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前进

 



  从北面迂回别列别依的夏伯阳师并没有接到夺取这个城市的任务。在当时,乐于攻打一些大的据点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攻取这些据点过程中是积极的,这是所有指挥员们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的弱点。在内战期间,作战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常常是为了扩大地盘,特别是志在攻取一些名城重镇。事实上,每一座大的中心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因此,这种以扩大地盘,攻取名城重镇为目的作战计划在当时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城市无论是被双方中哪一方占领,都必定会对这个地区政治情绪的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正是基于内战时期政治是军事行动的基本动力这一原因,双方都企图迅速地攻夺中心城市。
  别列别依并非一个著名的中心城市,然而它却是连接其他城市的咽喉要道。夏伯阳师的右翼旅在与白军决战重要关头逼近了别列别依,并加入了攻夺这个城市的战斗,最后与友邻师一起攻进了城。两个师进城后居然发生了矛盾,互相指责,没完没了地纠缠于这样一些问题——到底是哪个师真正地占领了别列别依,是谁第一个进的城是谁在这场战斗争中表现得最顽强勇敢而又机智灵活,是谁在这场战斗中最富有天才等等。基于两支部队同时占领相同据点这一事实,这场争论从开始就已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夏伯阳本人置身于这场争论之外,但他却授权波波夫旅长应付这件麻烦事。波波夫对此很卖劲,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干。
  驻扎在乌先河北岸的部队伺机出动。河这边是红军,对面则是白军。就这样,两支部队对峙了好几天。双方都处于休整状态,积攒力量,以备有一天能决一死战。夏伯阳却已等得很不耐烦,变得焦躁不安,满腹牢骚,爱发脾气,他觉得停驻在乌先河上简直就是犯罪。
  “为什么要休息?”夏伯阳大声吼叫道,“在前线停驻休息真是愚蠢之极!事实上是谁需要休息呢?恐怕是司令部吧?”夏伯阳不无嘲讽地叫嚷着,话语里暗含着在司令部里也许有人叛变了,他们在特意拖延红军部队,使红军不能顺利而又迅速地前进。
  的确,部队的行动不怎么快。走走、停停、歇歇,一会儿准备准备,一会儿又休整部署,一昼夜才行进八到十里的路程。部队里总有那么几个没事找事的人,还专门对行进情况作了一个数字统计,并向夏伯阳作了一番汇报,使得夏伯阳变得更为暴躁易怒。
  “老子一点都不累!”夏伯阳一边吼着,一边用拳头擂打桌子。“我要休息的时候自然会休息,而目前是前进的时候……白军在逃跑,我们应该‘紧咬住’不放,而实际上我们却在河边歇着……”
  “哎,瓦西里·伊万内奇,”有人对他说,“你就考虑你自己一个师……你的想法真是奇怪……可我们还有别的师呀!别的师还要整顿、调换、补给,前线上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老是只考虑自己一个师,难道你这个师是万能的吗……”
  “你以为不能吗?”夏伯阳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我们曾让人帮过忙吗?有谁见过……如果别来插手,别来干扰,就我的一师,夺取乌法决无问题……”
  “别来插手——你指的是谁呢?”
  夏伯阳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大对头,语气不禁松了许多:“我们不需要插手干预,我们自己干我们自己的。”他答道。
  像这种大大小小的争吵曾发生过多起。在部队未到达乌法以前,虽然夏伯阳总伴随着胜利,但对夏伯阳来说,这种速度还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总认为他的才干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主动权被剥夺走了,上面把他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当作耳旁风了。
  “嘿,那地图有什么好看的?”他竟然对自己的人也发起了脾气,“打仗作战是在地面上,我们不是在对图作战……我们需要的是真枪真刀的战斗,真是活见鬼!”他的声音愈发大起来,“咱们都心知肚明……什么指示,我们不需要!援兵!我们只需援兵!”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瓦西里·伊万内奇。”说话的是克雷奇科夫,“战争需要的是所有行动都能协同和配合!”
  “谁乐意配合谁去配合好了,”夏伯阳打断了他的话,“我又不是阻止你去配合?我的意思是,不要插手我们……目前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再看看我们,就在这乌先河上,好像是在庆祝节日……”
  “什么庆祝节日,你还是少说些这样的话吧,”反驳他的是费多尔,“想想那些由于急躁而犯的错误吧……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啊……”
  “难道我们就这样坐失良机吗?”夏伯阳更觉得气愤,不禁厉声责问,“难道我们就这样坐在乌先河上眼睁睁地看着高尔察克的部队一抹脚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算了吧,我可不愿意打这样的仗,谁愿意打谁打去吧……还有人异想天开的提出对各师的部队进行大调整,现在是干这种事的时候吗?”夏伯阳埋怨说,“我们的战士有这样的呼声吗?他们有意见吗?哼,活见鬼!……这样的仗我打不了,老子还不如回去指挥自己的那个支队……在那儿老子还感到自在,可在这儿算什么呢?……”他使劲地吐了一口唾沫。
  “那你是对这个调动有意见喽,”克雷奇科夫还想再劝劝他:“真不知道你整天有些什么怪想法!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安排调整不是臆想出来的,是有根据的……你瞧战士们的样子,或许是真的累了……”
  “战士们累了?”他摆摆手说,“我没看见谁累……我昨天就碰到了一个战士……他正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树林里。我一看,他瘦小的身上缠满了绷带,整个就像条咸鲱鱼。我问他:‘你这个样子是去哪儿呀?’他说:‘归队去。’‘那你怎么走路这个样子呢?’‘出了点意外。’‘那我看你还是去休整治疗一下的好。’‘哪有那个功夫呀。’他说,‘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休息……也许有一天我被打死了,’他微笑着说,‘坟墓里一躺,有的是功夫去治疗……’我听了这话,不禁再次上上下下端详了一番……心想这个小战士真是有胆魄,有种……我顺势从腕上摘下手表递了过去……‘喏,拿着,’我说,‘戴上这块表,记住我是夏伯阳。’开始那会儿他看来还未认出俺是谁……听了这话,他一下子变得特别高兴,可还是不愿意接表,一个劲儿地晃手……最后总算是接受了……俺走了,可他却仍站在那里,看着我远去……想想吧,这样的一些疲惫的战士……正是因为有他们,高尔察克那帮混蛋才一定会被我们打得狼狈不堪!……”
  “我们的确有不少这样的战士呀,”费多尔也深情地说,“或许还占了总人数的大部分呢,但谁也逃脱不了疲劳的呀……”
  总之,要让夏伯阳心服口服太困难了。即使是搬出他佩服而又敬仰的伏龙芝的话也无济于事。
  “想想吧,没有经过伏龙芝的首肯,这些命令是不会传下来的!那些将军们可不是说了就能算数的。”
  “还真说不定是他们签的字呢?”夏伯阳一边寻思着这话,一边压低了声音反问。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会呢?……难道你没想想高尔察克那帮混蛋怎么会比我们先知道咱们的命令呢?”
  “此话从何说起呢?”费多尔不禁诧异地问道,“也许高尔察克确实得到了我们的一两条命令。可你怎么能因此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呢,瓦西里·伊万内奇同志……”
  显然同夏伯阳做这样的争执是毫无意义的。夏伯阳还是照样坚持他的看法:他是注定对“司令部”有意见的,不管怎样他都不会相信他们……

