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阳师的快速推进，使其他的部队自叹不如，这些部队由于一些重要或不重要原因被甩在了后面。他们的迟缓行动把联合进行的整体计划全给破坏了。因为夏伯阳这个师远远地跑在前面，从正面打击敌人，所以它消灭、俘虏的敌人不如它赶走的敌人多。
久经沙场的战士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提任何要求，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和什么环境下都准备打击敌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战士们经过长途行军以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战斗忽然间又打响了，他们顿时又精神抖擞，倦意顿消。他们顶住敌人的猛烈进攻，主动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冲锋陷阵，跟踪追击……可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天天打仗，跋山涉水，战士们疲惫不堪，在到达头一个休息地点后，都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睡得跟死人一样，常常连一点必要的警戒也没有，大家都统统地睡着了——指挥员、战士、还有哨兵……
他们翻山越岭，走过小路穿过山道，涉水渡过一条条河流——敌人撤退时炸毁了桥——顶风淋雨，脚踩烂泥，踏着晨露，顶着夜雾，饱一天，饿两天的，衣鞋破烂，有的双脚被磨破，有的生病负伤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掉队。他们从一个村子向另一个村子挺进，而且常常获胜。他们所向披靡，坚韧顽强，不可战胜！他们的防御固若金汤，毫不退缩；他们的进攻勇猛无比，势如破竹，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们的追击如影随形，一追到底。打起仗来每个人都是英雄，牺牲时每个人都是好汉，一旦被俘虏，又都经得起严刑拷打，视死如归！
率领着这样一支可靠的部队，是肯定会打胜仗的——需要的仅仅是善于指挥。夏伯阳恰巧具备在那个时刻，在那样的情况下，指挥那样一群人的高超的指挥天才。虽然这些人都未经过训练，但打起仗来却勇猛无比。
在局面错综复杂，战斗紧张激烈的时候，有许多事情因为情况特殊只好不作深究。这些人状况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简直个个就像发狂一样。这种状况想必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它的出现是因为一系列事件——国内战争前和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而引发的。如同伏尔加河的水不会倒流一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不会再出现了，因此这种状况不会再次产生。新的时刻将会来到——那是美好而又意义深刻，完全不同于往昔的时刻。
只有在那个时期才会产生夏伯阳式的人物——在其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也不可能有。
特定的群众，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环境，才会有他那样的人物产生。因此他才能这样自如地指挥“自己的”师。他把光荣的第二十五师叫做“自己的”师、夏伯阳师。这是一点儿也没错的，虽然他自己在当时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夏伯阳身上所体现的：勇敢剽悍，坚决果断，吃苦耐劳但同时又冷酷无情、目无组织纪律的作风正像一面镜子一样映射着当时半游击军队的作风。夏伯阳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是英雄主义的化身，尽管在当时，他的行动中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英勇之处。他本人所做的事情，与许多人所做的并没有分别，可是那些人做的同样的事——没有人知道，而夏伯阳做的事——却是妇孺皆知，而且都知道得很详尽，并且经过夸大和渲染，又增添了许多神乎其神的细节，进行了神话般的虚构。在一九一八年还只是一名出色的战士的夏伯阳，到了一九一九年，已经是远近闻名了，但不再是作为一名战士，而是作为一名英雄，一个组织者了。他是一名特定意义上的组织者。“司令部”是他最看不惯的，什么供应处、警备司令部、通讯处，凡是不拿枪打仗的，全部都看作司令部。在他头脑中，要做个军人，要打仗，就必须得端着枪去冲锋陷阵，去赢得胜利。对于这些司令部他不是很喜欢，还由于他不太了解司令部。他一到司令部，常常是被训斥一通，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指示、帮助和解释。
他是这样一位组织者，那就是他能够以他个人（一个深受大家爱戴、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使自己的师团结一致，以他那英勇的精神和炽烈的热情去鼓舞大伙儿勇往直前，鼓舞大伙儿去夺取胜利，将英雄传统在战士中间发扬并加以巩固。而这些传统，例如说“决不后退”这一传统，就是战士们的神圣的、与生俱来的传统，因为拉辛、普加乔夫、多马什金等人率领的团，保持了这些战斗传统，所以能经受住难以想像的困难，承担了十分艰巨的任务，顽强奋战，决不退缩，使那些看上去不可能打赢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又拿斯捷潘·拉辛团来说，后退就是最大的耻辱，他们觉得，后退就等于玷污了这个团的战斗声誉和英雄美名！
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动听，然而又是多么荒谬、多么有害和危险啊！
对夏伯阳来说。生存就意味着拼杀。奋战。吃苦！战斗稍有些沉寂，他就郁闷、烦躁、无聊、心事重重。他最爱干的事就是在前线上跑前跑后。有时候，根本没有一点必要，他也会为自己找个藉口，翻身上马，飞奔上五十里、七十里、百把里的……当他们到达某个旅之后，倘若邻近的旅得知这一消息，就会立刻打来电话：“火速前来，这里有急事……”于是夏伯阳又骑上马奔向那里。“急事”当然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是他的朋友们——那些指挥员们想与自己的头儿坐上一些时间，聊一聊天。夏伯阳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美名荣誉就是这样被他的伙伴们宣扬形成。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他们中任何其他人也是这样）永远也不会有如此显赫的声名。而要赢得显赫的声名，仅仅有丰功伟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批为你到处作宣扬的人。他们盲目地替你效忠，信仰你的伟大；你让他们感到眼花缭乱，也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在为你唱赞歌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我们常常给予“英雄人物”以偏爱，总是过高地称赞他们；而对一个有功的，甚至是建立了特殊功勋的“普通一兵”却常常称赞不够。
他们——夏伯阳式的人物——因为自己是夏伯阳的战友而感到幸运（我们不回避“英雄主义”一词，它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只是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权利），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也折射到了那些照耀着夏伯阳的荣誉之光。
在斯捷潘·拉辛团里有两个英雄，残酷的战斗夺去了他们的双腿，一个拖着残腿爬行，另一个拄着拐杖，勉强能走几步——他们俩谁也不想离开自己这个取得过很多荣誉的团。当夏伯阳来他们团的时候，哪怕只是同他们说上几句话，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们不是这个团的包袱，在战斗中，两个人都是机枪射手。
英雄岁月将如流水般逝去。到那时，这样的事也许会有人不信，会认为是神话故事。但是事实上确实有其人其事，真的有两个失去双腿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担任机枪射手。
还有个盲人，一个双目完全失明，什么也看不见的战士。有一回，他请自己的战友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本师的报纸。
至今我们这里还保存着这封信，我们把这封信照引如下，虽然说这不是全文：
一个失明红军战士的信
编辑同志：
请把我——一个从乌拉尔斯克哥萨克占领区逃到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这边来的这段经历在《消息报》上刊登。我先得作一个简单地说明：哥萨克和红军之间的乌拉尔斯克火车站附近是我们的故乡，我有两位哥哥，在哥萨克与红军打仗的时候，他们在火车上工作。
四月二十日（新历五月三日），叶尔莫先科同志向乌拉尔斯克、向谢米格拉夫内·马尔火车站发起首次进攻的时候——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五月六日，军政府下达了一道征调住在乌拉尔斯克省城的农民去参军的命令。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征集的对象，但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都不愿意拿着武器去打红军。我的两个哥哥坚决表示：“我们不会去反对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所以在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二点钟，他们俩被哥萨克枪毙了。只丢下我独自一人，如大海中一叶扁舟，没有一点儿依靠。我的父母亲早在五年前就逝世了，我已经举目无亲了。再加上我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已经完全失明了，两个哥哥被哥萨克枪杀以后，我就找到了军政府，要求他们把我收留下来。军政府对我说，你的两个哥哥不愿去打红军——那你就去找你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吧，让他们去给你解决栖身之所吧！当时我回答他们说：你们可能还没喝够无辜者的鲜血吧，你们这帮喝人血的畜牲！于是我被关进了监狱，等着他们来枪毙我。在被关押了十五天之后，我又被他们释放了。在城墙下我呆了好几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就下定决心来投奔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同志。