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字体： 【大 中 小】
地位。贝罗奇则指出：1890至1913是欧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同时却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全盛期。沃勒斯坦的研究则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国家不是外在于市场社会的存在，而是市场社会的内在要素。即使是WTO等国际组织也是在制定控制经济活动的规则，从而与市场竞争的自然法则无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经济与政治(或国家)发生了分离，不如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形式有所变化，设想通过上述“巨变”而转化出纯粹自律的市场的“巨变”本身也无法摆脱其神话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进化的结果，“经济、法律和国家在这里作为严密的体系呈现出来，这种体系借助于它们自己的力量达到完善，借助于自己固有的规律，控制着整个社会。”(同上，页247)许多理论家将这样的历史方法理解为总体论的方法并加以拒绝。在我看来，这一方法的明显欠缺不在于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而在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这个总体论是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和政治架构及其相互关系为前提的，理论的总体性与国家及其经济的总体性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第二，这个总体论建立在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论的基础之上，它把不同的社会形态理解为与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历史时期——包括十九世纪以来的时期——均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形态。但这类对于总体论的批评不应简化为对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彻底抛弃，相反，它应该转化为一种新的视野，即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单一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也许无需说明，我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不是说民族国家不再是调节经济的重要因素，而是说不应把经济活动仅仅视为重叠于民族国家架构的活动。布罗代尔对于长途贸易的研究提供的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许多人类学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乡村经济的讨论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明。
历史个案式的研究力图超越的是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正是通过这类具体的历史研究，许多学者发现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奉为典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并不能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关系，相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毋宁被概括为反市场的。但这并不是说必须用实证的研究取代理论的研究。历史叙述的终点总会出现理论的归纳，而任何实证的研究均无法以实证的方式穷尽一切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无法逃脱理论的预设。布罗代尔指出：
博兰尼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依赖于几个纷杂不同的案例，如果这也算作基础的话。把“波特拉奇”(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节庆)和“库拉”(太平洋群岛社群之间的礼节性交换)等现象引入有关十九世纪的“巨变”的讨论之中，自然不成问题，但却有点象运用列维一斯特劳斯通过亲属制度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规管婚姻的法规。整个讨论并没有尝试处理具体和多样的历史现实，或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布罗代尔：《为市场定位》，见本书，页68)除了具体研究中的引证问题之外，布罗代尔对于博兰尼的批评涉及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与理论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最好方法，不是将他们视为摒弃理论的历史学家(他们当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是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
因此，我们看到：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从书名开始，他给出了三个相互区分的范畴，即物质文明(陈规惯例、日常循环的无意识、日常生活)、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垄断)。布罗代尔的研究证明交换的不平等不能用经济法则即市场的规则加以解释，因为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就是他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作出的基本区分：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而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明确地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他的理论立场，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历史研究中引申出一些相对明确的结论。
关于布罗代尔的三层分析模式的含义，布罗代尔自己作出了说明，收入本书的沃勒斯坦的《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一文也已经给出了清晰的说明，这里不再一一重复。但是，为了说明布罗代尔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关系，仍然有必要扼要地提及几点：
第一，这一研究质疑了亚当·斯密以降将资本主义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相互重叠的理论方式，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市场的制度，它总是趋向于垄断。市场经济包含下述几个特点，即它是透明的和近距离的现实世界、是低额利润的区域、是不同市场之间水平联系的区域，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远距离的和投机的世界、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领域、是非同寻常的高利润区域。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垄断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集中区域，相对高度垄断的区域，也就是说，它是反市场的。”(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见本书，页82)这一历史分析瓦解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神话，从而构成这一自我调节市场的观念的认识论前提的自我运转的世俗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博兰尼的同事尼尔(w．c．Neale)论证说，只是在十九、二十世纪才出现了历史上首例自我调节的经济，布罗代尔承认存在着变化，但他指出：在此之前市场经济即已存在，价格波动更是自古以来的现象。因此，十九世纪发生的变化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诞生，毋宁是市场经济的特定形式的出现。从总的理论视野来看，布罗代尔根本上否认在历史中存在着所谓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
第二，无论是日常生活、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等范畴均无法用作概括特定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描述的物质关系具有长远的历史。参照沃勒斯坦、布洛克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尽管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众多的区别，但这两个社会内部都存在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以至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区别变得极为模糊。这样一来，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用以论证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历史哲学，即那种将历史区分为不同阶段的目的论的历史观，难以自圆其说了，从而作为这一历史叙述的认识论前提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也随之瓦解了。
第三，布罗代尔还对用商业、工业和金融等范畴区分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示质疑，他的理由包括：资本主义具有无穷的灵活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