  踏着晨曦的微露,他们穿梭在通往达夫列卡诺夫的丛林中……
  军马碎步行进在静静的山林,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座座此起彼伏、郁郁苍苍的山峦,一条条清澈见底、缓缓流淌着的小溪,一段段蜿蜒曲折、桃李芬芳的小径渐渐地被抛在身后。太阳已渐渐地升起,幽静的山林中洒满了阳光,虫鸣鸟语,花香扑鼻,一个多么清新宜人、令人心醉的春季早晨……
  穿过了密林,他们来到红军各旅团驻地,见到了那里的战士。战士们身上已经很脏了,生了虱子,布满尘土,每天吃不饱,看上去个个都疲惫不堪……
  离乌法越来越近,战争也越来越激烈了,越来越残酷了。敌人除了在一些有利的地区,特别是山区进行阻击外,还时不时地集结小部分敢死队,组织反冲击……敌人把辎重看得特别重,惟恐落下,让它们去武装红军,于是把它们安排在前面,用大部队护卫着事先运走。
  红军每前进一步,遇到的困难便愈大。在此期间曾抓住了不少与红军对抗的人。这些人中有专门为高尔察克效劳的密探,也有富农,还有些则是鞑靼人。为谣言所惑的鞑靼人竟以为红军的到来会使他们失去真主,会毁掉他们的清真寺……于是当红军开进鞑靼人村子时,从窗里向战士们开冷枪的事时有发生。开枪的并非富人,而是当地一些穷困潦倒的鞑靼人。其中有一些被战士们抓住了……但如何处理却是件很棘手的事。只能视情况而定了。有的就地正法,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有的由鞑靼族的红军战士负责去教育开导。这些战士不须花很长时间便使得同族人真正明白了红军作战的意图。有些鞑靼人经过开导以后,就主动提出要加入红军……除了这些,红军抓到间谍的事也常有……

  在达夫列卡诺夫,费多尔得到了红军战士的这样一个报告:团辎重队在行进中抓到了一位姑娘,她央求战士们把她带到乌法附近,并说想进乌法城去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姐妹和亲人。
  “把她带到我这里来。”克雷奇科夫命令道。
  红军战士把姑娘带了过来。
  她看上去还是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年龄也不会超过十八、九岁,走路一瘸一拐的……身上衣服破旧不堪……她说了不少关于乌法的情况,并说她想尽快回到乌法……
  显然没有丝毫可疑的迹象。但是本能使得克雷奇克夫觉得这位姑娘有些可疑,但这位姑娘表现得镇静自若,没有显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克雷奇科夫决定盘问她一下。
  “假如弄错了也不会有什么,放了她也就是了!”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姑娘攀谈了起来,内容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就这样谈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转变话题,盯着她发问道:“您什么时候受伤的?”
  “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说呢……不……您怎么会认为我受过伤呢?”
  “看您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就知道了。”费多尔两眼紧紧逼视她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道。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特拉林也在场,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注视着这场奇特的审讯场面。
  “噢……对……”姑娘有一些语无伦次了,“腿伤……已经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
  费多尔清楚地知道,要让她显露真相,必须接二连三地提问,而且必须迅速,以此打乱她的思路,不让她有片刻回想问题蒙混过关的时间。
  “受伤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
  “去给司令部送公文时候……”
  “离这儿远吗?”
  “不远……”
  “他们让你充当密探?”
  “不,不,只让当打字员而已。”
  “谎话,骗人!”费多尔突然大声喝道,“告诉你,你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掌握了,你的身份,你的工作,你的底细,全都掌握了!交出你的证件,快点……就是那张小纸片写的东西,别装糊涂了!快点……”
  “纸片……什么……纸片?”姑娘语音已有些发颤了。
  “很薄的一张小纸片……你心知肚明,就像香烟纸那样。别废话了……快点交出来吧!他们怎么给你写的,我们侦察员都掌握得很清楚了。还是快点交出来的好……”
  费多尔还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姑娘。显然,小字片的事把姑娘搅得有些心神不定了……
  众所周知,所有密探都拥有一张小薄纸片作为自己的证件,他们把它藏在任何可以藏的地方。有的在衣服褶子里,有的在鞋后跟缝里,有的甚至塞在耳朵里,反正只要能塞下的地方都有可能。
  最终姑娘掏出了一个烟嘴,用手轻轻地拧了三下,从烟嘴壁上取出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她的姓名,父名全都记录在上面……
  这次审问战果不小,收获颇丰……
  接着她被送到师里和军部进行了几次正式审问。连当时恰巧在军部的伏龙芝同志也对她进行了审问。从她嘴里得到许多重要的情报。
  据她讲,为白军提供情报的还有红军的某些侦察员。这些双料间谍很快就被清除了。除此之外,她还供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这次审问在所有破获案子中是最重要的一次,是收获最大的一次。