虽然我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我还是决心到自己的同志这里来，哪怕是迷失了方向，在沙漠中死去，也比在哥萨克手里活受罪强。有一位同志偷偷地把我送出乌拉尔斯克，一直送到大路上，他告诉我说：顺着太阳照着你的后脑勺的方向走，你就可以走到俄罗斯了。我离开了这位同志，一个人上了路，我还没走出几里路，就迷失了朋友指给我的方向，我自己也不晓得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时候，两个哥哥的惨死、我自己的穷困苦难、所受的折磨和无法描述的艰辛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我又冷又饿，在沙漠里走了六天六夜。到了第六天，我精疲力竭了，嘴里都是血，由于没有吃一点面包，没有喝一滴水，饿得快要死了，一路上洒满了痛苦的眼泪，我心想，自己这条命是活不下去了。我当时就大声地呼喊：“我亲爱的哥哥！你们在地下永远地安息了，却扔下我一个人在这人世间里受苦受难，你们快把我也带到那边去吧，别再让我受这种罪了。我就要饿死在沙漠上了，有谁会来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人呢，哪儿也不会有人来……忽然，前面传来了狗叫声和小孩子说话的声音，我便朝着声音走去，向孩子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是哥萨克的还是农民的。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叫塔雷的村庄，离哥萨克的地界还有七里地。我被一位好心的老乡带到了他家里，给我吃的喝的，让我填饱了肚子。第二天清晨他又把我送到了马拉霍夫卡村，我从那里又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彼得罗夫斯克区……
接下来，他又在信中讲述到苏维埃俄罗斯，人们是怎样热情接待他，怎样地体贴他和照顾他：
我受到了苏维埃主席伊万·伊万诺维奇·杰维钦热情欢迎，他见到了我很高兴。如今，来到布尔什维克同志的身边的我，忘记了苦难，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他们把我安顿在一间十分宽敞的屋子里，还给了我一套很柔软的被褥，又把我那身破烂、肮脏的衣服和鞋子换掉，经济部门和食品供应部门又给了我一套干净的新衣服……我如今过上了真正的”资本家“的生活，对此我真的是很感谢，很感激……
接下去他又列举了一些他要感谢的人的名字。信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列宁同志万岁，不可战胜的英雄夏伯阳同志万岁，区苏维埃经济部门和食品供应部门万岁！
这应当是一篇完整的史诗而不仅仅是封信。后来，这位为苏维埃政权而受尽苦难的红军战士，这位把夏伯阳的功勋看成是最神圣、最宝贵的东西的盲人战士，成为夏伯阳师里一名颇为优秀的宣讲员和班都拉琴手。他演唱的故事，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是自己编的。他更相信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因为那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是经过自己的加工润色的。哪个人会有勇气去否认自己编出来的东西呢？……
夏伯阳的名声已经愈来愈大，早就远远超出了红军的范围之外。我们这里还保存了另外一封信。是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从新乌津斯克写来的。读一读这封信你们就会发现，人们是多么相信夏伯阳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啊！夏伯阳不仅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战士，而且是他所属各团曾经路过和打过仗的那些地方的全权主人。这封由专人送给夏伯阳的用蜡纸打印、包得很严的信出自一位名叫季莫费·潘捷列耶维奇·斯皮奇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写的。他在信中控告新乌津斯克地方当局徇私舞弊，并请求夏伯阳帮助他。他觉得，这个问题只有告到夏伯阳那里才能得到迅速而又公平的的解决。他这样写道：
急件
呈师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同志
愤怒的控诉
夏伯阳同志，想请您对我的这个控诉给予特殊的、英雄般的关注。
一年多以来，在乌拉尔斯克前线上，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忠心耿耿苏维埃工作人员。然而有一批恶人，也就是那些新乌津斯克的盗窃犯和犯罪分子们，却一个劲地诬陷我。他们为了让人们忽视我对他们这伙盗窃犯的控诉，就诬蔑我是个疯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十六名盗窃犯偷了……（接下来列有盗窃犯的姓名和每个人盗窃的数量）当我，斯皮奇金把这桩盗窃案件向萨马拉上报时，那十四名尚未被逮捕归案的盗贼（有两名已被逮捕）就说，斯皮奇金是个疯子，要求医生对我进行检查。医生们认为我精神很正常，然而那十四名新乌津斯克的盗窃犯们却说：“我们不相信。”这样一来，我又被送往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并找精神病医生接着对我进行检验。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今所有的真理和正义都在前线，在和您夏伯阳同志一样的英雄和红军战士的手中。所以我，斯皮奇金向您发出紧急呼吁，请您马上下达命令，帮助我们把上面的那十四名新乌津斯克的盗窃者逮捕归案。并送交萨马拉革命法庭进行处理。居民们对此将深表感激，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您的名字已经遍播四方，您是一个有勇于献身精神的英雄和共和国与自由的坚决捍卫者。夏伯阳同志，我在您身上寄予我的全部希望。请您保护我不再遭受那十六名新乌津斯克盗窃者的诬蔑。
新乌津斯克苏维埃人民审判员委员会主席
季莫费·潘捷列耶维奇·斯皮奇金 谨上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斯皮奇金在这封信的“附件”中，对夏伯阳讲述了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去“发掘”这桩案子的全部材料。这封信最后是这样写的：
我恳求您马上把一切逍遥法外的盗窃犯都逮捕起来，决不要手软……我再重复一遍，保护居民免受这些在战乱中趁火打劫的盗窃犯和贪婪成性的恶棍的侵犯，您的光辉姓名将会越来越光彩耀人……
斯皮奇金的信中还附有一份“申请书”，同样写得非常地出色。
申请书
夏伯阳同志，您是大家都公认的英雄，您的光荣的名字传播在各个地方，就连小孩子们也不例外。
我，斯皮奇金，虽然没有作战艺术方面的才华，而在于处理民事艺术方面，也是众人公认的英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也有着建功立业和勇于献身的热情。我将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您证明。
我，斯皮奇金，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和踏实肯干的精神。假如能亲自看见您，假如您愿意与我斯皮奇金认识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我这个人天生就诚朴忠厚，热爱人民，我为人民呕心沥血（我可以把我建立的功绩亲自告诉您（我是多么地想立即就能成为您的左右手，为了您的军事伟业，击败大家都恨之入骨的匪徒——高尔察克，贡献出我所有的力量。
请您马上接收我做一名红军的志愿战士，我愿为您和您的那个光荣的斯捷潘·拉辛团献出一切！
新乌津斯克苏维埃人民审判员委员会主席
季莫费·潘捷列耶维奇·斯皮奇金
斯皮奇金的信处处都有着矛盾和可疑的地方，的确让人感到像是一个发烧病人在说胡话。然而，这类情况在夏伯阳的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头一次碰见了，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说法不一样而已。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夏伯阳，他对此类案件从来是不拒绝去干预的。相反，他总喜欢亲自出马把这些问题弄个一清二楚，一查到底，把各式各样的无赖和恶棍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由于这两封信是在进攻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送给他的，所以他没有时间顾及，可是他还总是惦记着这回事，从来也没忘记过，总是想亲自去那些地方一趟就地弄个水落石出。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能做到的仅仅是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大骂一番那些“犯罪分子”。你看看，夏伯阳不通过任何调查，就确定这“十四名盗窃犯”是完全不用怀疑的卑鄙的家伙。他对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轻率地就相信了，同时，又非常武断地就放弃了原来相信的那些事情。然而，他在处理军队事务和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都正好相反——对什么都不相信，完全凭着“自己的才智”处理事情。
夏伯阳是不是因为具备了某种特别的“超人的”素质，才使他得到了不朽的“英雄”荣誉呢？你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看到他的素质很普通，与常人几乎是一样的，他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具备一些可贵的素质。他的最大特点只是在于他拥有一种惊人的活力，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他十分善于发挥自己的这方面特点。他扎根在未开化的、半游击习气的农民群众中，能把农民群众的情绪激发到极点。他能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且把自己和农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夏伯阳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荣誉，与其说是他的英雄事迹，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周围的那些人。这样说，丝毫也不会降低夏伯阳个人在内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是应当知道，应当记住，在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周围，神话般的东西与历史的、真实的东西相比，总是要多一些。可是，人们要问，为什么偏偏是他夏伯阳有如此多的传说？为什么偏偏是他的名字受到如此强烈的欢迎？
