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值得记念的一天，这一天，我军在全线发起了总攻。在这之前，是断断续续的争夺战。
前线无暇休息。
四月二十号复活节前后，我军同敌人初次交战。敌人随后乘机从布古鲁斯兰向布祖卢克转移。部署在鲍罗夫卡河左岸的叶兰尼旅下属各团成功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压力。各团花了很大力气才开到这里：冰雪融化的道路和春潮四溢的急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不仅大炮过不去。就连机枪要运过河也得拆开散装在麻袋中。他们刚到达鲍罗夫卡河。战斗就打响了。战斗一直打到乌法都未曾停止过、
在布古鲁斯兰附近的一次战役中，叶兰尼几乎落入敌人虎口……幸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得以脱险。
他和维赫里率领七十名骑兵插入敌人后方，发现深谷里有一连正在行军的炮兵。他们紧急追击，直到靠近时，敌炮兵军官们才搞清这些骑兵的来历，马上命令用榴霰弹向他们射击。但炮手拒绝开炮，甚至军官们用军刀和枪柄打他们也于事无补。
叶兰尼指挥大部分骑兵去包抄敌人，转移敌人的视线，而他自己和维赫里带领一小队骑兵从另一个深谷插了过去，突然出现在大炮跟前。 那些惊恐万分的军官们连忙举起毛瑟枪，但已经太迟了——维赫里只身出马，劈开一个家伙的脑袋，又把另一个家伙掀下马，而“炮手”则把其余的军官打翻在地或者将其双手反剪捆了起来。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干净利索，那些“炮手”好像是在等骑马的到来。那抓住军官的炮手们用央求的目光求饶，其余的则举起双手傻呆呆地站着。
军官们一个也没留，士兵们也一个没碰。
这个炮兵连原本是赶去增援一个团的，但这个团已陷入绝境而向红军缴械投降了。
维赫里留下来指挥战斗，叶兰尼本人带领十几名通信员，继续追击敌人的辎重队，他们赶到那些装满鞋子和军服的辎重车旁，看着这一切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辎重兵根本无还手之力，有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天降神兵吓住了，有的还稀里糊涂地以为这是自己人，是“奉命”来把他们派驻别处的，就这样，这支由几万辆车子组成的辎重队竟成了穷红军团队的外快。
有一支敌军的师部就驻扎在辎重队附近，那里已乱作一团了。
在类似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夸大袭击的规模，师部里的惊慌和混乱就是最好的证明，惊慌可以使“袭击者”轻而易举地就能获得胜利，而且还常常可以获得大批的战利品。
这次突袭也像往常一样，敌人慌了手脚，谁也来不及想该怎么办，谁也不想组织抵抗，谁也不设法去观察一下，了解一下情况，每个人都只想保住自己的这条小命。第一个逃跑的是师长佐罗托祖鲍夫上校，他和师里的神父一块跳上一辆值班的马车就溜之大吉了。师部里到处都是胡乱奔跑的人，叫喊声，混乱、焦躁的咒骂声，威吓声响成了一片……
十多名红军骑兵在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敌师部人员中横冲直撞，呐喊着，并不时地开枪示威，喊话要敌人投降，可已乱作一团的敌军更是混乱不堪。
叶兰尼纵马去追那个敌师长，眼看就要追上了，待举刀正欲往下砍时，忽然那位“老兄”杀了个回马枪，子弹正中叶兰尼那匹马的前蹄，它瘸了，跑不快了，马车也就停下来了，上校跳到了地上，举起毛瑟枪又开了一枪。
第二颗子弹打中马的脑袋，马儿摇晃了几下就栽倒在地。叶兰尼在马倒下的时候，忙甩镫离鞍，跳入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
树林边，一个农民赶着一辆大车，套车的马儿十分健壮。叶兰尼跑到他面前，二话没说用枪口对准了车夫，然后跳上了紧靠身边的那匹套着的马，砍断边套就直奔同志们停留的地方。
这时混乱已经过去了，敌人已经渐渐懂得，袭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看来留下的同志已被他们赶走了，说不定有的已经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空荡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当叶兰尼从敌司令部的木屋旁边经过时，才看到了一个面颊血肉模糊的通信员，没有骑马。叶兰尼向通信员走了过去，想把他让到自己这匹健壮的大马的后面。通信员毫不犹豫地就抓住了叶兰尼，然后纵身上马，差点儿把叶兰尼从马上拉下来。
他们两个人扯掉了红军的标志，同骑着一匹马，从辎重的后面，从木屋的后面，向远处的一个山岗奔去，叶兰尼猜测自己的团这时该开到这里来了。不料前面一队骑兵正好挡在路中间，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绕过去了。他们是些什么人？
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家弟兄。原来他们走离了辎重队，正不知该如何穿过林中空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正在平原上缓缓移动的自己的部队会合。
叶兰尼的这匹马也挺健壮的，可是骑它去冲锋陷阵是肯定不行的。这一点对于一向以最出色、最勇敢著称的通信员之一的亚什卡·加拉赫来说再清楚不过了。
“指挥员同志，”他恳求说，“骑我的马吧，我下来走就行，一旦被敌人抓住，我就说是俘虏，或许他们不会碰我。命运有时会捉弄人……”
已容不得多想了。叶兰尼跳下自己那匹高大的牝马，骑上了亚什卡那匹敏捷的骟马，把同骑的那个通信员仍留在了自己那匹马上。大家一字形排开，出发了，只留下亚什卡·加拉赫独自一人，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回走着，去追赶辎重队。（三个星期之后他才回来。他说他是混在敌人的辎重队里才得以逃脱的，当兵的庄稼汉没有碰他，也没有去向上级汇报。但是，立刻逃脱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被赶到几辆大车上去了，这大车和我们的队伍逆道而行。）
叶兰尼这一行人马飞驰在田野上，子弹“嗖嗖”地从耳旁呼啸而过，像蜜蜂一样嗡嗡地乱叫。有两个骑兵中弹而栽倒在辽阔的草原上，包括叶兰尼在内的其他的人都冲了出来。另一侧翼飞来了一支骑兵侦察队，并且很快地冲在全团的前面，去阻拦敌人的辎重队，有一部分辎重车已经逃脱了，但是大部分都被这个团缴获。这批物资当时对这群赤脚褴褛的叶兰尼队伍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各团、各旅、各师都存在着不如实上缴“战利品”的毛病，一般都要打埋伏，留给自己用：有的只把储存后余下的东西才交到“上面”去，而且上交的都是没用的东西。不仅衣服、鞋子、粮食是这样，而且就连步枪、子弹、机关枪，甚至连大炮也是这样。有时竟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有的团勉勉强强只能凑够十来挺机枪，而有的团竟然一下子能够找出上百挺来，但大家都守口如瓶，从来不说实情，甚至对上也是遮遮掩掩，甚至上级领导也休想从“统计报表”中得知确切的数字。
这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家，甚至没有一个旅长肯对“夏伯阳本人”说老实话。
事实上，夏伯阳对这事也从未弄清楚过，虽然当他下达命令的时候，公开地常常暗示有二三十挺多余的机关枪没上缴，有时还提及有“没上过帐”的大炮，而这也不过是他偶尔发现的，甚或是从团里说走了嘴的笨蛋那里听到的。
报表里所写的现有武器的数字，没有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没有损失，损失还是有的，只是汇报时不愿提及，况且说了损失就是十分丢脸的事。因此，受了损失时大家都默不作声，而是用他们那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秘密“储备武器”来弥补。既然受了损失大家闭口不谈，那么他们也不会和盘托出所缴获的战利品。
这里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远见”：不追求昙花一现的荣誉。为了扩大“储备武器库”，他们往往把战利品的数字少报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多。
这些积存的东西都放在哪里呢？它们是如何使用的呢？
经上缴师部的“废品，次品，劣质品”，这些近乎无用的东西，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因为稍微好点儿的必定自己留下了。
当费多尔得知了这套把戏以后，就对下面缺这少那的哭穷感到不那么着急了。他知道底下往往要“事先诉苦”，在真正的需要到来之前，他们很早就开始大叫大嚷，对他们的话只能这样来理解：
“师部，帮帮我们吧！不然的话，就得动用我那‘秘密储备’啦……”