  还有一次,我们把一名冒充白匪军官的精明的共产党员关进浴室,让他与因间谍嫌疑而被关进浴室的一位上校的老婆闲聊,结果这位蠢婆娘向我们的人泄露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红军向奇什马进军。奇什马位于萨马斯-兹拉托乌斯京斯和伏尔加-布古利明斯克两条铁路线的交汇处,是个咽喉要道。显然敌人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重要据点的。敌人在离车站十里路的地方构筑了深而整齐的堑壕和固若金汤的掩蔽所,在堑壕前空地上还布满了像长满爬山虎一样的铁丝网,挖掘了几条通向山谷的暗道和几条弯弯曲曲地通向山脚下的交通壕道。一片小树林被砍得光秃秃地场地,已清理干净作为骑兵的埋伏地……这样的工事,无论是在布古斯兰近郊还是在别列别依,都还从未碰到过。特别是那些构筑整齐而又坚固的堑壕是很久都未领教过了。看来,敌人已做了充分准备。
  叶兰尼旅的拉辛团、多马什金团和普加乔夫团奉命向奇什马发动进攻。战斗在离奇什马只有几里路的地方接二连三,连绵不断地进行着。愈是逼近奇什马,战斗显得就愈是激烈。敌人不但顽固地顶住了我军的几次进攻,还实施了几番反冲锋。然而,他们预感到败局已定,因此他们对自己发动的几次猛烈的冲锋没有抱任何希望。敌人已经军心涣散了,也失去了努力巩固与保存战果的企图。抵抗与反冲锋只不过是像狗一样偶尔反咬一口的举动,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敢奢望去取得胜利,打败红军。
  你们可能看见过这样的情景:一只骁勇的信心十足的大狗紧追一只仓皇逃跑的小狗。大狗猛追不放,往前扑去,扯住小狗的尾巴……那小狗虽然有时也回过头来咬一口,甚至可能咬得很凶,但这决不是决斗,因为那小狗根本不想与大狗拼出个胜负。像这种只想着逃跑的意思与行动最终只能招致悲惨的下场。高尔察克军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正像那条小狗,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为了保护辎重,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好像与红军作战的只是后卫部队和阻截部队,作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当然,这只是个比方,事实上,敌人的大部队,基干部队,主力部队也投入了这场战斗。看来,高尔察克现在无论采取何种反击,都不可能夺回早已在布古鲁斯兰战役之前就失掉的战斗主动权了;无论采取何种补救办法,比如笼络、惩罚、镇压都已无法补救正在迅速蔓延的全线崩溃的局面,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了。这种局面几乎在所有白军部队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扩散,但在高尔察克部队里,除了有共同原因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这些原因极大地加速其瓦解的过程。高尔察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不加选择地强行征兵行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二是:这支临时集结起来的大军是由一小撮忠于他们的干部来控制的,而这些干部往往采取种种虐待士兵的办法来维系这支部队,其手段相当残忍。总之成份复杂的军队和残暴的军官是加速高尔察克军队崩溃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
  克雷奇科夫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不知道从哪里收拾来一大堆诸如高尔察克司令部的电报、命令、号令和调查报告之类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中写道:“将未达到训练标准要求的全部士兵迅速地集结在一起,准备用火车运走,务必要派军官押送……”“务必要派军官”这几个字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虔诚基督军”的担心到了何种可怕的地步。
  然而,白军的处境更糟糕,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军官也不能一味地信赖了,生怕有些人会投降红军。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敌人的散兵线与我们的十几位红军骑兵战士撞上了,距离非常近。
  敌人拥有一挺机关枪,还有两名军官带着一百二十名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或是俘虏我们这些骑兵,或是把他们从马上撂下来!
  可后来呢,两名军官却命令自己的士兵:“不许射击!”然后跑到红军战士跟前说他们愿意带着全体士兵起义并加入红军……
  值得深思的是,当时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谣言:“布尔什维克”残酷无情,对待白军军官毫不手软等等,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却毫不胆怯,并决意要投靠红军……
  正因为如此,骑兵们回去后在指挥员面前替他们苦苦求情,好像那些投诚的人真的会遭到处罚似的。
  投诚的两名军官中,一名是乡村教师,另一名曾当过乡办事员。他们向红军诉说了许多高尔察克军队中的“纪律”。比如,军官与士兵谈话要特别谨慎,否则就会遭到枪毙的厄运;必须服从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军人礼仪,如有违反,必遭严惩。他们对自己部队的高级长官已经害怕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甚至把一些正常的官兵之间的交谈疑心为是“反动宣传”。其下级军官人心惶惶;高级军官之间日益对立,上下级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矛盾日益加深。费多尔在把两名军官所讲的情况与所获文件作了对照后,确信他们所讲情况完全属实。

