊声和震耳欲聋的掌声使会场气氛立即变得十分的热闹了。过了两分钟,气氛更加高涨。原来一文不值的话语现在却价值千金了。夏伯阳有几句很中听的话是不到关键时机不会说出来的。这些话事实上只是些完全普普通通的话语,根本说不上有什么绝妙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些单纯、热情和极易受感染的战士而言,却可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志们,我不是沙皇统治下的将军……”夏伯阳愤愤地说,“那种家伙常常在三百里以外下达命令,一定要部下拿下某个山头不可。部下向他报告说,没有炮兵援助便没办法接近那个山头,因为那儿有三十道带刺的铁丝网……可是他,这个灰毛鬼,竟下达了如此命令:体操你们练过吧?跳高也会吧?那你们就跳过去嘛!”
  当他讲到这个地方时,大家禁不住放声大笑,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以示认同。这样朴实、浅显、生动的话语很对大家的胃口,也正好讲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我算不上将军,”夏伯阳舔了舔嘴唇,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接下去说,“可是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我会永远冲在最前头,假如有危险的话,我会第一个冲上去……第一颗子弹会向我打来……但是人总是想活着,哪一个愿意死呢?所以我挑选的方法是既可以让大家安全保险又不会让我自己白白去送死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打仗的策略……”
  他的报告从头到尾用的都是这样的语句,保持的都是这种口气。其实他令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不喜欢唠叨过长,这倒不是他不会,而是他懂得简短直说的好处。
  他说完以后,叶兰尼就不好再说些什么了,就是费多尔的讲话也难以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报告完后举行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都是些即兴节目,倒也十分精彩奇特。或许只有在那些日子里,确切地说,只有在前线上才可能有此种的音乐演出。

  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刚结束话语,似乎那几句话还在空气中打转,大家还在等待着听下面的话时,手风琴声就忽然响起来了。
  谁也没留意,这手风琴手是从哪来的,是什么时候登台的,但不用怀疑,他一定是得到某种暗示。他演奏的是支什么曲子呢?是《喀马林舞曲》……舞曲演奏的是那样铿锵有力,听了不禁让人产生想跳一跳的念头,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夏伯阳摆出副花花公子的架势跳到了台子的正中央,两脚便不停地跳了起来……开始是以小天鹅般的弯曲、转圈……接着就是脚后跟、踏步,这是乔特卡舞……当几千将士在发狂地叫喊、喝彩、鼓掌的时候,他用左手握住自己那把漂亮的镶银马刀,利索地蹲下,只听见脚下的马刺咔嚓咔嚓地作响,帽子也歪向了一边。这真是手风琴手的荣幸!要知道,夏伯阳这是在他的手风琴演奏下纵情地跳舞啊!而这把手风琴由于用力过猛已有些变调了。手风琴手是维亚特卡省人,身体十分强壮,鹰钩鼻闪闪发亮,宽阔的脸上长着一双小眼睛,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潇洒的姿势跳完了,夏伯阳就跳到旁边去了,他掏出一块满是油腻的烟色手帕,擦着那张汗涔涔的脸,那张脸显得既高兴又自豪……
  台子整整一个小时都被占用着:这时已不再是独舞了,而是成群结队地跑上去跳了。喜欢跳舞的人实在是不少,差点儿快变成了一场真正的跳舞比赛了。那些跳得太久的被人家粗鲁地赶下台去:“你跳够了,该让别人跳跳了吧!”

  跳舞过后,接着上来的就是说故事的:其实都是瞎编胡吹,听了只能让人起哄而已。那时在前线上无法看到书和文集,当然也没有什么革命歌曲集,前线没有这些东西,除了一些民间短歌和大众军事歌曲外,大家能看到的东西真是太少了……
  讲完故事后,歌手们便扯开嗓子忘乎所以地唱了起来,唱的什么歌根本就未加考虑,想到啥就扯起喉咙唱啥。