果不出所料，大叫大嚷过后真正的需要就会接着到来了，增加了，迫近了。
如今叶兰尼旅在内部已把所谓的战利品给分了，上交给师部的已少得可怜，更别提留些上交军部了。
直到叶兰尼旅这次打胜仗之后，费多尔·克雷奇科夫才真正明白了这一切。他想：“第一，充分注意每次审计兵力的数量；第二，要尽量使指挥员减少说谎的次数。”
这里要先交待一下，大约半年之后，他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不过总的来看微不足道。同时他又看到了另一种情况。旅长叶兰尼率领一队通信员钻到敌人后方打了一场漂亮仗，打垮了一个炮兵连，加速一个团的敌军覆灭，把敌军辎重队弄得乱作一团，还差一点把白匪师长给活擒了。
这一切按理说都是很有鼓舞性的事件，不过……那时的费多尔也许有了另一种预感，甚至于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作出了一个符合逻辑、无法辩驳、令人信服而又清晰的结论：一个指挥员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醉心于个别的胜利，他应时刻关注着全局利益，要关注整个战役、整个部队，而把个别的任务留给部下去完成。叶兰尼一时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可能会酿成悲惨的结局，一旦他在战场上牺牲在佐罗托祖鲍夫的枪下，而他的副手，打比方说，又不够一个帅才，那么这个旅可能会全都葬送。
那个时候，费多尔无时不在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但也只是想着而已，在事实面前被一次次打碎。倘若谁有一个大胆的企图——虽然他的做法听起来荒诞离奇，但只要换来好的结果，他也不会去怪罪，这足以说明特别功勋还是深深吸引着他。
一听说叶兰尼出了麻烦，夏伯阳和费多尔、科奇涅夫、佩基卡·伊萨耶夫就立即带上了十五六个骑兵去看他。单个人去那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狂妄的敌方侦察队随处都可能出现，乡下的富农对红军战士也是咬牙切齿，更不用说是“首长”亲临驾到了！
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漾溢着节日的气氛，各村镇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穿着鲜艳的无袖长衫和五颜六色的衬衣在各个地方游玩、唱歌、嬉戏打闹——看到所有这些景象实在让人感叹不已。几个驼了背的老太婆坐在墙跟前的土台子上，哼唧几声。为了这个温暖的节日她们打扮起来，个个都穿上了厚厚的老皮袄，像癞蛤蟆一样从洞里爬了出来，这里站几个，那里立几个，活像一尊尊黑色的大理石雕像。
有不少人聚集在村苏维埃附近，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时光。夏伯阳给他们指出了一个摆脱节日无聊的正确方法。
那个时候，各村有不少因小溪冲刷而形成的许多很深的积水沟，旅部有不下几十辆马车都陷进了这些深沟里，绳索拉断了，车轮也扭坏了，严重阻碍了交通，于是他们每到一个村子就把苏维埃主席找来，下令让他们赶紧动员人去修路……大家应声行动起来，虽然看上去大家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然而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却看到路已经被修整得平平坦坦。
好了，就这样，村到村，镇到镇，路可以畅通无阻了，一直通修到驻扎在最远处的那几个团。
在司令部里他们碰到了叶兰尼。几乎是习惯了，他们马上把一张涂满颜色和标满线条的地图铺在桌上，并根据最新获得的情报指出了敌人驻扎的各个据点。
没过多久，有十几名骑兵向司令部驰来，他们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溅满了泥浆——看样子是累极了……原来这是一支由旅政委布罗夫带领着去侦察敌情的侦察队。他们摸到河岸边的四个村子，甚至还泅渡到了河的对岸，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布罗夫解下一个拴在紧靠喉咙某个地方的记事本，怕过河弄湿了，向在座的人条理清晰地介绍了河对岸的情况……敌人已经抢先做好了准备迎接红军进攻的一切准备，集中了他们的兵力，调整了炮兵，重新布置安排了部队，并赶忙向各个方面派出一片黑压压的大批辎重车队……小小的记事本可发挥了大作用，他们把弄来的情报顺次报告了师部和集团军部……
费多尔高兴而自豪地望着眼前这些人高马大，体格健壮，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政治委员们。这位原彼得堡的钳工，他是在一九一八年便自愿加入了红军而去上前线。
他们走到一边开始谈了起来。
“政治工作搞得如何？”费多尔问道。
“什么？！”那位政委摆了摆手说，“实话对您讲吧，克雷奇科夫同志，我什么都没干，真的，无论您怎样批判我，骂我，我也没说的，反正我是没有时间。怎么做工作？是过河去侦察，还是给他们讲一讲党纲？……我想还是过河侦察更重要一些。”
“这当然没错，”费多尔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是形势让我们这样做的，谁也不会反对，不过，假若时间允许，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时间！”布罗夫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一面用手指卷着纸烟。
“我想你说得太……”费多尔反驳说，“太过分了，眼前，没有时间是事实，重要的是要善于挤时间……”
“您试试去和我们的那些小伙子讲讲这些。”布罗夫苦笑道。
“这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您去试试就知道了。”他好像对克雷奇科夫有些不耐烦地说，“老实对您说，这件事有些那个，可真那个……”
说着他伸出了一个指头，像是出了个等着别人去猜的谜语，一副意味深长的样子。
“的确很难吗？”费多尔关切地问道。
这位政委默默地点了点头，而后脱口而出：
“不只是难办，简直是不可行！他们说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读书的……等打完了仗，读书的时间多着哩！其实就这个理儿……”
“那这正好开始您的工作嘛！”没等他说完，克雷奇科夫就接碴儿说，“政委就是要解决大家思想上的疙瘩，使他们明白，不懂政治就不能打仗……假如一个军队搞不清楚去哪里打仗和为什么去打仗，就不够格。总会找到时间向大家讲明白这些事情的嘛！没一点空，我不相信挤不出一点时间来……您试着做吧……下次您就能体会到是可以办得到的……这就需要动员大家，各团政委，支部……当然，主要还是说自己……对，有很多工作还要靠您自己的……”
“我这个人嘛您看看。”他指着自己身上穿着的那件湿淋淋脏兮兮的短上衣说。
“不仅仅是这样……”费多尔摆了摆手很严肃地说，“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正是您和指挥员不同的地方。如果您还只是做这类工作，那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只会打打仗，其他的就一窍不通了……”
“可在他们眼里，这却是最重要的……”政治委员为了说服费多尔说，“如果您跟他们格格不入，那他们要您还有个啥用？他们就会说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自己说……”
“等一等，您先别往下说，”费多尔打断了他的话，“我只想请您知道怎样去做应当做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不能单做一件事——除了我们，谁还去教育我们的部队呢？您应该明白，仅仅做一名骁勇的军人是不够的，还应该是一名觉悟性强的……”
接着，他给布罗夫列举了很多事例，证明即便在最为复杂的条件下政治工作的进行也是必要的可能的。布罗夫再也没有表示反对，可是能看出来，要他去担当这个重任，不会做出很大的成绩来……至于做个指挥员什么的，他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过了不久，就派这位同志去做指挥员了，而委派另一个人接替了他的政委职位。
他们说完话后，重新回到了桌子旁边。叶兰尼正在讲述发生在昨天的那桩事情。
“……约摸有十五名同志……穿着与平时几乎一样，身上没戴任何标志性的东西，都是清一色的战士。就连指挥员帽子上的那颗红五星，也被摘下来放在口袋里。我们进村后，就直奔村苏维埃：‘主席在哪儿？’那里聚集着五十来个庄稼人，见了我们，互相嘀咕了几句就往旁边躲闪开了，似乎很害怕……
‘你们是高尔察克当兵的吗？’他们问道。
‘是的。’大伙儿回答道，大家想趁此冒充一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你们来这儿干啥，打仗的？’
‘是来打仗的，弟兄们，我们奉命来搜查这里的红军的。你们知道红军在哪里？’