  在缴获的文件中有这样两份,在其中一份中,有个师长写道:“我命令监视弗拉索夫中尉的行动。”在另一份中也有类似命令:“严加监视马尔科夫、茹科夫和利津佐夫几位军官与士兵们的交谈。”
  为了达到控制军官的目的,他们还用特务手段对一些人进行函询和调查。
  显然,高尔察克军队处于异常窘迫的境地。军官里面人心涣散。许多电报中都披露了他们不服从指挥和命令的情况。高级长官们为了稳定军心竟然采取了恶劣的欺骗方法:自欺欺人地把红军的胜利战果称为自己的;在一些传单与命令中竟把红军已占领了有一个星期的城市与乡村说成是“自己”的;当然这些谣言不攻自破,真实的情况军官们当然已了如指掌了。这样一来,反倒使得那些完全真实的情报也不为人们所相信了。
  总之,高尔察克军队崩溃的趋势已是确定无疑了。红军适时地采取一系列有力行动加速了这一瓦解的过程。比如:红军向白军后方运送了一车又一车的宣传品,数百万份号召书、宣言和呼吁书,通过居民、宣传员和空投散发形式发了出去,深入敌军内部的红军宣传员勇敢地进行着他们的宣传工作,瓦解敌人军心。
  即便如此,以为白军已经开始崩溃的种种猜测和臆想被战斗的严酷性所推翻了。投入激战的白军,虽然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但他们打仗勇猛顽强,装备也最精良。临近奇什马那一仗中,红军团里只幸存了三、四十个人,那一仗打得惊天动地,相当惨烈。红军战士们在激战中个个英勇威猛,奋力冲杀。他们口中高喊“乌拉”,手中握着像白色瓶状的手榴弹,甩向钢铁般的怪物——装甲车。一路上,尸横遍野。散兵线上的士兵为了躲避装甲列车,都伏下身去,头紧贴着地面,像这种“倒在地上的人”装甲车是无能为力的,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伤亡……穿过散兵线的装甲车只好在红军背后溜一圈,乱扫一气,却丝毫没有成效。当装甲车回撤时,战士们一边紧追其后,一边向装甲车投掷着手榴弹。
  奇什马一战,在敌人的装甲列车和装甲列车上机枪火力攻击下,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在这场战斗中也表现出了近乎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

  奇什马战斗结束以后,战场上硝烟弥漫,时而还可听到受伤的战士们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但刚过二十分钟,奇什马便又恢复了如往常般的生活气息。
  那些躲藏在地下室、地窖、仓库、贮藏室、炉灶底下、阁楼里的农民蜂拥而出,忙碌在疲倦不堪的红军战士的前前后后。  一时间,“咚咚”的水桶相撞声,“吱吱”的烧水声,“叮当”的杯子、匙子、碟子、罐子碰击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从一家家的农户里飘出嘈杂的说话声,有讲故事的,也有聊天的,过去生活中的经历,所见所闻,这段日子中所经过的事和心中的期盼,都成了交谈的话题……在有些地方那些吃饱喝足的人竟然玩起了跳背游戏。这种场面会让你以为是在举行盛大的祭礼节日,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是从远近村庄特意赶来的,而并非是刚从战场上打完仗的战士。

  斯捷潘·拉辛团在奇什马战斗结束后的那天晚上举办了合唱晚会。这个团里有二十五名歌手,其中有不少人歌喉都挺不错,只是由于行军打战太紧张,没有功夫去好好练习一番!其实,唱歌几乎是所有战士的爱好之一。在每次战斗结束后的间歇,这些歌手不用组织就自动地凑在一起,聚集在他们敬爱的指挥旁边放开了歌喉,嘹亮的歌声不一会儿便把团里几乎一半的喜爱唱歌的人吸引了过来……于是,歌声由原来几个人变成了全团的合唱,而歌曲自然也都是大家都会唱的……在大伙选中的众多歌曲中,战士们最喜欢、最爱唱的要属赞美斯捷潘·拉辛和叶尔马·季莫菲耶维奇的两首歌曲了。除此之外,他们还哼唱了几首欢快的舞曲。
  此时,有个喜爱用假嗓子唱歌的战士,挤眉弄眼的调高嗓子,尖声尖气地唱道:

    你呀,我心中的杜纽什卡,杜尼娅!
    你呀,我心中的杜纽什卡,杜尼娅!