  真是白白地浪费时间!但这是畅快淋漓的、有声有色的、丰富多彩的、发自肺腑的放松。
  战士们结束了长途跋涉,远离了野蛮疯狂的战斗,走出了紧张枯寂的战壕,抛开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这样的休息,他们是多么地开心和适意啊!他们无论是在小木屋里,还是三五成群地在融雪泥泞的大街上漫步,或者在桌旁围成一圈,在马棚里,或是去寻找粮种,那次难忘的音乐聚会总挂在他们嘴上,夏伯阳成为他们谈论的中心。这样的指挥员正是战士们十分爱戴的……
  清晨他迎着黎明的曙光,在寒风刺骨、浓雾弥漫的田野上,带领着散兵线和纵队士兵如猛虎下山,去冲锋陷阵和搏斗厮杀,而一到晚上,他又和战士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尽情地跳起了“喀马林”舞……请别忘记,那时的确需要这种出生于农民群众中的,并拥有农民一切特点的指挥员。然而当群众一旦成熟起来了,也就不会有这种需要了。例如,当时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访织工人团就不需要夏伯阳这类人物了。在那里,他那一套粗俗的讲话就不会受欢迎;在那里,沉着冷静的思维胜过了比英雄好汉的勇猛豪爽;在那里,没人跳“喀马林”舞而更喜欢座谈和集会;在那里,和夏伯阳谈话就和常人说话一样难以激起赞赏的目光和洋溢在脸上的兴奋,所以,夏伯阳不愿走进伊万诺沃纺织工人团,因为那里的人对待凯旋和狂欢都很不在意。

  费多尔头一次到师政治部去时,受到了冷遇,显然是人家对他有成见。
  “这是为什么呢?”他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压根儿也不知道这是政工人员把对“草莽英雄”夏伯阳的轻蔑全都发泄到了他这个“夏伯阳的政委”头上了。
  而且,政治部的人都知道克雷奇科夫与夏伯阳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不难理解。或者是“我们的政委”受了夏伯阳的影响,一心要投靠这位英雄,甘心做个傀儡,完全听从别人的而缺乏自己的主张;要么就是“我们的政委”根本不用受别人的影响,他自己原本就是个“流寇”和“绿林好汉”……
  尽管有人这样看,有人又那样想,但他们都一致同意一开始就给“这位政委一个下马威”。
  因此当费多尔来到师政治部时,主任对工作、需要、计划等问题只字不提,而只是幸灾乐祸地把一张纸条塞给他,不屑地盯着他的眼睛,等待他的反应。
  这张纸条原来是一张传票,是军事法庭传唤克雷奇科夫这一“被告”出庭受审。
  他起初还蒙在鼓里,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他才醒悟过来,于是哈哈大笑……政治部主任约日科夫莫名其妙地看着费多尔,显然,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为什么事出庭?”他盯着克雷奇科夫,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我知道……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您看,是这样的。上次我同夏伯阳到萨马拉去的时候,紧挨着路两边排列着高高的雪堆,如果稍不小心,就会撞上雪堆……忽然有个不可一世的家伙,娇生惯养的模样乘着雪橇直冲上来,好像是个联络委员什么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看起来像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这个王八蛋乘着雪橇冲得飞快,我们无路可让,为了避免相撞,只好往雪堆跳……气得我给了他一记耳光……他勒住马,跳下来仔细盘问了我们,把夏伯阳的名字也记下了。就这事他竟上告军事法庭……”
  费多尔毫不在意地讲着这桩极为寻常的事件时,约日科夫脸上那种洋洋得意的、幸灾乐祸的表情逐渐消失了。本来这事就无聊,用不着幸灾乐祸,而他却以为“我们的这位政委真是不怎么样,肯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才被军事法庭所传讯的……”真是胡说八道。从另一方面看,费多尔的样子既直率又和蔼,挺有风度的,而且他的所有谈吐也完全不同于“草莽流寇”,约日科夫对费多尔的看法在第一次见面以后就开始改变了直到彻底消除了成见。可以这样说,当初有多少怀疑和不友好的看法,后来就有多少坦诚和推心置腹的态度。
  费多尔回复军事法庭说,那只是小事一桩,战争在即,脱不开身,这里正需要他……
  “当然我应服从任何缺席裁决,”他写道,“但我还是要把事实讲清楚……”
  接着他陈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军事法庭调查了真相,相信并接受了他的意见,到此为止没再打搅他,倒是后来清党时听说那个家伙被作为“投机分子”清除了。