接下来大伙儿就向这些庄稼人询问开来：哪些红军部队人马驻扎这里，他们驻扎在哪里，目前开往哪里了，红军和农民的关系怎么样。
老乡们一句话也不说，都耷拉着脑袋。
‘伊万·帕尔芬内奇就在那里面，叫他来给你们说一说吧，他知道的很清楚，他是苏维埃主席……’
伊万·帕尔芬内奇出现在了门口，这家伙看上去足足有十一普特重……”
叶兰尼边说边用两只手围着肚子比划着，表示伊万·帕尔芬内奇的块头是怎样地大。
大伙儿一阵哄堂大笑。
“真的，真是这样的，”叶兰尼十分确定地说，“在这里各个村子的苏维埃里，随处可见庄稼人一向软弱怕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于是，各式各样的乌龟王八蛋就被选出来了……”
接着，伊万·帕尔芬内奇就从台阶上走了下来……他睁大了眼睛，无畏地朝着‘高尔察克的部下’健步走来。他一出门就又点头又哈腰，连连地行礼，满面赔笑，说道：‘你们好哇。’
‘你就是主席？’同志们问道。
‘我就是。’他一面说一面笑了起来，‘穷哥们逼着我当主席，我不便推辞……我们一直翘首盼望你们来，亲人呐，上个礼拜就——如今，谢天谢地，可算是把你们盼到了——我真是在这里操碎了心……’
同志们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别跟我们耍花样，有话就直说。老老实实地说，你们的人在哪里？’
‘我们的人，谁是我们的人？’主席他们睁大了眼睛开口道。
‘哼，什么是谁！我说的是红军在哪儿？你这个红鬼。’
主席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像是在诅咒，又像是发誓般地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又从人群里找出三个证人来（都约摸有八普特重）帮他作证。
‘是啊，红军在哪里呢？听说……伊万·帕尔芬内奇可是个好人，他从来不和那些人打交道，每次来苏维埃都是老乡们要求来的。’
大伙儿从马上跳下来，走进苏维埃，记下了他所说的话，让他签字，说要把这些材料都送到长官老爷那儿去……
他们都一一签了字，这群狗东西……当时我们立即就把他和那三个辩护人都装到了马车上，并拉到这里来了。他马上弄明白了，立即大声地号叫起来，说：‘上帝在上，我自己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啊……’庄稼人在一旁都被吓蒙了，不知道说什么……老乡们全都被吓得目瞪口呆……”
叶兰尼讲完了摆了摆手。
费多尔问道：“现在他们都在那儿呢？”
“都被送到法庭里去了……前线附近的老百姓都被弄晕了。这确实是真的，一个礼拜里总会有四次军队来，不是白军来，就是红军到，也搞不清楚先来后到了，至于谁欺负他们厉害，也不得而知，而谁又没有触犯他们……马儿被抢走了——也弄不清有多少，大车被损坏了，板房被烧了，锅碗瓢勺摔碎的摔碎，抢走的抢走——还是不要去提这些事情为好。农民们倒是想出了一套办法：他们把成群的牛马赶到密林里去，夜里把草料送去。若士兵来问的时候，他们就说：‘马在哪里呢？牛呢？’
‘全都给赶走了……一头也没留下。’
‘谁赶走的？’
假如来的是白军，他们就说是红军干的；倘若来的是红军，他们就告诉红军说是白军干的。这么说倒还一时能应付过去，可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后来我们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就派人到森林里去搜寻……把所藏的牲口全给赶走了。这个时候，全村人就呼天喊地，悲痛欲绝……当鲜血在人们看来都无所谓时，眼泪是打动不了他们的心。”
夏伯阳他们在去往各团的路途中，顺便进了一个村子。
“这里有苏维埃吗？”
“苏维埃？”老乡们有些害怕地说，“是的，以前这里是有过……”
“在哪里？”
“噢，该是在这幢房子里吧。”他们指着一幢门窗都被封死了的大房子说。
“现在呢，现在又在哪儿呢？”
“现在？谁晓得呢……在村子里……在那里吧……在村子的那一头……”
“乡亲们，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啦？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是晓得一些……不，我们一窍不通……”
“村子那头，有人知道，你去那里看看吧……”
“那你住在这个村子吗？”
“我们都住在这里的！”
“对苏维埃的事该是很清楚吧！”
“应当是的……”
“有村长吗？”
“有。”
“有牛奶吗？”
“也有。”
“那好吧，给我来一壶凉牛奶吧，快点儿。”
“这当然可以……喂！万纽什卡。”
一个小男孩应声跑来，然后去取牛奶。
可村民们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该说些啥。在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认出了夏伯阳，可是他不敢确信他就是红军军官。渐渐地，他们根据各种迹象和亲眼见到的一些事实，又凭着他们共同的回忆才逐渐开始相信了。话匣子逐渐打开，也不拘谨了，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很同情红军的。只是由于厌倦了这兵荒马乱的生活……他们已经害怕到了极点……这种恐惧感是长时间的，慢性的，而且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老乡们说，他们非常渴望有一天能过上太平日子——战争在哪儿发生，遭殃的总是他们这些老百姓。战争把他们给弄苦了。
夏伯阳他们这一行人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和老乡们攀谈了有一个多钟头。当他们临走的时候，老乡们都热情地送别，就像他们自己的同志似的，还说了些离别的话语……
米哈伊洛夫带领着他的那一团的人驻扎在博罗夫卡河岸边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个只能沿着河岸走才能到的村子。而在河的对岸，也已布置了大量的敌军，一线排开，他们躲在小土岗后面，不住地放冷枪：只要他们看见有人，就使劲儿地往对岸开枪射击……眼看快要靠近小村子了，已经看得见粮囤了。这个时候，敌人火力更猛了，嗖嗖地子弹到处乱飞，还打中了一个同志的腿。大家催马前行……十几匹马拉成了一行，它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二十米左右。
这个时候，费多尔回忆起他在斯洛米欣斯卡亚战斗中逃跑的情景，，立刻有了主心骨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此时此刻，他已经不像当时那样慌慌张张，手足无措了。和先前一样，依旧是炮弹乱飞，乱飞的子弹甚至比炮弹更可怕。不管是子弹还是炮弹，都有它们各自的威力，“子弹可以打入人体，榴霰炮弹可以把人炸得四处乱飞”。他纵马驰骋着，什么也不顾了，他甚至不相信子弹会打到他身上。“旁边的人——当然……或许……而我——恐怕还不至于吧……”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在向前飞奔的时候，有两匹马被打伤，一名通信员的帽子也给打飞了……他们连忙跳下了马，一个紧跟着另一个，躲到高高的干草垛后面，然后从一垛干草跑向另一垛干草，从一座粮囤奔向另一座粮囤，他们就这样向村子里跑去。夏伯阳是跑在最后的一个，费多尔想看看夏伯阳是如何跑的，就躲在一边注意观察着。只见夏伯阳先是猛地向前一冲，撒腿跑了几步后，突然又往回一拐，躲在一堆干草后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跑了出来，却不是直接就往村子里跑，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跑了一圈，他是最晚一个到达司令部的……
费多尔不觉心里一阵纳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点害怕了？在粮囤后面躲来藏去的？就像个胆小鬼一样。”
“我最讨厌流弹，”夏伯阳很严肃地回答道，“我恨死了……我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战斗中——来吧，我不怕……但在这里……”他狠狠地用劲地吐了一口唾沫。
要到达司令部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从河对岸的小土岗子上射击，整个村子就都在火力射程范围以内。只要发觉村子里有人活动的身影就马上开枪射击，一排一排的子弹，不时地飞来。红军战士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爬上了粮囤，躲在房顶上、篱笆后，或是在仓房的墙上挖上很多小洞，十分警惕地注意着河对岸的情况，他们只要看到黑影晃动，有个人跳了出来，或者是看到从土岗子后面的某个地方有个脑袋露出来，他们也马上开枪。这里好像并不是在打仗，而是在互相狩猎，狙击随时出现的目标。
可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村里的姑娘们，仍穿着五颜六色的节日盛装，在各个地方抛头露面，在有些地方，还经常听到她们唱歌嬉戏的声音……小伙子们也不舍得放过机会，他们围着姑娘们绕来转去，和姑娘们一起翩翩起舞，甚至还有个小伙子拉着手风琴来献殷勤，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