这是由于，他与其他许多人相比，更能充分地表明他是“自己的”那些粗俗的、勇敢的战士的化身。他的行为正好符合他们的期望。他具有这些群众的一切品质，特别是具有被他们看成是最可宝贵和最值得尊敬的品质——个人的英勇、大胆、无所畏惧和坚决果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身上的品质与别人相比，并不是更多，甚至还少于别人，然而他却是如此地善于装点自己的行为，而他的那些亲密朋友又是如此地善于帮助他做到这些，以至于他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会散发出豪迈的芬芳和神奇的光彩。有许多人与他相比，显得更加勇敢，更加聪明，在指挥军队方面更具有天才，政治上的觉悟也更高，然而这“许多人”的名字却被人遗忘了，而夏伯阳这三个字却早已闻名遐迩，深入人心，而且还将世世代代地一直流传下去。因为他是来自群众，成长于群众之中，并且在他的身上还同时兼有他的战友们各自独具的个性和其他特征。
我们毫无必要一个接一个地对所有战役加以描写，也毫无必要广泛地传播那些作战命令，评论它们的优缺点，讨论我们的胜利和失败，对于这方面的题材，那些专门写军事特写的人自然会去涉及的。我们的这篇特写，在事件的讲述上不求十分地完整，也不求准确的顺序和完全无误的时间、地点、人名……我们只不过是粗略地勾画一下那个时期所发生的，并且具有那个时期特点的日常生活。就算是现在在，向别列别依进发的路上，我们也不想去描绘纯军事的战役的开展过程，而只是挑选出两三幅当时日常生活的画面展现给读者。
占领了布古鲁斯兰之后，叶兰尼旅就从德米特罗夫斯克村向鞑靼康迪兹进军，在那里投入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虽然敌人已经失去了布古鲁斯兰，可是他们仍不肯相信丢掉了这个城市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也不肯接受他们已经面临末日这一事实。现在人家要反过来追击他们，他们只有防御，只有退却了……敌人集中了一切力量，以猛烈的突击来抵抗红军各个团的猛烈进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白军那种抱有必胜信念的高昂士气早已飞得无影无踪，飞到了红军的这一边来。红军战士鼓起了勇气，激起了不知疲惫、勇往直前的精神，而只有在抱定必胜信念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精神。
当战斗的主动权从一方转到另一方的时刻，往往是有迹象可以表明的，这是任何一个眼明的人都会观察到的。这一时刻，一方忽然丧失斗志、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另一方却好像饮用了长生不老的仙露，昂首挺胸，毛发直立，目光炯炯有神，士气大振。这一时刻，那支正在衰退的军队变得是那样的虚弱无力，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了。当内部长期耗损的过程显露到表面时，那已经是生命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了。这位白匪海军上将麾下的军队不久前还是兵强马壮、屡战屡胜，可是在布古鲁斯兰打败仗的时候，它却变成了行将就木的活死人了。历史无情的巨掌，已经在这支军队卑贱的、罪恶的额头上拍上了一个可耻的死亡印记。
相反，红军却是那样的灵活机动，那样的得心应手。工厂、工会、党支部源源不断输送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十分明显地恢复了勃勃生机。在那些日子里，红军似乎是一个沉睡已久，刚刚醒来的勇士，头脑清楚，精力无穷，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任何黑暗势力在它的面前，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夏伯阳师正是充满了这样的情绪，叶兰尼旅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在俄罗斯康迪兹和鞑靼康迪兹附近狠狠地打击敌人的。
伏龙芝到达旅司令部以后，马上对情况作了一番了解，还仔细地询问了叶兰尼最近打的几次胜仗的情况，就立即在木房子里写了一份嘉奖令。这一来，战士们备受鼓舞，士气高涨，而叶兰尼本人在受到嘉奖以后，更是情绪激昂，发誓要继续立功，去夺取新的胜利。
夏伯阳对他说：“喂，既然是这样，你也别空发誓了。看见了吗，那些山头？”夏伯阳从窗子里给他指了指前面的某个方向，既没有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也没有说出河流和村庄的名字，“如果你能占据那些地方，我向你保证，我的这把镶银军刀就属于你了！”
叶兰尼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好呀！”
夏伯阳向叶兰尼郑重许诺后的第三天，两个人差点儿就要真刀实枪地干了起来。
当时费多尔克雷奇科夫正患严重的感冒，躺在床上没起来。他让助手克赖纽科夫代替自己陪同夏伯阳一块儿去前线巡察。这场风波就是在第三次出去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没有人对卧床不起的克雷奇科夫谈起这场风波，他只是听到了一些传言。夏伯阳也对这件事避而不谈，每当俩人的话头触及到这件事时，夏伯阳就沉着脸，故意地绕开了。
费多尔病愈以后就到旅司令部去找叶兰尼，从叶兰尼那里他才得知这一事情的详细经过。
他对费多尔说道：“克雷奇科夫同志，这是一场误会，的确是一场误会。两个人都有些不能自制了……糊涂……总之，是小事一桩，压根儿就没必要再提。好，说就说吧，我倒是十分乐于回忆这种荒唐事的……他就是这么个人——脾气太暴躁！你又拿他能怎么样呢？他一发起脾气。你瞧。人都快气疯了……本来就该有个人管着他点的，可是您那时又正好不在……您的那位助手，是个和事佬，就只会笑一笑，也不敢去劝他。唉，这个夏伯阳啊，也不是哪个人的话他都会买账的……大伙儿都是这样，难道我们就不能胡闹一阵，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真是疲倦不堪，两条腿酸极了！……一点力气也没有……心想，让我睡上一觉或许会好一些……我一倒头躺下，便忘记了一切。瓦西卡这个小鬼，喏，我的那个通信员，你还想得起来吗？真是调皮，他给我弄到了一间鞑靼人的小木房子。房子又脏又小，除了靠墙钉着的一条长木板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朝木板上一倒下就酣然入梦了。
临睡觉前，我叮嘱瓦西卡说：‘你这个捣蛋鬼，明天一早替我炖好小鸡，知道吗？’
‘知道了。’他说道。
真是邪乎，当时我不知做的是什么怪梦……似乎梦见我用一把叉子把高尔察克当成小鸡来叉。我一叉，他就低一下头……我又一叉，他便往下一蹲，这个狗东西，还转过头来冲我嘿嘿地笑……我一怒之下就用叉子狠狠地去敲他的脑袋，我的军刀却断成了两截。原来我是用军刀敲的，而不是用叉子敲的。我抓住那半截军刀，仍旧一下一下地敲他的头。
不久，他的脑袋便消失了，而是出现了一根电线杆，电码接连不断地出现，从“休斯式”的电报机上跳了出来，就像一只只小寒鸦，我很清楚，这是夏伯阳在向我下达命令，但是我却未执行他的命令。
他说：‘你去把敌人打垮，让另一个旅去追击！’
去你的，我心想，你懂什么，想想那些流血的同志们吧，我难道不该为他们报仇吗？在山上我们搭进去了好几百人，哪个来补偿我？
‘库尔金，’我喊道，‘来，草拟一份命令……’
库尔金常常是手里拿着纸，夹着支铅笔在耳朵上，他怕临时找不着。我还没顾得上眨眼，他就已经把标题写好了。
我说：‘你就这么写：如果打退了敌人，就要一直追着打，追到十五里以外！你明不明白？’
他回答道：‘我明白。’
他和瓦西卡一听我说话的语气，立刻就晓得我的心思，领悟能力都不错，一个比一个强。
我很清楚，我肯定会遭到夏伯阳的一顿臭骂。既然他弄出这么个问题来，那你又能有啥办法呢？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想和他好好地谈谈，并解释一下。可是普列什科夫这个老混蛋（他是师参谋长），却没去喊夏伯阳来听电话。他说，命令都已经下达了，决不能更改……你拿他有啥办法？我想，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只好把命豁出去了！库尔金将命令写好了，我就在上面签了个字，这场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很清楚，这件事的结果不会太好，夏伯阳最讨厌别人改动他的命令。
我又躺下睡了，睡了好久，好久，一会儿做着这样的梦，一会儿又做着那样的梦。
忽然我从木板上跳了起来……看，太阳这时还没有出来，天色是昏昏暗暗的……
夏伯阳说到就到，他无法按捺自己，就连夜骑着马飞奔来了。
他说：‘你要干啥？狗崽子！’
我对他说：‘我不是狗崽子，夏伯阳同志，您讲话时要注意些……’
他伸手去掏他的手枪。并且大声地怒吼道：‘我要枪毙你！’
他的手才摸到枪套子，我就已经把自己的手枪摸了出来，并对他说：‘我的枪已经上膛了，来吧，咱俩拼个你死我活……’
他大叫道：‘你甭想当旅长了！我立刻撤你的职……你写个报告来。让米哈伊洛夫来替代你，我要让米哈伊洛夫来接替，你给我滚！你是个啥旅长！我说停止追赶，但你们却偏要再跑上十五里。这成什么样子，算个啥，啊？就这么当旅长的，啊？’
他左一句一个狗崽子，右一句一个狗崽子，骂个没完没了，却始终没有把手枪掏出来。我也就收回了手枪……再讲什么也没有意义了，‘库尔金，’我喊道，‘来写份命令……’他依照夏伯阳的意思将命令写好了……
‘立即叫四名通信员……’
他们跃马飞奔而来。
‘火速将这份命令送给米哈伊洛夫，拿好，快点，速度要快！’
看着他们飞快地驰去……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了，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我坐在木板上，夏伯阳无处可坐，就倚着墙站着……闪着光的蓝眼睛看上去挺吓人的。我想着，没多大关系，我的小鹰，等你的气消了，就会平静下来的……正在这时，瓦西卡把头伸进门里来，尖声尖气地说：‘我已经把鸡炖好了……’
吵架归吵架，但是鸡还是要请他吃的。
‘夏伯阳同志，请吧，’我对他说，‘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吃鸡吧！’
他说：‘好吧。’
虽然他的声音听上去依然是冰冷冰冷的，可是已经不再那么凶了，神情怪怪的，好像有些不太好意思……
我们走到小花园中相对而坐，还是一声不吭。
他说：‘叶兰尼，去把那几个通信员追回来。’
我回答说：‘不可能了，夏伯阳同志。他们已跑得老远去了，说什么也追不上呢。’
他叫喊着说：‘派几个最好的骑手去追。’脸憋得通红。
‘没有最好的了，他们那几个就是最好的……’
‘你把那最最好的派去嘛！难道你还不懂我的意思？’
‘怎能不懂呢？我都懂。’我心里暗暗地想：我也得整整他，为啥要骂我‘狗崽子’？
我说：‘为啥骂我狗崽子？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有什么过错，你尽可以处理我，把我送交军事法庭，让他们毙了我，都可以。可是你不应该骂我狗崽子……’
他说：‘我是一时太着急才发火的。你也别太那个了……’
于是又作了重新安排——这次派出去六个通信员。他们一甩鞭子，打马飞驰而去，就像鸟儿一样！这两批人马一个钟头过后，都回来了。前面的那批人是听到追赶的人的枪声后才停下马来……
我当时真想把那几道命令全都撕得粉碎——扔到地上……
他说：‘你发布的那命令就别动了，让他们追击去吧，命令是不应该取消的……至于我的那份命令我会再仔细考虑一下，作一下修改……’