  回应的是一阵雄壮的合唱:

    哎,你啊,杜尼娅,杜尼娅,杜尼娅……
    杜尼娅,我心中的杜纽什卡,杜尼娅……

  附着歌声,大家伴着节奏拍着手,在原地踏着脚跟。还没等到大伙把第二段唱完,刚唱到:

    哎——你呀,杜尼娅,杜尼娅,杜尼娅……

  有几个舞迷禁不住音乐的诱惑,伴着节奏跳起舞来……直跳到浑身是汗,分不清方向,差点晕倒……又有下一批人接着跳……
  有的人觉得唱歌还不带劲,又拉起了手风琴……此时合唱便被跳舞与拉手风琴代替了,但这并不是说合唱不好听了,而是因为大家的嗓子都唱哑了……
  一些团里的“知识分子”——粮秣管理员、后勤人员、文书等等跳得特别起劲,而团里的干部——营长、连长等等也不甘示弱,跳得很出色!
  就这样,他们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唱到声音嘶哑,喘口气,再唱;跳到两腿酸软,歇会儿脚,再跳;直到最后精疲力尽才肯罢休。

  最近团里还流行着两支新歌,而这两支新歌中的副歌则是战士们最喜欢的。这些副歌激昂高亢,唱起来让人感到无比振奋。
  下面这首旧谱填新词的副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演奏家,请奏响一曲凯旋之歌吧,
    胜利属于我们,敌人注定要逃呀,逃呀,逃呀……
    为了人民委员会,
    高呼吧,我的同志,乌拉——乌拉——乌拉!

  传遍了整个红军的第二段副歌这样写道:

    为了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勇敢地去拼搏冲击,
    为了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我们众志成城,不怕牺牲。

  与一些好歌相比较,这些主歌歌词并不流畅,但这些副歌……却是激昂高亢,振奋人心。
  “来首《万世流芳》吧!”有人说道。
  歌手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意味深长。
  “难道真的要唱这首歌吗?”
  “为什么不能唱呢?”
  “领唱的呢?请领唱的出来!”
  紧跟着,一个微驼着背,脸上有些麻子的高个青年挤出人群,站在中间,二话未说便用他那雄浑厚重的男低音唱道:

    上帝保佑,幸福安康
    吉祥如意,逢凶化吉,
    击败敌人争取胜利,
    我的上帝!

  唱到这儿,他停了停向周围扫视了一下,意思是说:“喂,该你们唱了。”于是,从站着的人群中发出了一曲拉长嗓音的呜咽哀婉的声音:

    上……帝,保……佑……
    所有俄罗斯社会主义红军,我们领袖和列宁同志!

  那个领唱的小伙子更加有力地接唱道:

    第二十五步兵团全体勇敢的指战员,斯捷潘·拉辛,
    第二十八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流——芳——千——古!

  大家齐声合唱道:

    流芳千古……
    ……炮兵、骑兵、电话兵、摩托兵、
    机枪手、爆破手、迫击炮手、飞行员、
    侦察兵、步兵、通信兵、炊事员、
    屠宰员和全体辎重人员,
    流——芳——千——古!

  大家又附和着唱着“流芳千古”——歌声是那样的欢快和洪亮。战士们眼中露出豪迈的光芒。脸上露出喜悦的微笑。神采奕奕。好像在说:“这首歌是我们自己谱写的,并非抄来的!”
  领唱者再次降低音调,声音显得更为低沉:

    上帝保佑:
    那些残酷压榨全体劳动人民的暴君及达官贵人们,
    白军海军最高长官高尔察克将军和那些上帝庇护的圣徒——
    耶稣会总主教大主教、主教、强盗、密探、特务、贪官污吏、
    那些带着金质肩章的军官,以及其走狗,高尔察克的白狗子,
    受愚弄的混蛋,善拍马溜须的走狗,捷克老家伙,
    打进地狱,永不超生……臭名远扬……

  这支仿佛送葬曲的歌被大家用低沉而又压抑的带着很重的鼻音的声音唱出来,仿佛使人真的闻到了一股臭味。

    所有的反动分子们——

  打断了大家歌声的领唱人紧接着唱道:

    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形形色色的白色社会党人、野心家、
    保皇党人及其他冒险家、叛徒、奸商、投机分子、怠工者、
    抢劫者、逃跑者、满嘴流油的银行家,
    这帮畜牲,从早到晚,永不超生,
    臭——名——远——扬!

  此时,所有在场的红军战士拉着长长声调与领唱者一起唱道:

    臭——名——远——扬!

  歌声悠悠散尽,而战士们却无声地站在那里,仿佛在舞台上表演完后等着观众掌声一般……这首歌在团队里很受欢迎,以至于有时连听好几遍也不厌倦,而且许多战士还以会唱这首歌而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呢!
  就这样,他们又是唱又是跳一直折腾到夜深。尽管夜里睡得晚,但第二天早上,天刚放亮,战士们都按时起来了,他们踏着轻快步伐又出发前进了!像这种生活,战士们早已习惯了。