应当说，小河并不算宽。以至于从小土岗子后面，一切都尽收眼底：进进出出的农民和战士，蹦跳歌唱的姑娘们……朝小巷飞来的子弹总是把红军作为惟一的目标。老乡们仍旧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仿佛根本没有发出任何事情似的——不慌不忙，一副十分坦然与安详的样子。若不是耳旁的枪声断断续续传来，单凭老乡们的那些神态来看，根本就很难想到随时都会被死亡夺走生命，村子似乎是处在大后方的某个地方，人们十分坦然地过着自己传统的节日——复活节。
夏伯阳他们很想让米哈伊洛夫派一个侦察小组去河对岸打探一下情况。
事实上，米哈伊洛夫一大早就已经把侦察小组派出去了。他现在正在焦急地盼着他们回来呢。
不多久，侦察小组就返回来了。有两位侦察员在对岸牺牲了，他们是在走到浅滩时，就在临回来前的最后几分钟被敌人打死的，在前线，几乎没有白白的牺牲。他们听了侦察小组的汇报，立即召开了会议，并决定当天晚上进行偷袭。他们很清楚，在这个浅滩里敌人的防守肯定很严，所以一定得在天黑以前找到一个新的浅滩。
对于这次偷袭，米哈伊洛夫决定亲自进行指挥。对这次偷袭他们抱定了胜利的信心，主要是通过各式各样的宣传已被我们有一半的白军争取过来了。
为了达到效果，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却新颖的宣传方案：十多个共产党员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爬出去，匍匐着穿过那些通道。
他们朝着敌人的方向一直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终于爬到了木障子前面——还在前一天晚上这里已经拆出了好几个豁口，于是他们轻易地钻了过去，朝岸边爬去。在木障子前，有的人进行了伪装，也有的人在爬之前就已经在村子里伪装好了。大家的伪装很简单，浑身上下挂满了树枝子、树杈子、小松树棵子，再挂上些破布条子来迷惑敌人。于是这些四不像的动物就朝河岸爬去，甚至有的还用了干草、加了点麦秸，披上了蒲席作伪装，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十个或是十五个这样的怪物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缓缓地往河岸爬去，有的向河对岸的小土丘游去，有的隐匿在灌木丛里，还有的爬向河边隐蔽处，突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士兵们！……白军士兵们！……同志们！你们一定要打死那些作威作福的头子！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上当了！他们赶着庄稼人来打庄稼人。当官的都是老爷……他们都是你们的最大的敌人，我们才是你们的兄弟。快到我们这边来吧，同志们！……打死当官的！……到我们这里来吧！……”
小河并不宽，加之清早的寂静，这洪亮的喊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和响亮，宣传员通常是在黄昏，或是在晚上，有时在拂晓。河对岸的军官在用十分下流的话骂着他们，骂得天昏地暗，当他们一直骂到再也找不出更无耻下流的话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时，就胡乱地打起枪来。朝哪儿打呢？朝谁打呢？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一个人影！
骂归骂，但是对岸的军官还是不敢把部队过长时间地留在河岸上。情况瞬息变化，他们总是时常提防着，老是在担忧，害怕部队发生哗变。我们的喊话尽管很简短，可却发生了影响：充满着说服力、诱惑力的话语，都说到白军士兵的心坎里。
后来我们听说，白军军官因偷听到士兵们在私下里议论“布尔什维克弟兄们”，盛怒之下，就开枪打死了十多个士兵。
对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进行的时间愈长，在白军士兵里收到的效果也就愈大。这些被强迫来当兵的农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悲惨的处境。他们逐渐明白，自己是被驱赶着反对自己的事业，是在反对自己的阶级弟兄。
宣传员成功地瓦解了敌军的军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大大地减轻了红军各个团面临的斗争困难。
白军军官开枪啪啪打了一阵乱枪后便停了下来，宣传员呢，照旧和原来一样，缓缓地、悄悄地、轻轻地爬回村子去了。
在进行夜间袭击的头天晚上，宣传鼓动工作进行得最成功。在一些地方，白军士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和红军的宣传员对喊了起来。他们向宣传员们提出了他们遇到的困难，说现在就想投降我们，只是因为监视得十分严，惩治起来也很残酷。
晚上，米哈伊洛夫带领着一支精锐部队，照计划开始紧急行动。
第二天，旅司令部接到了米哈伊洛夫发来的电报；
“挑选了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深夜涉水过河，一部分人凭借临时搭成的圆木浮桥，到达博罗夫卡对岸，然后对睡梦中的敌人发起突袭，俘虏一百五十余敌军，缴获四挺机枪，一些步枪、子弹、炊具、辎重……”
“活捉一百五十个人，”夏伯阳大声地说道，“这仅仅是活捉的人数，而就地消灭的呢？……你给我写上！”他冲着那个正在草拟捷报的参谋说：“俘虏一百五十人，就地砍死二百人。”
“喂，这是怎么弄的？”费多尔惊异地望着夏伯阳说，“这二百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只会多不会少的！”夏伯阳回答道，没有丝毫的为难之意。
“从哪儿来的二百人呢？您这是怎么啦，老兄，该不是又想瞎编一气吧！”
“我没有瞎编。”夏伯阳有些发火，“倘若是这个傻瓜参谋忽略掉了，我难道也要把这个数字忽略掉吗？”
“但是，也要等一等再写呀……照我看，最好先弄清楚，然后再补报上去，假如现在就……那就是在谎报军情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这有啥？”夏伯阳毫不在乎地笑着说，“也要让他们快乐一番嘛！”
“让谁快乐一番？”费多尔不同意夏伯阳的意见，“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要是被他们弄清了底细，那他们就会对你失去信任……”
“他们知道不了的。”夏伯阳还想开开这个玩笑，可是费多尔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让他把这二百个“死魂灵”列进去，夏伯阳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他们俩回到司令部后，一封电报放在桌上：立刻出发，每人随身携带一件或两三件东西，还指明了地点和作战任务。这是把他们调到另一集团军。
还在这次发起进攻期间，类似这样的调动已有过好几回了：一会儿调到这儿，一会儿又调回那儿，有时把一个旅调开，过一段时间又给调回来——总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顾当时的环境。夏伯阳对此十分不满，乱骂一气，他觉得这样搞不是心血来潮，就是他的某些“冤家对头”出的坏主意。在这种场合，他的思想简直单纯得要死。只是他的口吻和态度都是那样的认真的话，以至于人们才不至于把他的想法当成玩笑。
调动之后的环境其实也没有什么新变化，坐车去也用不了多久。那时几个集团军挨得很近，形成一条连绵不绝的战线，以至于一个部队的胜败，立刻会影响另一个部队。消息传得快极了，失败的消息让人沮丧，胜利的消息则使人点燃起希望。夏伯阳一听到叶兰尼的那个旅打了胜仗，心里就感到似蜜一般甜。
“真是好样的，有两下子，没有白学。”在司令部里，夏伯阳得意地把叶兰尼称赞了一番，还马上给他拍去了一封贺电。尽管电报里谈的是一些公事，但是在字里行间却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祝贺和十分喜悦的心情。因为在当时，只表示和人祝贺的专电是不容许的。
战事进行正常，红军占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据点。夏伯阳一伙人在前线上狂奔着——哪里都有他的身影。做指示，帮助提个醒，有时则身先士卒，加入战团。
费多尔的“皮柳吉诺之战”作为标题，把其中一段战斗情景用自己的小本子记了下来。
现在我们把这篇特写全文照引如下：
皮柳吉诺之战
１、出发