这场风波到此为止，以后就再也没啥了。我们俩把鸡吃完了，彼此间再也没有讲过一句难听话……克雷奇科夫同志，我们这儿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叶兰尼最后讲道：“我们吵啊，吵啊，吵完了，气消了，我们又会边喝茶，边天南海北地聊天……”
费多尔笑着问：“哟，都说完了？”
“那可不，都说完了。”叶兰尼咧着嘴放声大笑，“但是，在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的时候，他又来了。我们攻占了山头，俘虏前两天就转送到师部去了。
他说：‘你好啊！叶兰尼！’喜笑颜开兴致挺好的样子。
我说：‘你好！夏伯阳，你身体不错吧？’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走到我面前。把我抱住了。一连吻了我三下。
‘喏，接着吧。’他对我说，‘这把刀属于你叶兰尼了！’
他摘下那把镶银军刀，把它挂在我肩上，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我瞧他身无他物，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同情之心，于是把自己的那把普通战刀摘下来送给他，说：‘送给你，可别忘了我！’
他是个一诺千金的人，这一点你也清楚的……”
谈话就到这里结束了。团里打电话来说找叶兰尼有事。费多尔自己也没再去深究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当时发生的事情要讲的都讲出来了，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当时，他们俩都怒火中烧，搞不好真会闯出一大堆乱子来。真是得有个人常常照管着，不能对他掉以轻心。一旦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发生折胳膊断腿之类的事情。
第二二团打进特里弗诺夫卡村之后，就驻扎在这个村子里休息。当红军战士们走进村头的一间小草房时，惊异地发现地上到处都是斑斑的血迹，大家心中充满了疑惑，就向房东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可房东却默不作声，缄口不言，战士们都向他保证，只要说出来，就一定不会与他为难的，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战士们会为他承担的，并向指挥员和政委为他求情。不过一定得讲实话，讲清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房东听了以后，便不再踌躇了。他将战士们领到了一间敞棚底下的一堆粪堆面前，他稍稍把粪堆向两边拨开，指着一堆血糊糊的，奇形怪状，脏兮兮，发红的东西说：“就是这个！”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有点迷惑不解，走近仔细观瞧，才看出这堆不成形的、血糊糊的东西原来是人的躯体。他们马上用刺刀、军刀，用手把粪堆扒开，拖出两具尸体，尸体还带着点温暖：这是两名红军战士。
突然，有一具尸体的胳膊动了一下。拖他的战士吓得浑身哆嗦，本能地往后面跳开，又把他扔到了粪堆上……接下去，他们又看到这具尸体的一条腿一屈一伸也随着胳膊动了起来，眼皮也跟着眨动，两只眼睛在那黑色的、发肿的眼皮下微微地睁开，那呆滞的、毫无神采的目光显示他已经失去知觉了……这个发现尸体的可怕消息立即在全团传遍了。战士们全都跑来看，可是谁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与推想。他们一再地追问房东，房东也不隐瞒了，一五一十地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两名红军战士是国际团的炊事员，几个钟头以前，因为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来到了特里弗诺夫卡村。他们误把白军占领的这个村子当成是自己部队驻地。他们骑着马到了这家农舍跟前，询问卖日常用品的商店在哪里。
坐在里面的几个哥萨克蹦了出来，叫喊着向两个惊呆了的炊事员扑了过去，拖他俩下了马，并马上赶到屋里去。
起初先是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然后又问，部队驻扎地点，部队番号，部队人数。他们对这两名红军战士承诺说，只要讲真话，就放了他们。
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两个炊事员还是告诉了他们一点东西，哥萨克一面听，一面记，紧追着盘问了下去，这样持续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一个坐着的哥萨克问他俩：“你们再也不知道什么了吗？”
两个被俘虏的炊事员答道：“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你们帽子上是啥？五星帽徽？把苏维埃政权戴在脑袋上了？狗崽子！瞧你们，还戴这个……”
或许这两个红军战士都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便一声不响地在那里站着。在审问的时候，那几个哥萨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嘲弄，可是这次一听到那个坐着的哥萨克说“五星帽徽”，马上就改变了情绪，又是打骂又是吓唬，一个红军战士的腰部被狠狠地捅了一拳。
“你是炊事员吗？”
其中的一个炊事员小声地回答说：“是的。”
“你替布尔什维克做过饭？狗东西！”
那个炊事员用更小的声音答道：“我做饭给大家吃。”
一个哥萨克跳了起来，吼道：“给大家做饭吃？！我们晓得，你们是怎样做饭给大家吃的，混账东西！你们是奢侈浪费，到处捣乱……”
他骂得越来越不堪入耳，越骂越凶，竟然动起手来，打了一个红军战士一巴掌。红军战士的鼻子被打出了血……这似乎是一个信号，其余的几个哥萨克正在等着它呢。他们像野兽一般用手猛抽红军战士的脸。红军战士脸被打得鲜血淋漓，看到鲜血他们兽性大发，那是一种野蛮、疯狂、嗜血的兽性，他们纷纷腾地一跃而起，看见有什么就抄起什么，劈头盖脸地对两个红军战士一通乱打，当红军战士被他们打倒在地之后，他们便又踢又踩，还呸呸地向两位战士唾去……
终于，其中的一个坏蛋想出了一个十分残忍的刑法。两个不幸的战士被他们从地上拖了起来，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在椅子上，便从脖子周围开始，一片片地割肉。两个战士身上鲜血横流，惨不忍睹。他们还不满足，割下一块，就在伤口上撒些盐，再割下一块，又撒些盐。钻心的疼痛使得两名战士大声惨叫，凄厉声音令人心寒。然而他们的惨叫却并没有使这些野兽停止他们的暴行，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这样继续割肉、撒盐……令人窒息的折磨足足有好几分钟。
后来，一个失去人性的家伙把一把明晃晃的刺刀猛地戳进一个红军战士的胸膛，另外一个家伙见了也要用刺刀去戳……却被其他人止住了：这些强盗们为了活活地折磨两个战士竟然害怕一下子就让他们死去！……可是还是有一个红军战士被他们戳死了。而另一个红军战士也奄奄一息……
几个钟头以前，仓皇地逃窜了特里弗诺夫卡村的白军，在逃离之时，把那两个受尽摧残的炊事员拖出来藏在粪堆中……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些。
全团的战士都默默地听完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个都阴沉着脸。他们将这两位遇难的同志摆在了大伙儿的面前，为他们作了一些必要的整容，准备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之后将其埋葬。
费多尔和夏伯阳得知此事后，骑马飞奔而来。赶到现场后就立即把战士召集起来，简单地向大伙儿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种残酷行为是灭绝人性的，并且提醒大伙儿不要采取同样严酷手段对待白军俘虏。
然而红军战士个个都胸怀着满腔怒火，群情激愤。他们安葬了两位牺牲战士的尸体后，放了三排枪，久久不愿离去……
在第二天早上的战斗中，团部没有接收到一个俘虏……无论如何，也无论作出什么保证，报复现象在战斗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就连费多尔本人也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不是很大，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受到了这件事的触动。第二天，他就下令处死一个白军军官！
看来，有必要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作一个详细地交待。
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
他们前往俄罗斯康迪兹去找叶兰尼。在那天早晨发动的冲击中，叶兰尼率领的那个旅抓到了八百多个俘虏，然而却没派人去看管。
“您放心好了，他们是不会逃掉的，如今就是用棍子赶他们，也不能将他们赶到高尔察克那边去了！他们做了俘虏，才高兴，才开心呢！”
费多尔一面向俘虏那边摆了摆头，一面问道：“怎么，叶兰尼，这些都是你们抓来的俘虏？”
叶兰尼笑呵呵地回答道：“是啊，我刚拿刺刀微微地碰了他们几下，他们就一个个胆战心惊地叫了起来，说：‘长官，我们愿意当俘虏，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所以，他们就被我赶到这里来了。”
“里面有当官的吗？”
“当官的也有……但他们都不肯做俘虏，他们说是——在我们这边感到很不痛快……”
叶兰尼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瞧了费多尔一眼，费多尔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可能还会有当官的混在士兵里面吧？”
“搞不好是会有的，可他们决不会自报家门的。”
“当兵的难道不会检举他们吗？”
叶兰尼忙解释说：“您没看见吗，这些士兵都不是属于同一个部队的，他们被临时凑在一起，互相都不熟悉……”
费多尔说：“那好吧，咱俩一起去试一试……不过我还想先跟俘虏们讲几句话，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讲一点。”
