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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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即使也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商品价值论必须预设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抽象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关系才能成立。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与商品生产的范畴直接等同起来，它们由以下要素构成：商品和土地市场；贫穷但自由的劳动力人口；一定数量的以原材料、建筑和工具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积累财富的形式的人类群体；劳动力市场；相当于大量工人人工的生产技术的使用，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些条件及其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自然史的研究”，亦即对经济规律的探究。然而，这样一来，战争、殖民、干预、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礼仪等等对于实质性的市场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因素，就必须被排除在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之外，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市场关系)；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错综关系也就被过滤为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意义上，时间替换了历史，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只能在一种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表达。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明确的认识，但对于许多追随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正在蜕化为一种经济学。
历史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从来就是被编织在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之中的。这是为什么有些当代经济学者力图突破那种单纯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而重新考察“经济”的含义，并将制度等历史因素组织到经济研究之中。即使以典型的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即股票和证券市场的运作为例，我们已经很难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用于分析虚拟经济的特点。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投机行为和大规模金融流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比例严重分离的情境下，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变得更为模糊，我们根本不可能用平均劳动时间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市场的运作了。我们如何计算一个商品符号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计算一个人在证券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中消耗的时间与他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的比例?古典经济学家的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规范式的时间的观念，一种能够作为换算根据的自然的时间观念，一种能够通过调整换算的参数——无论这种参数的变化有多大——而始终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时间观念。正是由于这一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它才能被视为一种规范式的概念，一种把现实的复杂经济活动解说成为自然过程的概念。在这一规范式的(反历史的)视野内，即使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系被彻底重组了，自然的时间观念却不会消失。正由于此，尽管人们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命题已经过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市场看作是自然和自由的范畴，“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概念的流行即是以此为根据的。当人们注意到市场规则正在由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力量所规划、制定和创造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市场的规划与自然的或自由的秩序有什么冲突，因为他们把自然和自由的秩序看作是一种规范的秩序，把政治性的干预看作是内在于市场自然秩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规范?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规范即是自然。
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来理解卡尔·博兰尼、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历史联系，理解博兰尼关于实质的与形式的区别，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以及其他被归入经济史家的学者的工作。一句话：他们试图重新用(具体的)历史代替(一般的)时间，将自然史的形式转化为人类生活史的形式。而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即打破了资本主义作为自由市场的神话，并从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形式：掠夺、依附、强制、奴役、礼仪和交换，同时又从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形式：交换、市场、垄断和资本主义。历史的目的论呈现了内在的悖论，世俗的时间观念同样是一种神话。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的神秘性质证明了这一观念的神话性质，但他的方式本身却又不得不预设一种纯粹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博兰尼和布罗代尔从这里出发，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错综复杂的面目。
历史资本主义的结构与社会运动的方向
但是，上述替代不应被理解为对于理论研究的实证主义批判，毋宁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
博兰尼及其学生对于各种市集进行研究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仅仅是社群生活的一个分支，它被包围在社群生活的网络和框架之中。为典礼而进行的交换依据的是互惠原则，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因此，必须将贸易(商业、交换)与市场(自我调节的价格机制)区分开来。《大转变》一书反复论证的问题是经济与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之间的无法分离的关系，但博兰尼以“大转变”这一标题来概括十九世纪的历史变化，似乎暗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从纷杂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里存在着某种暖昧性。在我看来，博兰尼的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即不应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看作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而是从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规律。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机制描述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在于如何概括这一现象，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真的经历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大转变或分离吗?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区分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但这一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干预市场的经济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并不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一个协调，它不过是未被协调的统治本身。”(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页63)“大转变”或“巨变”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从历史关系中发展而来，但这一描述导致的一个误解是以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通过这一“巨变”而彻底地瓦解了。
博兰尼的著作本身提供了打破这一神话的内在逻辑。沃勒斯坦、布洛克、阿尔利吉、贝罗奇等人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他们的研究却从不同方向证明了“自我调节的市场”本身是一个神话，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或其他垄断权力的保护。例如，布洛克指出，直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农业部门仍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其经济活动以家庭经营亦即奴隶或合作种植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并不居于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