天还未亮，我们就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了。朝霞已经把东方映得红彤彤的，太阳还没有晒热大地，草地散发着夜晚的潮湿气息，天空中被黎明前的紧张沉寂所笼罩着。我们的各个团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出发了，走上了广阔的原野，排成纵队，一声不响地，既没有人们的叫喊声，也没有送行的歌唱声，更没有喧闹声，人们静静地向着那个把前面不远几个村子掩盖下的小土岗子挺进。各个方向已经派出了先遣分队，骑兵侦察小组向前飞奔，很快就从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夏伯阳、旅长和我——骑着马走在各个团的前面，不断地派出通信兵，有的传送最新的情报，有的带回获取的最新消息，有的去取那些新的材料。沉重的炮声从左面，从另一个小土岗那边传来了，那是基涅利方向。我们的一个旅正朝那个方向推进，想一举插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从皮柳吉诺赶走，然后再切断他们的退路。究竟是谁在开炮呢？弄不清楚，炮声是在离我们这里大约有二十至二十五里。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沉闷的炮声，只有在拂晓时分才能清晰地传到这儿，倘若是在白天就很难听得如此清楚了。
插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袭击，估计可以把敌人搞得人心惶惶，然后可以趁着敌人一片混乱的时机，将他们的炮兵消灭。关于这支炮兵的情况，侦察小组已经向我们汇报过了。从河对岸的炮声来判断，敌人已经发现并清楚地知晓了我们的策略——假如是这样的话，成功的希望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策马扬鞭跑上了斜坡。坡下的那个名叫斯科别列沃的小村子就是我们向皮柳吉诺发起我们的进攻的据点。侦察人员飞快地前来向我们报告说，敌人昨晚已经放弃了斯科别列沃。我们开进这个村子，只见老乡们都靠在自己家门前，怯生生地望着我们的军队。
“今天是白军，明天是红军，”他们一遍遍说着，“红军过后是白军，再过几天又是红军——到哪天才是个头呀……粮食吃完了，牲口赶走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接着又挠挠后脑勺，无可奈何地补充道，“唉，有啥好说的呢？战争时期，谁也顾不上谁，也不能怨谁……但是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一点气力也没有了……这可恶的战争，何时才是个头啊？快点结束吧，也该让我们喘喘气了。”
“等我们打赢了，”我们回答他们道，“我们不胜利战争永远结束不了的。”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他们每个人都用疲倦的、无望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假如你们参加战争，说不定战争就会快点结束……如果咱们万众一心，高尔察克是经不起咱们打的！”
“哪能经得住！……”老乡们表示赞同地说。
“这么说，你们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是该帮忙的，”他们依然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就帮帮看吧！我们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却占领了我们的村子……刚要向你们靠近，他们又把村子抢回去了。你瞧瞧，我们两边不讨好。我们斯科别列沃村的人见得不止一次啦，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也多次都追着我们打……所以，我们才是躲在地窖里——不管哪边都不向着……”
由于急着要去追赶前面的队伍，我们一面走一面向老乡们作着解释，指出他们错误之处，说明高尔察克的军官老爷政权是什么货色，苏维埃政权又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倒也能听懂，并都表示同意。看得出来，过去几乎没有人跟他们讲这类道理，因此他们对这些道理并不真正懂得，说起话来，总是在“太平日子”里打转转。
其实，也并不是哪里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在一些偏僻荒凉的地区，像斯科别列沃这种闭塞的小村落才是如此。在那些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往往都明显有互不相容的对立派别。当白军到来时，便有一派神气活现，对另一派进行侮辱、迫害、出卖；当红军来到时，另一派也就扬眉吐气，对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自然也毫不客气……
各部队通过这个小村子后，一个接着一个跨过了一座小桥，在草地上散开来，拉成散兵线。皮柳吉诺的白军就趁机开起炮来……
但是第一批散兵线已经远远地跑到右边去了，其他的散兵线跟在后面，也拉成了长长的、呈稀疏状的队形，活像一条带子似的。原来的那一堆人看不见了，消失了。大炮要对散开的这些人瞄得很准，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炮弹的命中率很低。
我和夏伯阳走进了一户人家，要主人替我们拿点牛奶来喝。一个被炮声吓得失魂落魄的女主人，拖着病兮兮的身，体捧出一罐牛奶，上面还搁着一大块面包。她一边体贴地、热情地、关切地为在这里聚集着的红军战士准备吃喝，一面诉说她有多么地害怕炮击的巨响。我们付给她牛奶钱说啥她也不肯收。
她说：“我没有你们这几个钱，我也能活得下去，可不知道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啊！”
她硬是不肯把钱收下，我们只好把钱塞给了她的孩子。他们紧靠在母亲身旁，拉着她的衣襟，好像一只只惊恐的小动物，一双双小眼睛滴溜溜地凝视着这些带着步枪、手枪、军刀和手榴弹的陌生人。
“你们总是要给钱，”女主人说，“其实我们缺少的不是钱，你们一定要给的话，那我也就收下了……你们的人不管拿什么东西，干草也好，麦子也好，拿啥都付钱……但是那帮人，把你的骨头都啃得精光了，丁点儿钱也不给……还把我的儿子万纽什卡，连同我们家马儿一起赶走了……他还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
听她说话的口气看，她的神情举止，不像是在故意奉承我们，而是在说她的真心话。当然，她并不晓得，我们的部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付钱的。可是，她很清楚“高尔察克那帮人”，那帮家伙不管到哪个村子都是一样的，拿啥都一毛不拔，而且把你的东西抢得一点不剩……
坐在老乡的小屋子里，我们从窗口向外望去：炮弹呼啸着在三百丈以外的草地上接二连三地爆炸，遍地开花，只见浓黑的小烟团一会儿在这里，过一会儿又在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地面上开起。烟团每出现一次，空气就开始颤抖，地面也随着开始震动，窗上的玻璃好像手鼓敲击后发出阵阵响声。这是敌军在向我们的散兵线发起攻击，但只是胡乱开炮，炮弹在几十丈以外的地方落下来，瞄得一点儿也不准确，没有任何杀伤力。我们暂时原地不动，等待着自己的炮兵的到来，到时我们就立刻开始进攻。
我在老乡的屋子里走出来，登上一个小山岗，埋伏在那里。忽然跑过来一个妇女，她一面向四周张望着，一面还从围裙里掏出个什么东西塞给我：“喏，拿去，快拿去……”
我一看那个东西，原来是一个鸡蛋。我一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是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说：“这要多少钱？”
“你这是怎么说的，亲爱的，”她有点不高兴了，“看你，饿了吧！……还给什么钱呢，你就吃吧……”
从她的讲话和举止中可以看出她愤愤不安的神情。她边说，边回头向四外张望，惟恐被别人看见，一旦被村里的，或一旦让白军告了密，那可就惨了……
“你这是为什么呢？”我问她。
“我有个兄弟，跟你们在一起……是我的嫡亲兄弟……和你们战斗在一起……也在红军里面……有人说，你们被白军打败了，好像萨马拉也被他们占领了，真有这回事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亲爱的，绝没这回事。”我回答她道，“完全是胡说八道。将来你就会亲眼看到，到底是谁打败了谁。”
“是的，会看见的……好吧，你多保重啊！亲爱的……”
她一溜烟地跑下了斜坡，躲躲藏藏，东张西望，不久消失在农舍中不见了……而我坐在那里，既高兴又惊奇。看着手里托着的鸡蛋，那个可爱而又朴实的妇女的形象立刻浮现在眼前。“处处都有亲人啊！”我想，“就连在这个偏僻封闭的斯科别列沃村里也会有自己人。尽管他们懂得的事情很少，但是，他们本能地感觉到红军和白军的区别。你看，这个妇女整天翘首盼望……可算是盼来了这一天……她是多么的愉快呀……她不知该如何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给我送来了个鸡蛋……”
２、在散兵线里
炮兵终于到来了。我们给他们指明了路线，马儿用着劲，低下头，拖着十分沉重的大炮沿着谷地走下去。几个炮兵连在散兵线后面已经拉开了阵势。突然，火光一闪，始发炮弹已一跃而出：砰砰……轰……砰砰……轰……轰隆隆的炮声不住地响着。散兵线上战士们听见自己的炮声，立刻来了精神，阔步前行……