费多尔开始给俘虏们讲话了。很多俘虏听得很认真，而且，从他们疑惑的脸上和慌乱的眼神中表露出的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被费多尔的话深深地吸引住了。很明显，这些话中的很多道理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平第一回听见的，过去根本就不晓得。现在克雷奇科夫给他们讲的这些事，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道理我都对你们讲透了，”费多尔在自己的讲话快要结束时说，“我既未作夸大，也没有对你们撒谎。真实的情况，都已被我开诚布公地和盘托出，下面该怎么办，就要你们自己拿定主意了，你们应该清楚怎么办的……对于你们而言，什么东西最值得珍惜，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呢？是你们在高尔察克那边见到的和没有见到的，还是刚才我对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呢？不过你们也应该明白，只有那些英勇的、真正的、有觉悟的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才是我们需要的，只有那些永远都怀有坚定信念的人……你们都好好地想一想吧，假如有谁愿意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那就说一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把你们这些被骗到高尔察克那边去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他的讲话刚刚结束，俘虏们就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是军事问题，也有关于如何加入红军的问题……
顺带说一下，加入红军的占了俘虏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成为了红军战士中的一员。
打那以后，叶兰尼从来就没有后悔过把俘虏吸收到自己光荣的团队里来。
克雷奇科夫绕着排成两列横队的俘虏们仔仔细细地察看着，察看着他们的服装和鞋子，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中几个人的面孔上。，显然这几个人不是工人，也不是一般的农民。因此，他便让他们把这几个人安排到另一边，想待会儿把他们带到司令部里去，再细细地盘查他们的真正身份。
这里面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特别怀疑。他在那里站着，用一种傲慢和挑衅的眼光关注着盘问与检查的全部过程，恶意的冷笑在他的脸上显露出来，好像是在说：“哼，就凭你们这些灰鬼，还配来盘查我们！”
凭他身上的着装看起来倒像一普通士兵，可是还是有破绽露出来。他的裤子和靴子十分地考究，但那件衬衫却非常破，上面都是破洞，显然，这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他那又壮又肥的身子勉勉强强才能把这衬衫穿上去，领子与他那厚敦的、猪后臀般的红脖子一点儿也不适合；头上戴着的那顶普通士兵帽，很明显也可以看出不是他自己的，因为戴在他的脑袋上极不相称，并且他压根儿就不会戴这种帽子，即使把它戴上了，也不像个普通士兵。
开始，费多尔从他身旁走过时倒没说什么话，可是往回走的时候，却在他跟前站住了，紧紧地盯着他，出乎意料地问道：“你是个军官，对不对？”
那个人慌张，十分不安地回答道：“我不……不是，我只是个列兵。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克雷奇科夫巧妙地回答说：“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你。”
那个人盯着他，说：“您认识我，在哪儿？”
费多尔接着逼近他说：“认识，可是我要告诉你，咱们根本不用在这里回忆。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军官不是？”
那人挺了挺身躯。高高地抬起头说：“那我再回答一回，我并非军官。”
“哼，好啊，那只能怪你自己了……”
费多尔把他与另外几个人叫出来，领着这一伙人一块儿走队列。
费多尔在这以前，对那些高尔察克的士兵讲了几句简短而又热情的话，告诉他们在劳动人民反抗自己敌人的斗争中那些白军军官所犯的滔天罪行。既然白军军官们对苏维埃政权表示公开地反对，那么就应该对他们无情地打击。
费多尔一面领着这伙人走队列，一面指着这伙人问大家，谁能认出在这些人中哪些是军官。立刻就有人认出了那个被摘下帽子后，原形毕露的肥头大耳的家伙。
“这还用问，我们都认识他，他本来就是一个军官……”
接下去，他们还把这个军官所指挥的部队说了出来。
“两天之前还看见过他呢，咋会不认得……他刚才用领子和帽子捂住了脸，因此没能把他给认出来。现在怎么会不认识他呢，他就是……”
士兵们把这家伙给“认出来了”，都显得十分兴奋。这回总共有好几个人被认出来了，可是却只有这一个人是军官，剩下的都是些地方官员、职员、行政机关办事员……
费多尔转过头来冲他说道：“喂，怎么样？”
那家伙盯着地面，一句话也不说。
费多尔便又问了他一句：“士兵们说的对不对？”
“不错，说的对，可是那又怎么了？”他显然已经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打定主意要保持起初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也就是费多尔第一回问他时，他没说真话时那种态度。
“我可是问过你了……也向你警告过了……”
他蛮横地说：“而我可不想。”
本来，费多尔打算立即把他连同其余的官员一块儿送到司令部去的，可又忽然想起来还未对他进行搜查。
于是他对站在那里默不作声的叶兰尼说：“喂，下令搜查一下。”
叶兰尼马上脱口而出：“还下啥命令呢，我亲自动手……”
接着，叶兰尼就把他的口袋翻了一遍，翻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没有了。”
叶兰尼又问：“或许还有吧？”
那军官用一种粗暴的口吻打断了叶兰尼的问话说道：“我已经说过没有了，就是没有。”
或许是叶兰尼被他的这种傲慢、轻蔑、带有挑衅性的口吻激怒了。叶兰尼掏出了一封信，拆开后递给了费多尔。
费多尔看了这封信才发现，他的父亲是个神甫，这个军官以前在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他反对苏维埃政权已经有一年多了。显而易见，这封信是他未婚妻写的，是从附近的一个城市寄出的，那个城市的白军刚被赶跑。
信上是这样写的：“白军撤退的时间不会太长的，你再等些时候……红军来了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希望上帝保佑你，你自己要好好保重，以便向布尔什维克报仇雪恨……”
费多尔只觉得有一团怒火在胸中燃烧，勃然大怒。
他大喝一声道：“够了！带走！”
叶兰尼盯着费多尔，带着天真的口令问道：“毙了吗？”
“是的，把他毙了，带走！”
把军官带下去了。两分钟之后一排枪声响起——他被处死了。
要是在其他时候，费多尔肯定不会这样做的。然而在那个时候，那两位被摧残致死的红军战士的血肉模糊尸休，一块块被割下的肉，那被撒上盐的深深的伤口……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刻骨铭心……
还有，那个军官的顽固不化的态度，那种不可一世，带有挑衅性的口吻。最后，他的未婚妻写的那封信中，这位军官的丑恶面孔暴露无疑……
克雷奇科夫整整一天都感到心神不宁，忐忑不安，绷着个脸，毫无笑容，也不开玩笑了，沉默不语，也不想说话，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然而，他只是当天是这个样子，到了第二天早晨，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在战争中，如果总是纠缠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那也未免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因为在前线，那些触目惊心的情景你时时刻刻都会看见。在那里，牺牲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几百，几千人……
军队踏着战争的斑斑血迹而不断前进，这战争的血迹是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那些残缺不全的肢体，那些被烧毁的村庄，那些到处流浪，死于饥饿的老百姓，任何人不会把感情的脚步长时间伫立在这充满战争血腥味的千百幅画面中的一幅，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被其他的悲惨画面遮盖住。
费多尔也是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回想起前一天他头一次下命令枪毙人这件事情时，心里有些坦然了……
夏伯阳笑着对他说：“你真是少见多怪，假如一九一八年那会儿我们在一起……那时是绝对需要这样做的！俘虏了军官都没人看管。一个萝卜一个坑，战士们个个都要用来冲锋打仗，没功夫看守俘虏。就只好成批成批地把俘虏处死……事实上都是一个样——他们会同样对待我们的人。哎，老弟！”
“夏伯阳，你还能回想起头一回判处别人死刑时的心情吗？”
“嗯，或许记不清楚头一回了，可是我知道，那个时候要下决心是非常难的……万事开头难，更何况这种事情呢，以后也就适应了……”
“适应了什么？杀人？”
夏伯阳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杀人。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学员是从某个骑兵学校来的，他会教你这么杀，那么砍……嗬，他向空中挥刀砍去，还真挺利落的，好的，动作真的是干净利落！但是真的让他去杀人，他那一套本事就得去见鬼了，一下不行，两下不行——一塌糊涂。没有什么嘛，渐渐的就会习惯的，头一回总是有些不适应……”
当其他一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在一起时，费多尔也和他们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无论以何种方式杀人，砍人，下命令枪毙人，或者是自己亲自把人枪毙也好，也无论你的神经是什么样，心地如何，头一次你总会觉得有些害怕，心慌意乱，良心受谴责；可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在战争中，把那些血腥味都闻惯了，这方面的感觉也就麻木了，杀人几乎成了一种机械性的行动不管用何种形式。
叶兰尼对费多尔说：“我的那个通信员，斯捷普金，也差点儿没给枪毙了，把他枪毙的命令还是我亲自下达的。”
费多尔惊异地问道：“怎么会枪毙他呢？”
“是这么一回事……”
叶兰尼于是便把他在乌拉尔斯克前线上，为什么要杀他而最终又没有枪毙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叶兰尼说：
“那时他是个机枪手。和大家一样，这个小伙子也很受信任。有一回，在一个小镇子上，我看到人家把他抓住后要带走，说他将一个小婆娘强奸了。
我说：‘请别走，同志们，这是真的吗？把那个小婆娘喊来，我要问问她。你也留下，斯捷普金，我要将你们一块儿审问。’
斯捷普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就只是摇头，说的话也前言不搭后语。直到那婆娘快要到来时，他才对我说：‘是的，是真有那么回事。’
那婆娘就在这时来到屋里。斯捷普金倒还不算笨，还拣了个挺丰满壮实的哥萨克女人，看年龄也只不过二十四五岁。 政治委员也来了，并把大伙儿都集合了起来。
我说：‘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枪毙了他，这样才能使别的人不敢再犯……红军是来拯救人民群众的，可他却来把妇女给强奸了。所以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只有一个结果……从前也有过将自己人枪毙处死的先例，对斯捷普金又怎么可以搞特殊呢？假如我们对这种行动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么其后果也是能够预料的，那就是在说，你们去为所欲为吧，同志们，你们是不会受惩罚的！’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是我一见到斯捷普金，又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意。小伙子在行军打仗中表现得很英勇……政委已经下命令给执法队了，执刑的人也已经来了。