  不久,克雷奇科夫和约日科夫,又通过约日科夫和全体政工人员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克雷奇科夫很快改变了他们对夏伯阳的误解,并使他们相信关于夏伯阳的流言蜚语都是捏造的。
  只有一次,而且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发生过在职权权限问题上的不愉快的争执,争得很激烈。关于政委和师政治部主任之间的职权划分,在整个内战时期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复杂问题,现在约日科夫和费多尔为此争执一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约日科夫坚决主张政治部要完全独立,直属集团军,完全不受政委的干涉,有事通声气就行。可是费多尔则另执一词,他对这些问题有着相反的主张,他引证了各种指示和决议,这些文件他在萨马拉时已经搜集了一大批,并仔细研究和深入领会过,现在就运用“合法依据”无情地驳斥约日科夫。这个问题后来很容易地就解决了,但不是经过争论,不是根据这样或那样的论据,也不是依照教条式的原则,引证这样或那样的“条款”,而是靠活生生的战斗现实本身而解决的。费多尔初来的几天,几星期,他觉得要领导宣传鼓动工作,从事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在群众中开展系统周密的工作,做好日常监督及各部门的统计与情报工作,联系各个支部,并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哪有分身术和足够的时间去干这些呢?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政治部的日常事务也是政治部主任的分内工作。作为政委,常常连续好几天在各旅蹲点,这时候根本不可能在师部里呆着,他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发现问题,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应当如何解决,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才是第三位的事情,应当把力量投入何处,到何处去组织力量,当前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哪些工作上。
  费多尔掌握了师部及周围情况后,他只就最主要、最迫切的工作向政治部下达指示,他们得到指示后,就依靠自身力量,用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机构去贯彻实施。这样费多尔不仅同政治部握手言和,而且关系更加密切了,直到最后一天,他们也没发生过一次冲突,甚至连一次分歧也没出现过。他知道,不应该对政治部发号施令,只能去协助它,并监督其执行主要指示的情况。

  政治部像一块大海棉,不断地获悉许许多多的情报。他们从部队及附近居民那里学到丰富经验,然后通过开会和个人思考的方式消化吸收这些经验,再通过分散在各处的组织和宣传干部,运用大量的传单、号召、指令和守则把它们推广出去。
  政治工作无论做得好与不好,都一直在做。不只是对自己的作战部队,甚至是对前线附近的居民……担任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乘“红色马车”,挨家挨户地向居民宣讲红军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去,建立红军的目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作及国外的动态等等。他们自己常常也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打听,所以说起来经常不能自圆其说,但那些要点还是能传达出来的。他们是灯塔,是喉舌,是群众的老师……有时演节目,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台幻灯机,鼓捣一阵就放起幻灯片来了。在那偏远、闭塞的小乡村里,有一半是鞑靼人,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到三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因此幻灯机可算是稀罕玩艺儿……
  对红军的工作比较容易一些。部队比较集中,有素养,有组织。而且,农民哪能和他们的政治觉悟相提并论呢?即使没有政治部,红军的党支部也经常担负起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它只需要政治部提供最新的学习素材,至于具体工作,他们自己也足当此任。
  团部所做的工作则各有不同。要看这个团驻扎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任务。在后方,休整时期,可以系统地安排学习,并可通过天天的学习逐步扫除文盲,可以安排在不太广的范围内讲课,可以安排一定时间组织阅读。但是行军打仗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常常几个礼拜没有一份报纸,别说上课和开会了。打仗时,就得打仗!休息的时候就得尽快躺下睡着,养好精神;或者就是补一补破了的皮靴缝一缝脱了线的靴底,整理一下行装,准备明天一早新的行军。
  每次下到各团去巡视的时候,师长和政委两个人都很自然地各行其务,他们谁也不事先打招呼,也不事先商量好,经常是费多尔来不及与所有的指挥员交谈,夏伯阳也来不及了解各支部和政治工作的情况。但是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来不及做的,另一个人肯定会去做,而在继续巡视和在路途中的相互交流中,他们对团里的全部情况了解清楚了,俩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总攻高尔察克时,雪已完全融化,河里的冰也在解冻。先是山坡的地面开始显现,接着山谷的地面也显现了。雪水漫过小路,泥、雪和薄冰搅混在路上。有些地方步兵也无法通行,遑论炮兵和骑兵了。很显然已春回大地了、
  部队行动缓慢。这样可或多或少地说明红军最初进攻迟缓的原因。但这不是全部的理由。头几次交火后,高尔察克的先头部队停火了好像在等待什么。于是他们不断遭受四处的打击。“塔拉斯·舍甫琴科团”向红军投降,打乱了敌军在这个地方的整个部署,大大鼓舞了在这里作战的红军部队。红军部队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而是更加协同一致,更加坚决顽强地打击敌人。敌人的阵线危机四伏,红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不光只是目光敏锐的人,任何人都已经觉察到一个历史性转机的出现。希望在增加,力量在增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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