我们带着几个通信员策马前行，飞奔着。我们爬上了山岗，俯看处，皮柳吉诺就在前面的不远处，径直地走过去，至多只有三里路。我们兵分两路：夏伯阳向右，我向左，沿着两翼，直奔散兵线。
“同志，”一个通信员提醒我说，“你看那边怎么了，那是不是我们的部队溃退下来了，怎么……往这儿……来了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果然，那边我们的战士乱作一团……红军战士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散兵线一会儿缩短了，一会儿又变长了……于是，我们立刻朝那个方向奔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散兵线正在变换队形，调换方向。
遍地种的都是向日葵。秆子粗大刺人，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最终穿了过去。到了阵地前沿，大家都下了马。通信员跟我一起又走了大约有三十步的距离我自己在散兵线里卧下来，趴在我的左右两旁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着一样黑红的脸膛，一样宽阔的肩膀，和一样敦实的个头——一个名叫西佐夫，另一个名叫克利莫夫。每次发起进攻的时候，散兵线上都是无声无息的，听不到人的说话声，偶尔有口令声和几声咳嗽，或是有人吐唾沫的声音。这是聚精会神的时刻，在炮火之中，在呼啸般的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子弹打穿你的头盖骨、双腿、胸膛，人们高度紧张，哪里还有人顾得上讲话、聊天。这个时候脑子里不断闪现着都是错综复杂的、瞬息万变的、通常也是模模糊糊的念头。在这样的时刻，默默无语，人们出奇地心狠，思绪万千，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所有经历的事都回忆起来，而且越快越好——似乎要在一瞬间回想起来，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遗漏。谁知事与愿违，越是重要东西越想不起来。快，要赶快回忆……一次次向前跃进，愈来愈频繁……敌人离我们愈来愈近……已经很近了……再过一分钟连跃进也不用了。最后一次跃进以后冲锋的时刻到来了……正是为了这可怕的一刻。这将要到来的冲锋，现在才想尽快地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回想起来……而在一跃而起的时刻，就是到了生命的终结，就是昏暗无底的深渊。
我默默地趴在那两个战士当中。他们只是朝两旁挪了挪，很随意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言语，依然一声不响地趴在那里……我也默不作声地在那里趴了一会儿，那死一般的寂静简直让人难受得要死，我索性摸出烟包，卷了一支烟吸了起来。
“抽烟吗，同志？”我问我旁边的一个战士。
他微微抬起头，好像是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对我的这句问话，他感到有些惊诧；更令他惊诧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竟会有人说话，这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良久，我看见他的眸子里闪出了光芒，并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那敢情好，我就吸一吸吧！”他接过我的烟包，“喂，老兄，”他立即对那个叫西佐夫的说道，“你干吗还在那儿死爬着？来，抽根烟解闷吧……”
西佐夫和克利莫夫一样，也是慢慢地把头抬起，用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眼光瞧了我们一眼，而后一声不吭卷了一支烟，吸了起来。稍许他们脸上渐渐浮现出一些笑容……我们彼此谈得很少，只是偶尔地说上一两句：“真潮湿……扎得真难受……烟熄了……瞧，炮弹飞过去了……”
“跃进！！！”这时忽然一声令下。
大伙儿一跃而起。整个散兵线就好像是橡皮筋，嘣地一下都跳了起来，战士们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弯着腰在原地站着。
“跑步前进！！！”接着又是一声口令。
战士们急速地向前奔跑着，手里还端着步枪……我也将身子弓着，跌跌撞撞，一瘸一拐地跟着向前跑去。敌人的机枪叭叭哒哒地响了起来，排子枪也万枪齐发。
“卧倒！！！”这时又传来了一声口令。
大家一下子都卧倒在地……一卧倒下去，就是好半天时间，纹丝不动的。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动了动身体，把头稍稍地抬起，看了看四周。冲在前面的人，这时候开始向后缩，跟大家看齐，掉在后面的人则开始悄悄地向前爬动，身体低着，紧紧地贴着地面。谁也不想一个人掉队，或是单独鹤立鸡群，冲在最前面。
克利莫夫跑得较快一些，已经跑到我们前头去了。这时，他像一只大虾似的向后缩，假如不是我向旁边闪了闪的话，他那双厚实的美国大皮靴鞋跟就会正好踹在我的脸上……
我们都趴在地上，寂静无语，等待着新的口令。这时，我们也不再想抽烟的事了，就连一两句话也不想说了。
克利莫夫和西佐夫俩人并排趴在地上，或许是克利莫夫想起了几分钟以前，同别人聊天时心里的轻松愉快，故又和西佐夫攀谈了起来，只听见他说：“西佐夫……”
“你要干啥？”
“你瞧，这有只小甲虫。”他用手指头指着草上说道。
西佐夫一声不吭，只见他阴沉着脸，紧锁双眉，只是保持着似乎属于他的沉默。
“西佐夫。”克利莫夫又进上一言想以此打开他的话匣子。
“你又怎么了？”西佐夫不以为然地说。
克利莫夫没有立刻作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悄声说道：“柳班卡嫁到普罗尼诺去了……”
看来他想起同村的一位姑娘来了，大概是他一直暗恋着她，谁晓得呢！这次，西佐夫仍旧没说什么。克利莫夫晓得没有希望了，也就不再说话了。看来，他是不太愿意跟我说话。他伸了伸身子，紧贴着地面，用手指拨弄着那些刚刚露出地表的嫩草芽，一会儿又把那只小甲虫放在手心，看着它在自己那又脏又粗的手指的捻搓下抽搐地死去；一会儿又抓了一把土，放在自己的手指上，一粒粒地把土下筛，直到这把土全都掉下为止。
“跃进！……跑步前进！！！”
大家嗖地一跃而起，向前猛冲过去，眼睛瞪圆了歪斜着面孔，张得很大的鼻孔，呼哧呼哧冒着热气。我们跑了一阵，停下来等等，然后又跑，就又再停一会，又等一下……等着那个“卧倒”口令的下达。
口令一下达，大伙儿又立即伏倒在地，都直挺挺地趴在地上。就像死人一样，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喘，收拢身体，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回，随后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向后退，一点一点地蠕动着，不时地抬起那惶恐、担忧的眼睛，张望四周，防止同时出现的事情。
一个名叫玛鲁夏·里亚比娜的姑娘，她才十九岁，也端着一支步枪，昂首阔步，不肯落到后面。也夹在众人中间。她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她名字一样的女人。在几天以前，就牺牲在敌人枪下，永远地留在了阵地上。那是在扎格利亚金附近，也像现在一样，参加进攻，涉水过河。她也是首批敢死队队员之一。敌人的子弹恰好射中她的前额，将她打倒，基涅尔河寒冷刺骨的河水，无情地卷走了身体还发着余热的她，鲜血染红了河水……现在她脸上也带着笑容，很亲切地对我喊了一声，因为离得十分远，听得模模糊糊。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我的那几个老乡的音讯了，我甚至不知道，连洛帕里和博奇金也在这个团，他们俩是从乌拉尔部队调到这里来的，听说在其他的团里打仗，他们都打腻烦了。这回，我依然没有看到博奇金，只遇到了洛帕里，他从水洼子那边挥动着尖顶军帽朝我打招呼，他那头浓密的火红色卷发被风吹得摇摇摆摆……
我的周围都是些又亲切而熟悉的面孔……可是已经没时间等待了——再过百来丈就到了那一排排粮囤了，子弹每秒钟从那里都可能突然射出来。这是前线上惯用的一招：隐藏起来，屏声敛气，纹丝不动，把枪口瞄准对面敌人，待敌人靠近时，再猛地一下端起机枪，狠命地打，不停地打，让敌人的尸体一排排、一堆堆地倒在你的面前。只要一看到敌人动摇、向后退缩、撤退逃跑，我们就紧追不舍，盯着屁股打。最好是让隐匿在某个地方的骑兵去追他们，砍杀那些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向四下里逃跑的敌人，将他们打死、砍死。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间，有两阵短促的枪声从右边发出，接下去，又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机枪声。