‘把哪一个带走？’
‘稍等会儿，我们还在审问呢。’我连忙说，‘斯捷普金，你强奸妇女，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怎么，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对他吼叫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他说：‘我……我也不晓得，我记不清楚了……’
‘斯捷普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种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我不知道，指挥员同志……’
‘你会被枪毙的，傻瓜，枪——毙……’
可他却低声地说道：‘您就看着办吧，指挥员同志，军法无情，你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我向他解释道：‘不能不枪毙你，斯捷普金，你自己应当清楚的，你这么做会招致全镇的人都会把咱们骂成是流氓……人家骂的也是有根据的……假如我们都这么胡作非为，那还能叫什么红军呢？’
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把头垂得更低了。
我问道：‘假如放过你这一次，那么下次其他人犯该怎么办呢？是这样吗？’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我说：‘都清楚了吗？’
‘是的，都清楚了……’
我生气地说道：‘唉，斯捷普金，你这个鬼迷心窍的傻家伙！你咋会看上这个女人呢？要是你坐在运机枪的车上，就不会发生什么倒霉事了……这一来，多倒霉呀！’
他抓了抓自己的后脑勺——还是沉默不语。
这个时候我又对那个婆娘说：‘他把你给怎么样了？’
这个女人还挺漂亮的，话特别多。
‘什么怎么样了？他把我一把就搂住了，按倒了接着就那么……我又哭喊，我使劲地向他那张鬼脸上吐唾沫，而他——这个鬼东西……哦，我怎么能敌得过他呢。’
‘这么说，是真有这回事……’
她回答说：‘可不是吗，就是真有……’
我说：‘我们会处罚他的。’
这个哥萨克婆娘愈说愈有劲，说：‘应该惩办他，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瞧瞧他那样，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让他付出点代价……’
‘不，不是教训，我们是要把他给枪毙了……’
这婆娘听到这话被吓得张大了嘴巴，扑通一声跌坐地上呆若木鸡，把两手一摊……
我又对她说一遍：‘是的，是真的，我们要枪毙他！’
那哥萨克女人把两手使劲一拍，说道：‘哎哟哟，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我的天哪，上帝啊，难道可以杀人吗？这是怎么了，上帝啊！’她吓得不知所措地绕着桌子踱来踱去，还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对她说：‘是你自己揭发的，现在已经太晚了。’
可是她却说：‘我告什么了，我什么时候告过他呢？我只是说他追着我……他追我，却没追上……’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嘛。究竟他安的什么心，我又怎么晓得呢？’她说，‘我哪晓得他想干什么……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盯着她的脸，看出她是在骗人，然而我却没有把她的话打断，就让她这么说吧，搞不好，对了，搞不好还可以挽救斯捷普金的一条性命呢……就是别让她四处宣扬，不丢我们的脸就行。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搞了些什么勾当，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说不上还是她去勾引……我心里暗暗地想，既然她哭着为他求情，那她就会告诉全镇的人，说她诬陷这个战士，她想叫斯捷普金不好过……
我又有意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好了，好了，小娘们……事情一清二楚，应当把他毙了……’
那婆娘又哭又嚷了起来：‘你们到底要把他怎么样？我不让你们拉他出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我就是不让你们这样做……’
她一面说一面扑向斯捷普金，紧紧地抓住他靠在他身上，哭哭啼啼地，自己责骂起自己来了，怎么说也不肯走开，她的身子就如同树叶被风吹过一般，瑟瑟发抖。
‘只有你才能救他，就是怕你自己不想去救他……你已经守寡两年了。看你，年纪也不算大，红扑扑的脸蛋像苹果一样……假如你俩成了夫妻，这件事就好办了，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也不行……’
‘我为什么要和他结婚呢？我不想嫁人！’
我说：‘你不想，那我们就只能以军法处置了。’我说完后，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假装想走开的样子。
那个哥萨克女人噙着眼泪对我说：‘可他不想在教堂里举行结婚典礼呀！他可能都不知道上帝是谁呢。’话虽这样说，她还是把斯捷普金搂着不放。
而斯捷普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小牛犊一般，一动也不动，好像我们谈论的不是他……
我回答说：‘随便你们想怎么样都行，我不管，我只要你干干脆脆地表一下态；你愿不愿意和他和好？’
她把手松开，将自己的未婚夫放开，脸上绽开了笑容，连嘴巴都咧到耳朵根上了……
她说：‘为什么不和好呢？我们难道还要再吵一架吗？’
斯捷普金这个家伙也笑了起来：现在他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晓得我们要采取什么办法来帮助他。
为了防止再出什么岔子，我们故意地打发他们俩出屋去。我说：‘你们俩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这里已经没有你们俩什么事了。’
大家都站在桌子旁瞧着他们笑，替他们出了花样百出的各种主意——这天晚上不出所料，斯捷普金又占了她的便宜……
第二天早上我对他说：‘你听我说，斯捷普金，在我们的帮助下你这个傻小子结了一门好亲事，可是咱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哪怕你们俩真的产生了感情，你也不能将她一块带走……为了让你将功赎罪，我派一个任务给你：你必须立功……只要一有战斗发生，你就得争取获得成功，不然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要是再有什么其他风吹草动的事发生的话，我肯定会把你当做一个坏分子来处理……’
他说：‘是，我肯定会立功的。’”
费多尔问：“那后来他取没取得战功？”
“当然立功了，为此他得到了一个用来装马合烟的银烟盒……
他干得挺好的，就靠着他那挺机枪一下子就俘获了二百多敌人……他的腿也被击穿了，打那以后就把他列入了非战斗人员编制——后来他被送到我这里，成天没事可干……”
“那个哥萨克婆娘后来跟他怎么样呢？”
叶兰尼笑着说：“那还有什么说的，那天晚上，他就在她家里过的夜。她为他烙了饼，以备他行军之用，她还请他喝了茶……”
费多尔笑着问：“那婚礼呢……”
叶兰尼一摆手，答道：“哪有什么婚礼，这件事，他们俩提都不提了。哪有什么婚礼呢？她觉得自己救了他一命，坐在那里向他讲她如何成了他的救命恩人的；而斯捷普金呢，也不怎么说话，就只是闷着脑袋又吃又喝，一个人吃的顶上四个人了。要是偶然说上两句，也是胡说一通……第二天一大早队伍出发之前，他刚好归队了……”
话题由此转到了队伍中的性饥渴问题。强奸在前线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举出了一些这样的事例，又回忆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对于这一话题，夏伯阳倒是很感兴趣，他再三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在没有女人的时候，一个战士能否做到在前线上待上两三年……对于这个问题，夏伯阳自己下了一个结论：“他必说能做到，要不然他还能算个战士吗？”
离开了叶兰尼旅后，夏伯阳和费多尔一行又到了什马林旅。要是说叶兰尼渴望获得夏伯阳那样的荣誉，希望与他齐头并进话，人们是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的。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出色的英雄，所以他完全有这样想的权利。可什马林却不一样，这个人真是白费力气。他总是有很多没完没了的事情要干，总是忙前跑后，也不知道休息一下，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操心，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他脸上也显出一种忧国忧民的神情。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总喜欢反反复复地进述自己那些本不存在、虚无飘渺的功绩！他每次碰到别人都要大讲一通，当然每次讲的时候都不一样，千变万变，但最根本的一点却不变，总是在受伤、遭袭击、冲锋这一类的情节上打转转，只不过是其中的细节不一样罢了。总之，吹嘘这些功绩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可以把其中的六七件功绩背得烂熟于心。每次当他讲起这些的时候，他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自己也在那些急剧发展的事件中陶醉了，怡然自得于它们的曲折迂回，对自己刚刚虚构的意外情节他也总是表示出欣喜万分。每当他讲述这些“英雄业绩”的时候，他往往会撮着自己的一绺浓密的黑发，并将身子弯下，挨近桌子，低到鼻子都和桌面碰到了，不知为什么用两个指头——中指和食指——使劲地合着说话的节奏，敲打着桌子的边沿，声音非常地响，给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他不是对在座的人，而是对那张桌子在说教，在训斥，在指教。这种动作，总是让人感到十分古怪。