  奇什马是进攻乌法的要冲所在,奇什马一战的胜利,意味着红军通过乌法的障碍已排除了。种种迹象表明,已退到别拉雅河彼岸的敌人准备在那里与红军决一死战。
  对节节败退的高尔察克军队,红军采取了更迅速和更为坚决的追击行动。
  “只要右翼协调配合,乌法就一定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夏伯阳坚定地说。
  他所说的右翼暗指从右边进攻的那几个师。
  “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呢?”众人寻问道。
  “高尔察克再没有可以抓住的救命草了,他们只有退回西伯利亚去。”
  “还记得咱们在萨马拉的处境吗?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抓,但不是最终挣脱出来了吗?”有人向夏伯阳反问道。
  “是的,咱们当时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但这两种处境不一样呀!”他同意这个说法,但又表达不清两者区别,不知该如何去解释说明,只好答道:“管他呢,敌人和我们所处境况就是不一样……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了……乌法肯定是我们的……”
  绝大部分人认定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特别是普通战士,这种信念更坚定。战士们对当前局面及战斗结果的预测与估计只局限在我军胜利的日期与时间范围之内,至于和我军对抗的敌人技术装备程度、人数多少、战士经验丰富与否、抵抗能力大小,他们从未考虑过。他们的估计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星期二早晨进入村子,傍晚前到达河边。假如桥未被炸掉,晚上到达对岸。如果桥被毁,只能拖到第二天早晨到河对岸……星期三穿过火车站,星期四……”等等
  在他们估计中,这只是一场行军,敌人根本就不会遇到。战士们就是用这种方法估计何时到达何地。而且他们的估计基本上都对了,有时到达目的地的时间甚至比估计的还要早。比如说占领乌法的日期就是如此。
  使人感到惊奇的,不仅是红军行军的神速,红军在行军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品质更令人敬佩。他们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所向披靡。这从奇什马一战中手执手榴弹奋勇冲击敌人装甲列车的行动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了。
  上级因战士们在攻打奇什马中的英勇表现,提出对各团进行奖赏。但却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奇怪的争论。
  有一个战功显赫、勇敢善战的团拒不领奖。他们认为,全团指战员之间并不存在好坏之分,在捍卫苏维埃共和国过程中,大家都同样地英勇顽强,胆小鬼不存在,即使有也早就被这场伟大的战斗淘汰了。“我们不接受任何奖赏,”他们说,“大家在团里表现得都很棒……”
  像这种拒领奖赏的事在当时是常有的!这种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的事情真令人感到惊奇!战士们一点儿私心都没有,在他们看来,事情就是如此简单而又明了。
  “为什么单单奖赏我?我只是普通的一员。战士们谁也不比我差,谁也不比我强?谁比我强,他帮我,谁比我差,我帮他。这不就得了吗?”

  早在一九一八年,三百名普加乔夫团的战士们就曾创立了一个名为“公社”的组织。他们的所有财产都归大家共同所有,包括衣物、鞋袜都是大家的。每人身上现穿的衣物都是各自最需要的……归大家共同所有的还包括津贴和家里捎来的一切东西……
  这些人在作战中团结如一人,齐心协力……个个都表现出了忘我的牺牲精神,他们中有的在战斗中倒下了,有的落下了残废。
  追求共有、蔑视特殊的态度从这个团拒绝领赏的态度与行动中也可反映出来。而这种态度也反映了包括所有指挥员与政治员在内的全师的共同态度。
  那天,与同志们完全打成一片的克雷奇科夫同志受一些人的一致要求,至少是那天聚集在政治部里同志的要求拟了一份抗议书,表示他们反对奖励制度,并表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态度。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他们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一个英雄团在我们给他们的战士授奖的时候提出了抗议,并拒绝领赏。他们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全团战士都一律平等,都同样地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因此他们不需要任何特殊待遇。
  这种行动不得不使我们的共产党员重新深思一下这种奖励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要想在红军战士中评出谁优谁劣,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因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我们战士中,表现积极主动的有之,表现出先见之明从而拯救了几百名战士生命的有之;顽强、坚定、沉着者有之;奋勇拼杀者有之;工作谨慎、细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促进作用的亦有之;等等,难道所有的都能列举出来吗?都能一一奖励吗?
  坦白地说,这种奖赏的目的往往是不明确的。不是发生过以抓阄的方式来发奖的事吗?不是也曾发生过为争奖而大打出手,造成冲突的事吗?由此看来,奖赏必定会产生负影响,更有甚者会瓦解军心。战士们之间相互憎恨、嫉妒,相互猜忌、诽谤,相互攻击对方走老路,搞复辟等等都是由于这种奖赏制度所造成的。
  那些意志脆弱的人会因奖赏而做出拍马溜须、奴颜屈膝的事情。你们有谁听到过有哪个人说他得了奖赏很高兴,很珍惜这个奖赏呢?从来没有过。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指挥员,我们都可以从与他们交谈中看出对这种奖赏制度的愤怒与抗议。
  当然,如果以后还要发奖,那就只能采取分配的办法了。
  但请你们放心,绝没有人会因为取消这种制度而感到可惜,而只会感到轻松和愉快……

  但这封信送到党中央以后却如石沉大海,始终未得到答复。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了一些不正确、天真的看法,而且也不是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和空想。但毕竟它是适应当时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它毕竟是战士们的肺腑之言与真心吐露呀!
  在紧接着的几天里,他们又连续向党中央发了第二封、第三封信,——有关第三封信等到以后再说。