通信员立即骑马奔过去探明情况。两分钟过后，他返回来汇报说，是我们的部队在火力侦察的枪声，企图诱敌上当而还击，可是敌人没有上钩。估计是村子里的敌人都已经跑光了。根据以前的沉痛教训，我方散兵线上的战士还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摸索着向粮囤推进。几名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一同抬着机枪，跑到最近的一个粮囤，飞速地把机枪架好，投入战斗。可是仍没有发令的迹象……
在右翼上，低沉的“乌拉”声从远处传来。这是我们的部队发动了猛烈的冲锋，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我们就活捉了所有留守在村子里的敌人。从山后的左面，三发炮声依次响起……炮弹的隆隆声和呼啸声低下去了，逐渐地消失了，接下去就听见了爆炸声和隐隐传来的回声——依据这些声音，可以断定这不是红军在向皮柳吉诺开炮的声音，而是敌人开始在向侧面的某个据点开炮射击。
敌军和从左翼边缘迂回包围他们的部队交了火，敌人把炮兵火力转向了那边，不一会就撤退了，只留下不多的一些人来对付我们——这些都是战后才弄清楚的。而在当时，还有很多情况没有弄清楚，说不准还会碰上什么意外，有什么事情发生。 当机枪手在粮囤旁边架好机枪的时候，我和营长一起向他们走了过去，想问问他们是不是看见了或发觉了打谷场上有什么异常情况。但那里仍然是悄无声息，没有遇到是白军或是居民，是个空无一人的村子，好像全死光了似的。我们向四周张望着，一百二十分地小心盯着草垛、粮囤和仓房的后面，缓缓地向前进。没有声响，没有说话声，也没有枪声——死一般的沉寂，置身其中比置身于狂风暴雨般的硝烟炮火中更为可怕。前线上的沉寂实在折磨人，让人想来毛骨悚然。
在我们后面不远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正在向前推进。他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在粮囤和干草垛中间异常耀眼，他们很急迫地、很疑惑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向前推进着，注意着随时都可能会射过来的子弹。
远处，隐约可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在频频晃动，好像是个农家妇女……得赶忙去向她打听一下……
我快步地向她那边跑了过去……
３、占领
在地窖的附近，站着一位农家妇女，目光呆滞、暗淡，用一种恐惧的目光看着我。眼神中，一种刚刚遭受过苦难折磨后的恐惧显得十分突出，一种疑惑，一种似乎让她无法解决的问题一直在困惑和折磨着她，从她的眼神里还可以发现，她在等待一个无法避免的新的灾难的降临，似乎新的打击又要降临到她的头上。而她却是欲罢不能，欲避不成。
“快了吧？”她那疲惫的眼神似乎在问。这个饱经忧患的农妇看来，决不是头一次，也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这样问：“快了吧？”
在她的旁边，在小房子的附近，还有另一个女人在掀着地窖的顶盖向外张望着。她的脸也是同样的疲倦，苍白的脸庞，惨惨淡淡，没有生气，紫色的眼泡，嘴唇干裂着，一块破布紧紧地围在头上，有一绺绺乱发还露在外面，在她那悲伤的眼神里，满是疑惑和哀求。
“这儿有没有白军？还是走了？”我向她们问道。
那个从地窖里向外张望的女人回答道：“他们都走了，逃跑了，亲爱的。”
“亲爱的，我们能从地窖里面爬出来吗？你们还打不打枪了？”
“不打了，不打了，我们不会再打枪了。你们出来吧……”
一个接着一个，她们慢慢地从地窖里爬了出来。都是些妇女，还有几个小孩。孩子们身上裹着被子、蒲席、面口袋，看来想以此来挡住可怕的榴霰弹的袭来……裹上这些东西就可以挡得住榴霰弹哩……接下去，妇女们又一起从地窖里拖出来一个老人。老人的两只胳膊又长又干瘪，一双灰白的、湿湿的眼睛，苍白的胡子，连鬓络腮胡，一根长长的绳子，在腰间系着。看来她们就是用这根绳子把这位老人吊到地窖里去的。
这些人习惯地爬出地窖以后，又一个跟着一个，扶着篱笆，畏畏缩缩地向四周张望，然后跌跌撞撞地向自己的家门走去。情景凄惨极了，真是让人感到心酸和不忍再看一眼。他们沿着篱笆移动着，就像幽灵一般，空气也好像凝滞了，静得出奇，他们战战兢兢，拖着被冰窖冻得近乎冻僵的身子走着，他们还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吓得完全麻木不仁了！
在一个角落里围着一大群农民。同样地，他们也不知道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不知道是留在这里，还是躲在自家的屋子里或是仓房或澡堂里为好。
“同志们，你们好！”我朝他们喊道。
“好啊……同志，你好啊！”他们很亲热地回答道，“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感谢上帝……”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些欢迎话。说不定他们在看到白军来的时候，也是说着同样的话，以免招来不幸的事，或许是明哲保身，或是出于胆小怕事才这么说的。然而，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我发现这种高兴是真的，没有丝毫的伪装。这种发自内心的高兴的表情是这些敦厚的农民无法伪装的，也是装不像的。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了。
我们来到了村子的中心，那里也聚集着一群人，但看上去都不像是农民。
“你们是干什么的，弟兄们，是俘虏吗？”
“是的，我们是俘虏。”
“是被征去当兵的吗？”
“是啊，是被征去的。”
“住在哪？”
“阿克摩林斯克省的。”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有三十多个人，有的还在仓房里藏着呢……瞧，从菜园子里向外跑的也是。”
“这么说，你们是留下来的？”
“没错，都是我们自己留下来的。”
“你们的武器在哪呢？”
“都放在那边，在板墙旁边。”
我到那边一看，果真放着一堆步枪，于是马上下令派人来看管这些武器和俘虏，命令他们要好好地看守，一直到把师司令部搬来为止。
这些俘虏看上去都可怜兮兮的，破衣烂衫——有的穿着破旧的短皮袄，有的穿着破粗呢外套，有的穿着千疮百孔的破大衣；他们脚上穿的也挺破的——有穿毡靴的，也有穿树皮鞋的，都破烂不堪。他们一点儿也不像军人——简直是一群乞丐。这真让人费解，高尔察克的军队有外国给养装备，可为什么这些人却落得这样寒酸？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们，“弟兄们，高尔察克给你们穿的难道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你们不感到太寒酸了吗？”
“不，只有给我们这样的人穿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为啥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三心二意……我们有很多人都开小差了——甚至有的人跑回了家，还有的人投靠了红军……”
“这么说，你们都不肯跟高尔察克干？”
“跟着他有个啥干头——他给自己的嫡系部队穿的是镶金带银的制服，而给我们穿的呢，你瞧，就是这些破烂玩意儿……”他们指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说，“可是一打起仗来，我们就是堵枪眼的货了，都被赶到了最前面。高尔察克说：‘这些没用的东西，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你们早就该跑嘛——”
“哪能跑得掉呢，他派了自己的心腹时刻在后面监视我们——这些家伙不是打仗的，而是专门来监视我们的，惟恐我们逃跑——”
“那这一回你们是怎样跑成的呢？”
“这回大家都在菜园子里藏着……在垄沟里藏着……趴在那里，等待着，然后才得以逃脱。”
“如今你们打算去哪儿？你们愿意跟我们红军一起干吗？”
“我们愿意，我们就是为了参加红军，才留下来的。我们已无路可走了，我们就是要求参加红军的。”
谈话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沿着村子，骑马向那座山跑过去，敌人就是朝那个方向逃窜的。我们看见自己的部队已经沿着斜坡爬上去了，都集中在一座小桥附近，正准备翻越那陡峭的砂质山梁。
“刚刚这里是不是驻着很多白军？”我一路上不住地打听。
“有千把人。”农民们回答道。
可是千万不要马上就相信这“千把人”。有时候“千把人”会变成五、六千人，有时候却又顶多不过二百人。确切的数字只有到最后，把数十份情报和俘虏的口供相互对照后才可以得出。但不管怎么说，根据敌人遗留下的辎重来看，敌人是少不了的。敌人之所以没有像平常那样，长时间地顽固地死守在皮柳吉诺，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正在迂回包抄的我军，他们十分恐惧……
“白军逃跑了有多长时间了？”
“没逃多久，”农民们回答道，“在你们来以前才跑掉的。多半还在山里，走不了多远……”