起初，什马林讲的那些事还有人乐意听，也愿意相信。然而到了后来，大家都晓得了他的假话至少是真话的回信后，也就不再相信他的话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讲的话都是随便编织出来的，不，他讲的事情的确都是真真切切、实际发生过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一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每当在某次战役中，有人表现得很英勇，或者是很有某种才能的时候，什马林就会夺人之功，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名下，把那些功劳说成是他自己取得的。到后来才晓得，所有事情原来都是在队伍的左翼发生的，但这个时候什马林却在右翼转悠呢！实际上具有才能的人是个营长，而什马林却是一个团长。瞧，什马林的“功绩”全都是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居他人之功的人！不过，费多尔已见过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远远不止什马林一个人。这种人觉得窃取别人的英雄事迹冒充自己的来炫耀是最容易和最顺其自然的事情。只要你一到什马林那里。他就会开始自我炫耀。瞎编胡谄一番，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你就得在一旁认认真真地听着。他甚至可以整整讲一晚上！他讲的情节肯定是他被“围困”了，肯定是从那里向那里“突围”了，虽然大伙儿都晓得昨天他所驻防的地段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战斗。“可怕的威胁”一直在他的两翼存在着，左右各旅却从来也不帮助他，相反还总是帮倒忙，踩着他的“肩膀”向上爬，并把他什马林旅获取的胜利占为己有，用这个来换取表扬、称赞甚至奖励。而什马林，他这个真正的英雄却被别人遗忘了，没有人发现他，没有人称赞他。很显然，他被大家看成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了。可人们哪里晓得，他什马林才是贪他人之功并据为己有的初始者。
从叶兰尼旅来的夏伯阳等人到了什马林那里，并告诉什马林，叶兰尼旅抓获了一些敌人。
什马林十分在意地听着，忽然他很快地用大巴掌抹了一下他那张未洗干净的黄脸，仿佛是在思索中毫无意识地说出来的，说了这么一句：“是的，肯定没错，是这么回事——他们还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早就晓得他们走投无路了……”
夏伯阳问：“谁走投无路了？”
“就是被叶兰尼旅逮住的那些俘虏呀。夏伯阳同志，您还不清楚这些俘虏是怎样被叶兰尼抓住的吧？他们早就被我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场战斗就发生在我们旅的右翼，难道您不记得了吗？不会吧？他们被我们揍得狼狈不堪，还能往哪里跑？只好乖乖地当叶兰尼的俘虏了……”
什马林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总是喜欢贬低别人，纵然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己，他也要这个样子。
一见什马林又要炫耀他“昨天的战绩”，夏伯阳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最紧迫的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让什马林怎么也不能逃避、搪：塞“你们旅的防线有什么敌情没有？”
他们走进了什马林旅司令部所在的那间小房子里。屋子里漆黑一团，散发着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似乎屋里总是有人在吸烟，整个屋子都被烟熏得黑黑的。在什马林旅司令部工作的同志全是些很干练的人，他们之所以愿意帮助什马林，不是出于敬畏，而是出于他们的觉悟。尽管什马林是个充满危险的幻想、整天瞎忙的牛皮匠，然而他对师里下达的任务一直都完成得很好。作为一名执行者，总的说来他还是合格的，只是没有丝毫的创造性，没有一丁点儿主动精神，也不富于创造精神，只会坐等上级现成的命令。他的目光也不十分敏锐，常常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或要害。
什马林旅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聪明能干，他们吃透了夏伯阳的性格特点，将全部情况都讲得仔仔细细的，根本不用什马林再作补充。夏伯阳在弄清楚战线的情况后，马上决定去巡视一下这个旅的各个团队。这时，什马林旅的各个团都在进行战斗。什马林将副旅长留下，自己也陪着去了。
在夏伯阳离开旅司令部以前，敌我双方的人员数量对比、地图上标出的河流、道路、绿色的森林和栗色的丘陵——这一切都被夏伯阳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了。他一面走，一面向什马林指示，这些小土岗后面应当布置些什么，附近森林里应当埋伏多少兵力，大约该在哪儿涉渡。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两三条道路交叉在了一起。夏伯阳没有多想，选择了其中的一条路就很有把握地骑着马走了下去，就好像是去在某个小城的熟悉的街道上似的。他几乎从没有走过冤枉路，即使是走进环形路或遇上了死胡同，他也能够不费什么力气地走出去：向四下里望望，走上几步，再仔细想想，回忆一下经过的每一个弯道，路上的各种标记——那就肯定不会走到岔路上！辨别夜间的道路是不怎么容易的，但在白天他几乎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错。善于判断周围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夏伯阳是个无可比拟、当之无愧的天才，因此夏伯阳常常是说了就算数。
他们来到了第一团。第一团的战士们分散在一个个才挖好的小掩体里。事实上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掩体，只不过是一些很薄弱的、就如同用硬纸板搭起来的玩具房子似的小工事而已：上面堆上一堆土，再弄些松树枝插在上面。这些小土堆就如同树林里田鼠洞旁边的小土堆似的，田鼠将头藏到里面，你便会辨不清它是在松树枝下面隐藏着，还是在小土堆后面隐藏着。敌人或许就是把这些树林看成了灌木丛，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想来惊动我们，不想主动挑战，因此尽管他们离我们非常近，就藏在土岗后面战场上还是悄无声息，没有开枪。
炊事员在地上爬着将饭菜送到了掩体中。他们用两只手捧着饭盆或汤盆，肚皮紧贴着地面，从厨房一出来就开始用两肘和双膝着力，一伸一缩地像条虫子一样向前爬着。饭后，战士们一般都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发起进攻。休息时，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读报。他们读的那些报纸都是旧报纸，那些报纸也快被揉烂了，上面布满了斑斑的油污。他们将四肢伸开，仰面朝天，将脑袋藏在树林下面，面孔很严肃，神态也很安详，将书或报捧在面前阅读，跟和平时几乎是一样的。就好像是在农村的节日里，为了避开七月的酷暑而躲藏在园子里的角落里看书一样。
夏伯阳、费多尔和什马林从散兵线后面走上来的时候，敌人并没有朝他们开枪射击，这马上使夏伯阳不由细细地思索起来。
他对什马林说：“敌人果真还在土岗后面隐蔽着吗？有哪一个知道？也许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喂，去侦察一下！”
侦察员从不同的方向朝土岗子爬去，有两个人已经爬上了土岗子，并爬上了制高点，微微地将身子抬起，再将身子抬起……将身子挺直，站了起。他们回来报告道，山坡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敌人想必已经从土岗后面的小树林里溜走了。
夏伯阳他们接着朝前走去，爬上了土岗，举起望远镜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夏伯阳用手指指着说：“你们看，看到小树林的尽头了吗？照我看，敌人想从那儿包抄我们。”
什马林说：“他们还想包抄迂回，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毫不间断地追了他们三天，他们还敢回到这儿来？他们恨不得让上帝给他们的脚底下抹油呢！”
夏伯阳很严肃地警告什马林说：“他们第四天也会替你的脚底下抹上些油的。”他一面说，一面又用望远镜向四周了望着。
“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什马林依然很轻率地坚持道。
夏伯阳严厉而又不满地对他说：“假如他们回来了呢？倘若敌人的指挥官不是个笨蛋，他就会明白，只要威胁一下你的后方，他逃跑也就更容易了。等你集合起部队来，你已经找不到他们的影踪了。你这个傻瓜，得多钻研钻研，多开动脑袋啊！你以为敌人会像一粒豆子似的，在你面前滚来滚去吗？”
什马林听了目瞪口呆，一声不吭，不作回答。夏伯阳告诉他，敌人有可能迂回包抄我军，应当怎样对此加以防范，然后他把什马林留在了原地，要他弄清了敌情以后再走。他和费多尔则巡视另外两个团去了。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碰上什么事情，夏伯阳都能发现问题。他很清楚，应该怎样去纠正，应该给从什么地方帮助，如何进行帮助。
当他们来到什马林旅最右翼的第三团时，一个由什马林派来的通报员前来报告说，敌人确实在迂回行动，但当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行动被发现了后，便又沿着原来控制的方向退回去了。
什马林在便条上郑重地写着：“我立即将敌人的全部罪恶企图粉碎了，我方毫无损失……”
很明显，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能“粉碎”的，因为乌云早就自行消散的无影无踪了。
夏伯阳他们就在第三团里过夜。第三团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四周布置着哨兵的村子里，红军战士在村子的周围连夜挖了一条对着敌人方向的半圆形堑壕，防止敌人的突袭。他们几个人所在的那间简陋的农舍里，只有一盏破油灯，很难看清对方的面孔，大家都累极了，都不愿再说什么话，有的在屋角里蜷缩着，有的在床板上躺着。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一个个的就像黑色幽灵一样蠕动着，都想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睡上一觉。
正在这时，有人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带进屋来审问，这个团的人怀疑男孩子是敌人的一个暗探。
起初问他：“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
男孩子回答说他的父母在战争中都死在了某个地方。他自己是个波兰籍的难民，现在已被编入了“红色志愿者第三营”。 那时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支部队，所以对他的怀疑更加深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叶尼亚。”
有人想捉弄他一下，便说：“你不是说你叫阿廖沙吗？”
男孩便用一种坚决的、与生俱来的自尊心说：“请您别乱说，我从没说过我叫阿廖沙，这是您自己瞎编的。”
“嘿小家伙你的话太多了……”
“为什么我不能讲话呢？”
“废话少说，说真的，你是从白军那边来的吧？喂，快说，别装模作样了。你只要都说出来就没事了。”