  第二封信所表达的调子与第一封信相同。在第二封信中主要讲了他们关于对薪饷分配标准问题的看法。
  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向乌法挺进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粮食供给的中断,但从总体看情况还可以,因为在供给发生严重短缺的关头往往从老百姓那儿可以得到一些补给。而部队真正断粮在下面情况下才出现的,即:由于某种原因运输的中断,各团推进速度太快以至于供给无法及时跟上;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被严重破坏,烧光、杀光等。在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的时候才是部队最艰难的时期。
  金钱在战争中通常是无法派上用场的;对于那些不喜欢钱的人来说,钱反而是他们的绊脚石。在那些岁月,人们思想觉悟都很高,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处理其他事件中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即便是有名的、有影响的大人物也不敢草率地对待一些琐碎小事。
  一个优秀的政治委员,应该与红军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吃穿不搞特殊化,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委员!然而,偶尔也会掺杂进一些无法适应战争的艰苦形势,贪图小利,懦弱胆小的钻营分子,但在这种大浪淘沙的环境中,他们是根本无法隐身的。这种人被调走的有,被赶出部队的有,偷着溜走的有,干脆公开逃跑的亦有。在部队中,最受大家崇拜的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的这种威信是经过了战斗严酷磨炼才换来的。共产党员往往挑起了最重的担子,承担着最艰险的任务,在战斗中也常常是冲锋在前的。众所周知,即便是在小规模的异常激烈的战斗中,伤亡十五到二十人中,共产党员就占到了一半甚至四分之三。
  因而有必要着重强调一下,当时这种“平等”观念被认为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合理性的。为了实现平等,一些指挥员与政治员要求与普通士兵拿一样多的薪饷,拒领特殊津贴,还向团出纳处交了多余的份额。这种强大的平等攻势甚至使夏伯阳与费多尔还曾非常严肃地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如何使官兵谈话时能平等地都以“你”来称呼。
  导致这种想法的原因是:
  当时一些高层领导人也经常是用“你”来称呼红军战士的,当然这种称呼并不意味着上级对下级的轻视,而是因为在战争这样紧张而又激烈的环境中,“您”的这种称呼不但不合时宜,显得有些可笑,而且有一种做作和媚俗的感觉。看看那些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而又同工人与农民相处过的指挥员和政治员吧,他们之所以能与战士打成一片,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与普通战士之间常常亲切地以“你”来称呼。显然,在这种环境下,那种上流社会与社交礼节中的繁文缛节就显得有些多余了。于是他们怎样称呼战士,战士们也就怎样称呼干部了。这种情况在团队里还是非常普遍与正常的,并且随处可见。可是对于团以上的首长来说,情况就有些变化了:首长对红军战士以“你”来称呼并不奇怪,但是战士对于首长则不敢贸然地以“你”来称呼了。基于这种情况,夏伯阳与费多尔召集大家就“平等”问题作了专题讨论,虽然产生了一些设想和建议,但想直接做出结论却是太困难了。

  给大家都要增加军饷的消息在全师传遍开来的时候(当然这里的大家不包括红军战士),产生了这样的反响:政治工作人员首先提出抗议,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与红军战士之间画条鸿沟,而且这种做法会使他们遭到比其他任何人更为严厉的指责和猜忌。战士们就会在私下里互相议论:“瞧瞧,口头上整天讲什么平等呀,团结呀,可行动上呢?”
  按理说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应该对这些小事犯愁,可实际上却不是如此。他们认为干部和红军战士都是平等的,没有两样。因此他们自然对那种企图把干部与战士区别开来的做法提出抗议。凡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不但不做全团指战员的工作,反而向上级提出意见,进行交涉等等。
  增加津贴的消息传遍全团时,团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忍耐不住了。一份又一份的抗议书像雪片般地飞到了政治部。费多尔在视察全师各单位时,到处都充斥着对这种“高军饷”的议论和抱怨。其实所谓“加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而已,但即使是再小的数额在当时也会引致轩然大波。
  正巧赶上师里那几天召开党的会议,在攻打乌法之前,有一系列问题要抓紧商议……
  在这次会议上,费多尔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而且他本人也确实听到、了解到多数人对“加薪”事件的不满,便又向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以一部分优秀的指挥员和师政治工作人员的名义致信给你们。再次规定新津贴标准已使我们感到不安和气愤了。
  拿那么高的津贴有什么意义呢?去用它们干什么呢?除了挥霍,对我们还有什么帮助呢?更别说在物价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了。这么做要么使我们奢侈糜烂,丧失斗志,要么使我们把钱攒起来,存起来,变成一个个吝啬鬼……可红军战士呢,他们却分文未加!
  党了解这些情况吗?是谁企图在我们与战士之间制造分歧呢?
  这种怨言在部队里过去谁也不敢公开说,但现在都随处可闻。
  或许需要增加津贴的是彼得堡地区和其他一些吃紧的前线。但我们这里有的是黄油面包,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什么津贴之类的东西。对于津贴标准,不同地区按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不是更好吗?
  原来我们计划干部与战士拿同样的军饷,可现在上面又要给干部增加津贴。
  请注意:不管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东西对于像狼这样的肚子是无法填饱的,但我们不是狼肚子,哪怕是空着肚子,我们也决不会离开我们的战斗岗位!

  这封信语气诚恳,激情饱满,但有些话说得有些过火,不够严肃,例如“奢侈糜烂”等等,试想前线上怎么可能“奢侈”,行军打仗又怎么会“糜烂”呢?
  这封信其实是用暗示方式企图让上面对他们所讲的情况采取措施,改进一下。因此那些“过激”的词语只能被当做修饰性的华丽词句。
  下面再说一下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军部、红军前线以及中央机关。而是直接捅到中央委员会呢?显然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几乎在某个师甚至某个军都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已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中央委员会是有求必应的。对于他们的请求。中央委员会一定会有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答复……
  此外。他们在信的结尾还加上了一段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附言。显示了他们是多么地不成熟。是多么幼稚呀!
  附言是关于部队里缺乏文艺节目与音乐会材料的内容。
  附言中写道:

  务必敦促相关文艺部门尽快地多创作些好的剧本,悦耳的歌曲以及优美的散文集和诗歌集。
  对于已经创作出来(我们还未见到)请速派人送到前线来!