可是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可能再去追击了。派些骑兵去追似乎也行不通，因为我们的骑兵并不算多——也不能对他们抱太大的希望。
那些走在前面，并且已经爬上了山的部队，还对拦截敌人辎重队抱很大的希望。可是只有落在后面的一小部分被他们给俘虏了——大部分的辎重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皮柳吉诺位于一座陡峭险峻的山脚下。过桥后，要费好大的劲才能登上山顶。正当大家都爬得气喘吁吁的时候，一场误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先遣部队沿着陡坡一直向上爬，刚爬到山顶，就发觉对面有一列散兵线正在匍匐前进，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进行射击，对方也马上回去，双方立即打了起来。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结果有两个人被打死了，有五个人受了伤。倘若不是从左面山头上来的那个团的团长及时发现真相并加以制止的话，结局恐怕还要更糟糕。这位团长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挥动着手帕和帽子，在开阔的地里向着开枪的人迎面跑去，跑到之后立即说明了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山上看见六十多个骑兵下马后正站立在汗水淋淋、口吐白沫的马儿旁边。我们立即命令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向左，去探明我们的部队正在迂回前进的情况。另一队向右，去追赶敌人的辎重队。
我们跟迂回部队一直没能联系上——原来那里发生了类似叛变的事件，不得不把几个人逮捕了，并送交军事法庭。
我们原先还抱着很大的希望，以为只要我们的几个团在敌后一出现，给敌人以不大的打击，就可以结束战斗，并取得胜利。然而现在我们却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这几个团并未在敌人后面出现，使得敌人得以从容不迫地，不伤一兵一卒就拖着辎重撤退走了。
被派到右面去的侦察人员，刚走出还不到三百丈，遭到敌人猛烈的袭击，不得不全线溃败，隐蔽到山沟里去，穿过灌木林继续前进。
第一个机枪手坐着运载机枪的车子爬上了山上。我带领他一直冲到前面，从那里缓慢移动的敌人散兵线可以尽收眼底。他们正沿着坦荡如砥的林边草地，向森林里撤退而去。他们急匆匆地走着，生怕我们的骑兵会追击上去。
事实上他们并不晓得，我们几乎没有骑兵，所以，我们也奈何不了他们。然而还存有一线模糊的希望，希望在敌人的后方立刻会有枪声响起，到那时，我们从这里即使只用一挺机枪也能使敌人更加慌张、混乱，使他们完全丧失战斗力，那时我们也就可以乘机将他们的辎重夺下……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了。我们跟踪在撤退的敌人后面，走了大约有一里半路，侦察人员从左面，我们从山上，不住地向正在溃退的敌人开枪。敌人则一面还击，一面全部向森林里撤退而去，直到在森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好两手空空地归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已经在山中隐蔽好了。当机枪手和我走近时才发现，有几名战士把步枪放在膝盖上已经瞄准了我们，妄图我们走近了，就打枪。
我一面大声呼喊着，一面挥动手帕，告诉他们说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把一场新的误会事件给避免了。
那几个战士站起身来向我们走来，当发现是我们时，都连连摇头叹气，责怪自己的鲁莽。
我们下了山，进了村
在村里，我碰见了夏伯阳——他正在巡视各部队。他亲自参加了粮囤前的那次冲锋，并打那里进了村子。我勒转马头，和他一起回到了山上。
村子里热闹了起来。红军住进了各家各户。妇女们挤在水井边打水，打完水后急忙跑回家里，赶忙准备茶炊，请住进来的同志们喝茶。他们现在都熟了起来，也不再胆怯了，而年轻人更是无拘无束。尤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村里的姑娘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跟战士混熟了。
现在你来瞧一瞧吧。
山上是我军的散兵线；在那附近的森林里，敌人的军队正在撤退；空中的硝烟尚未散尽，而从农舍敞着的窗子中，传出阵阵诱人的手风琴声。人们随着这琴声，都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战士们也过来了，姑娘们也过来了……马上就在那里翩翩起舞——热闹的环境让不想跳舞者望而却步。
老乡们以这样热烈隆重的形式来欢迎红军部队，不单单是由于红军不烧杀抢掠，不强奸妇女——连随意打骂他们的事情也从未发生过。红军和老百姓相互之间以真诚相待，互相尊敬，心贴心就像一家人。
由于老乡的房子有限，加之部队人数众多，所以大部分人只好在辎重旁的空地上露宿……
我们找到一家比较考究和宽敞的农舍，将旅司令部和师作战科都安排在这里——最近一段时期，作战科一直跟着我们，形影不离。他们把电话线架上，电话机装上后，就通起话来了。不多久，有人在桌子上摆下茶点，于是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围着桌子坐下来。大伙儿踊跃发言，讲述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行为。如，看见了什么，有些什么感想等等。大伙儿七嘴八舌，没完没了地这儿说一句，那儿插一句，吵吵嚷嚷地，一个比一个的嗓门高，都想把别人的话压下去，硬要说服人家，但是大家却很固执己见，都想自己一个人说：因为每个人的亲身感受都很多，都希望趁着这个机会讲出来。大伙儿好像倦意皆无，足足有半个钟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吵吵闹闹地过去了……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我们相互对视，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然后都猛地跳了起来，从桌旁径直向门外跑去。是有人扔了炸弹吧？
接着附近又是接连三声爆炸声……是炮声？这是从哪儿打来的呢？
正在这时又一声巨响传来，之后，又是一声接二连三——枪声大作，连成一片。坐在大车旁休息的三五成群的红军战士们，都纷纷地跳了起来，朝四面八方奔去，广场上一下子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头顶上一架敌机，平稳地、慢慢地，像一只银白色的天鹅，掠过头顶，向着湛蓝的远方的天空飞去。炸弹落在一个空阔的大院子里，爆炸了，好在那儿没有一个红军战士……
没多久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切如初……暮色渐渐降临，宁静的、繁星满天的春夜也随着悄悄地降临了。村子里万籁俱寂，几乎没有什么迹象会让你想到，这里在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场战斗，残酷、贪婪的死神曾在这里到处搜寻着目标。而到了明天，当晨曦微露，太阳刚刚露出头时，我们就又要进入新的战斗，我们又会像灯火旁边的飞蛾，在生与死之间盲目地飞着……
“啊，今天又会怎么样呢？”每天早上，你总是会向自己提出这个无法回答的、让人痛楚的问题。“谁能活下来、谁会死去？我将和谁披着朝霞一道出发？经过今天的战斗以后，哪些人又要离我们而去？……无休无止的，漫漫行军征程随时考验着我们，激烈的战斗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春天……刚刚开始……我们只不过才使高尔察克发生动摇，他的几十万大军，还在等着我们，这是一场需付出极大代价的硬仗啊！到秋天，还不知道多少人又要离我们而去，现在和我一块踏上征途的同志，晓得多少人能活着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次记叙得如此详细的战斗过后，我们便打通了到布古鲁斯兰去的道路。布古鲁斯兰，也和夺取大部分城市一样，是采用迂回运动的战术占领的（不只在这些战斗中是这样，在整个内战时期都是这样）。在大城市里，巷战也很少发生，主要的、关键性的、关系今后的重大战役都是在城市附近进行的。
在这样的战斗中，失利的一方总是要让出城市。他们要么撤离，要么不战而退，拱手把城市交给胜者，布古鲁斯兰城就是不费一枪一弹从敌人手里获得的。
（重要说明：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正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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