小孩颤抖着声音顶撞逼问他的人，说道：“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没啥可说的。”
“喂，喂，别扯谎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营……是你编造出来的……你还是说出来的好，你来做什么，到什么地方去？”
大伙儿都这样试探着盘问他，想弄清他是由谁派来的，要派他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
大伙儿想尽办法威胁他，吓唬他，还说要把他枪毙了。
“好吧，你们把我枪毙吧！只不过你们冤枉我了……我是自己人……你们弄错了……”叶亚尼噙着泪水说。
最后费多尔决心插手了。他一直都躺在旁边听着，想瞧瞧这审问是如何收场的。他倒不在乎这是不是自己人，现在他反正是想救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必要时再对他进行教育。他告诉其他人不要再审问了，并让这个面露喜色的叶尼亚和自己并排在地板上睡觉。（后来费多尔的确把叶尼亚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有觉悟的小伙子，在旅部的团部做通信联络工作。）
司令部里再度静了下来。黑烟从油灯里冒了出来，从各个角落里发出熟睡的人们的打鼾声和呼吸声。窗户外面，马儿在喳喳地咀嚼着草料。为了以防万一，马背上的马鞍都没卸下来。
什马林在大家进入梦乡以前就已经骑着马离开团部了。他决心去“巡视”一下，看看一切是否都平安无事，于是他从木房里向外走去。
后来谁也不记得他究竟“巡视”了多长时间，直到天快亮时，他才气喘嘘嘘地跑了回来，就像说绕口令似的，朝敞开的门里大声喊着：“快，快，敌人打过来了！！！”
大家立刻跳了起来，转眼间都上了马。
什马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敌人的散兵线已经在山上了，离这里大约只有二百丈了！”他的一只脚怎么也踏不进马镫里去，烈性的马儿像陀螺一样直打转转，死活不听什马林的命令。什马林抬手狠狠地向马儿的脸上打了一下……
大家跳上马向大门外冲去。憧憧的人影在朦朦胧胧的晨曦中向各个方向奔去。究竟他们往什么地方跑呢，对此实在是谁也搞不清楚：他们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都是在朝四面八方胡乱地跑着。他们刚跑出大门就立刻分散开了，连句话都没有说，的确也没有说话的时间。一些人沿着大路飞奔而去——那是在逃跑，想保住自己的这条命……很快地，夏伯阳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便奔向驻扎在不远处的一个预备营。什马林、克雷奇科夫他们正对着敌人的散兵线飞奔而去，因为他们猜想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红军散兵线可能会不得不撤退。这个时候，克雷奇科夫和什马林骑着马冲上去，目的就在于阻挡他们的撤退，并用自己的以身作则来鼓舞士气。克雷奇科夫这时突然闪过那时在乌拉尔斯克和安德烈耶夫争论的情形，他们争论的是有关慌乱中的散兵线、防御、参加战斗等问题，一想到这些，他便立刻自豪了起来，心里满是欢喜。
“虚惊一场……判断错了……山上是我们红军的散兵线！”
什马林忽然扯开嗓门喊道“停下！”
到底这个命令是下给谁的，谁也弄不明白，因为没有几个人在什马林的身边，只有几个战士在四下里来回奔跑。他们立刻让人去追夏伯阳还有那些沿着大路飞奔而去的人。追赶的人一面大叫大喊，一面鸣枪射击，才使他们勒马停止了奔跑。所有的人在十分钟以后又都重新集合在了一起。
这慌乱的叫喊声和鸣枪声，整个团里的人都听到了，谁也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战士们都以为是敌人向我们包抄了过来，要紧急行动了，所以他们立即警惕了起来，纷纷悄悄地谈论着，还打算派侦察人员去四下里侦察一下。直到接到正式通知，说这是虚惊一场，大家这才把心放了下来，又返回了屋里。尽管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可大伙儿都已经不想睡了，都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开始聊天。有的人骂骂咧咧的，到底在骂谁，谁也弄不明白。当然，他们决不会骂什马林，既然他已经发现了有危险，当然就应该喊大家起来。而且，当时压根儿没时间去验证一下是否真的存在着危险。
那么，他们是在骂自己吗？也不会，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过错的，因为倘若明明已经知道敌人的散兵线已经打到眼前了却还在屋里坐着不动，那才成了个大傻瓜了呢。大伙儿既然都觉得惊慌是不可避免的，那也就不再去追究了。虽然没有找出一个该为这个过错负责的人，但好像都觉得有些难为情，有些尴尬：说话时都犹犹豫豫的，不敢正眼看着他人，也不敢多说上几句话，说话时眼睛要不是朝着对方的头顶上看，就是向旁边望去，或者是望着窗户外面，那黑黝黝的世界……
什马林说：“差点儿就乱成一团糟。”他一面说一边将身子伏下，就着桌上的油灯抽烟，“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把我们给骗了……”
夏伯阳问他：“是谁告诉你敌人冲来了呢？”
“我从团部向外走去……迎面碰上了……”
“碰上什么人了？”
“现在记不起来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从我身旁跑了过去，我朝他跑的方向一看，敌人的散兵线正朝这边冲过来了，我还看见……或许是……我认为……”
夏伯阳严厉地说：“不是‘我认为’，而是应该搞清楚！你晓得吗？有一次我们也碰上了这种情况，不是现在，那是跟德国人打仗那会儿，在喀尔巴阡，那里的山可不是咱们这里的小土岗子，假如爬上去了，上山容易下山可就难了……我们天天在爬山，爬呀爬呀，可奥地利人却在每一个山洞里埋伏着，在岩石后面躲藏着，在灌木丛中隐蔽着，在沙堆里埋伏着。总之，一个在自己家里呆着的人是不用别人告诉他该在什么地方躲藏的……如果我们把队形像逛市场一样拉得很开，他们就会从我们的后方攻击我们，把全部辎重抢走……还把大炮也抢走了。我们那回把全部的辎重和大炮都夹在行军队伍当中，团团把它围住，向前行进。我们当时用的是牛，因为马匹不够用。可牛这种鬼牲口，如果在夜里一叫，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将你出卖了……你还不能拿枪把去打它，一打，它就叫得更厉害了——倘若有面包，就可以塞一小块到它嘴里，它便不叫了……可过了不久又不行了。这次是在山中夜间行军，得走到第二天清晨……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侦察员汇报说：‘没啥情况，可以前进。’于是就把人马集合好，队伍出发了。牛拉着那些辎重，在队伍中间走着……走过的人都晓得夜间在山上行军那是个啥滋味。没什么好说的，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只见前面一片漆黑，那是夜色，什么也……我们向前走着，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见从山上滚下几块大石头来，一直滚到谷底……晚上行军，什么错觉没有啊！搞不好有人在附近的树下趴着，正等着你，或许是在树上坐着——明明是一块石头，可它却被你看成了一个站在朦胧夜色中的人……真是见鬼了你。无论有多大胆子，碰上这类情况也会心惊肉跳的。夜间行军真是很恐怖，弄不好就会冒出个什么东西来，想开枪又都什么也看不见，想跑又不晓得朝什么地方跑，就好像部队已经进入了包围圈……你想指挥部队，可当时漆黑一片，你该怎么个指挥法！坐下来等着吧，弄不好敌人正朝你的后脑勺瞄准呢！倘若你在其他地方与敌人碰上，折腾一会儿或许还能跑掉……可在不明地理的深山老林里，你又能有啥办法？”
“就这样，我们走呀走，不晓得是谁在前面好像发觉了敌人……‘啪’的一枪，那边没有什么反应，接下去又打了一枪，对方好像有了动静。这一下，立刻开始乱套了，自己人与自己人火拼了起来……山路很狭窄，我们是一个紧跟着一个走的……前面一响起枪声，后面也开始射击起来。不久，大伙儿纷纷朝山下奔去，拼命地奔跑着，因为有人已被打死了，但谁也看不清敌人是从什么方向进行攻击的……大伙儿都使劲地朝山下跑去，但这儿还有辎重队和牲口——拉车的牛。那些牛一受惊吓，也使劲地奔跑了起来。牲口和人都从山上向下跑去，像发了疯一般……忽然，有人停下来回头一看，结果又撞上了从后面冲上来的……真是乱得不可开交——骑兵、步兵任是谁也过不去了，大家跑又没处跑，躲又没处躲，只好从人身上踩了过去。而山下的人还以为从山上冲下来的都是敌军呢，就朝他们开枪射击，一面跑一面打，回头向山上望去，又是一枪……哎，就这么死了好多人！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呢？完全是虚惊一场！不管哪个人告诉你什么，不管他在什么地方看见了啥，你都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不能马马虎虎，不能稍有风吹草动就叫喊：‘不好啦！敌人的散兵线冲上来了’……”
什马林忙随声附和着说：“是啊，干吗要叫喊，说啥也不能叫喊呀！”好像他不清楚夏伯阳就是针对他而言的，又加了一句：“要是一叫喊，那就全都乱套了！”
夏伯阳发现什马林在玩弄小花招，就露出不满的神情对旁边的人说：“对啊，对啊，‘一喊’就要……”
费多尔说：“我觉得碰上此类情况，不知所措是在所难免的，怎么也避免不了……当时不管怎么想，怎么做，仅凭说说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说今天这情况吧……”
夏伯阳表示同意地说：“这时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克雷奇科夫顺着自己的思路，接下去说：“只剩下一条死路，并且是自找的死路，不应该仅仅与惊慌失措作斗争，而且应该去制止，防止这种慌乱不堪。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呢？天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次次的情况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就以今天这事为例吧，我觉得，那些极其特殊、完全特殊的士兵应当被放在前面，还应当作一些特殊的侦察，把那些最不害怕黑夜的人派去作侦察……还要规定怎样开枪，怎样设置各式各样的标志和信号……所有人只能依照信号而采取行动，不可以自行其是……”
夏伯阳突然打断他的话，加了一句：“问题的关键不是信号，信号……马和牛都受到惊吓了，奔跑起来了，信号对他们管啥用？它们不能被放在队伍的中间，晚上这样做就是不对了……甚至夜行军这件事本身就该取消掉。”
“不，为啥不能在晚上行军？只要能安排组织得当，就完全可以嘛……”
什马林从旁边笑着说：“嗨，早就安排组织好了，好得无以复加了……”
整个谈话就被这个怪怪的笑声，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打断了、结束了。
他们不想睡觉，也不想坐着，又觉得留在这儿也没啥必要……已经快天亮了，可还像晚上那样寒冷，那样万籁俱静。深夜里，村民们都受了惊吓，现在睡得正甜呢！夏伯阳在台阶上站着，正等着别人把备好的马替他牵来。费多尔则自己在备马。过了几分钟后，一行人快马加鞭，又奔驰在昨天熟悉的道路上，向前飞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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