  从这封信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军事最高机关是不抱希望的,而对于中央委员会却坚信不移!就是这么地幼稚!对于在那个时期战斗在前线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文艺作品创作有其自身规律与期限,需要一个逐步酝酿成熟的发展过程,而任何强制性的手段是不会产生好的作品的。但是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在那种特殊时期有耐心去等待按常规程序“生产”的文艺作品。出现这种情况,只能顺从其变了。出现的这类争论、矛盾、多余的干涉、满腹牢骚、威胁及处分等等,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

  比如红军中的“妇女问题”吧。对于这个问题,上面曾三令五申地用口头和书面形式强调过多次,可结果怎样呢?实际上总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命令。要求把所有随军家属与妇女干部从部队中分离出去的命令——(当然并非都是公开的和正式的)曾有过多次。当然,发出这样的命令是有其根据和合理性的。在当时除了指战员与政治员外,其他人也带着家属。这些随军家属,拖儿带女、带着家当成群结队地纠缠在红军部队后面……有时还得用公家马车来运送他们!试想,这种非战斗性的活动占用了我们多少辆农民的马车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麻烦事:三个女人一台戏,由于种种原因,女人们常常为一些小事而大动干戈,大吵大闹。既然长时期地与外界隔绝的特殊生活方式造成了她们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不发生矛盾呢?显然当时的军队中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
  “清理”家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妇女,尤其随军的妻子常常纠缠着丈夫花许多时间去关心那些与军事无关,与行军打仗无关的私事及其他一些杂事。而这些人则成了敌人间谍和密探采取行动的目标。总之,由于妇女问题引起的麻烦事还有很多。因此部队先后就此问题颁布过多个命令与指示。然而执行这些命令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首先反对的是各团的人,尤其是当他们暗地里打探到师里所有妇女都未被赶跑时,其反对呼声就更高了。但反对归反对,命令还得执行。最后团里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便轮到清理机关的妇女了。清理这里的妇女可并不像赶走团里几百名战士的妻子那么简单。怎么能把那些部队必需的、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女工作人员清理出部队呢?凭什么借口必须把那些女卫生员、和像其他战士一样冲锋陷阵的女巾帼英雄清理出部队呢?那些女政工人员、女共产党员、女护士、女医生赶走后,她们的工作谁来干呢?这些人对部队来说是急需而又必不可少的呀!但是命令如山倒,军令是不讲条件的,只有一丝不苟地执行!
  有一天,费多尔就被几个纺织女工出身的红军战士跑过来围住了。她们喘着粗气,抗议团里要清除她们,并请费多尔给她们评评理。这几个女战士还向费多尔透露说,她们已经把四个“行为不检点的货色”清理出去了。费多尔只好亲自下到团里去给有关人员作了说明,让他们把这几个女战士留下来,不要清理出去。
  在当时就连师里领导自己也没有把这件事完全弄明白,可见这件事严重和混乱到了何种地步!

  位于波波夫旅附近的奇什马是被叶兰尼旅以闪电般的行动攻克的。按计划这场战斗是由波波夫旅来发动的。就在叶兰尼旅攻克奇什马的同时,一直沿着列利库列湖行进,逆焦马河而上的波波夫率领的各团也已经逼近了奇什马。
  在战斗中抢夺别人的任务并取得小胜利并非是件好事,相反意味着一场重大灾祸的开始。有些指挥员鲁莽行事,企图以一次强烈突击加强战果,把本该属于友邻部队的任务夺过去,即使用迅猛攻击取得一定的胜利,但这种不经请示的冲动做法常常会把整个部署搅成一锅粥。这难道能算是一种胜利吗?胜利有时并不总是带来成功相反还会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原计划部队纵深绕到敌人侧翼,以实现围歼敌军计划,却没想到被突然插进的部队惊扰了敌人。吓跑了敌人不说,还因此破坏整个的歼敌计划。可见这种小范围胜利是以更大更重要的损失为代价的。现在叶兰尼旅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没有波波夫旅的及时援助,在叶兰尼旅攻打奇什马的时候,位于其后方的和捷马河岸上几个团的敌军就会围攻叶兰尼旅,叶兰尼旅肯定会招架不住,受到重创。好在互相配合,相互支援的精神是夏伯阳师各部的一个显著特点,每支部队都是在另外一支部队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采取果断的行动给予迅速的支援。但这种方式并非每每都能奏效,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才是最可怕的。
  波波夫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马上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军与他们旅作战,并抓住敌人阵脚未稳的有利时机,把敌人赶到河边。三门大炮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不停地向敌人轰去,以致最后大炮都出了故障。敌人被逼到了焦马河对岸,气急败坏的敌人在撤退时毁掉所有桥梁,而后夹着尾巴没命似的向别拉雅河的方向逃逸,看来他们不打算再回来了。奇什马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据点了,前面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据点了。在到达乌法之前,高尔察克的几个团还计划阻挡一阵,可在这之后,士气低落,丧失斗志的敌军只能采取措施撤退了,想在这个河岸上转败为胜看来比登天还难。但他们仍未停止叫嚣,仍然幻想着一线生机的出现,就像当初红军在布祖卢克和布古鲁斯兰近郊时那样幻想着能有一线生机的出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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