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身体的叙事
作者：南 帆
字体： 【大 中 小】
1
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的时候，“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身体”范畴以及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均包含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无疑是许多理论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工业文明、机械、商品社会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数额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社会体系仿佛与身体日益脱节了。身体必须为一些遥不可及的渺茫远景从事种种苦役，社会生产似乎在某种神秘的逻辑支配之下自行运转。许多时候，人们无法发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没有一些陈陈相因的复杂推理，人们无法说明为什么必须召集世界上一流的智慧和工艺生产核弹头、生物武器或者航空母舰——尤其是在许多地区甚至还无力解决一系列医疗费用或者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同不少人察觉到的那样，现代社会是“非身体”的。卡夫卡小说之中冷漠的城堡意象可以视为这种社会的象征。这个意义上，重提身体是对于异化的理论抵抗。当然，一些左翼理论家还进一步将身体想象为一座小型的活火山。在他们眼里，现代社会的专制体系——不论是源于极权政治还是源于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强大控制——日益完善，大规模的革命并没有如期而至。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似乎无法掀起撼动这个体制的风暴。这时，理论家的目光收缩到身体内部——他们发现，无意识领域沸腾不已的力比多似乎积聚了不尽的能量。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身体内部不驯的欲望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身体不仅是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身体不仅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对象；无意识领域发现之后，身体再度被赋予特殊的理论份量。
理论的意义上，身体的消失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根据约翰·奥尼尔的考察，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人类是以身体为模型构想自然与社会，或者说，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7页，10页)这些观念在维柯的《新科学》之中得到了证实。在维柯看来，身体、感官产生的原始诗性逻辑是理性主义重构宇宙的基础。这种重构背后的思维被奥尼尔称之为“拟人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了赞颂和讴歌，“这种形象一直都是宗教、科学、法律和诗歌的母胎”(同上，31页)。奥尼尔在谈论“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时还发现，人们曾经以身体为比拟说明社会政治的整体性以及平衡观念。在奥尼尔看来，“拟人论”的终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现代经验之抽象基于人形的消弥之上，因为人们更青睐于可算计测量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作为人类自我赋形中的创造性力量，拟人论正在处处消退。”(同上，15页)在奥尼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种种技术神话已经作为另一种框架代替了拟人论。国家、社会、家庭的设想无一不在这种框架下面开始重新设计。身体完全丧失了基本蓝图的意义。于是，“人的每一种生理、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最后都将被物化成化学物质或职业服务”。这时，身体很大程度地变成了经济的盘剥对象。案牍化的生活废弃了身体运动，商人们开始出售休闲、健康以及体育运动。身体体验的替代性消费是大众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性和暴力成为商品的主要成份(同上，参见100至101页)。身体被孤立起来予以专门的技术处理，这是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现代医学为之提供了越来越完善的条件。可是，这种进步同时还包含了隐蔽的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人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同上，123页，144页)这个意义上，福柯对于性话语的精彩分析是一个经典的个案。
无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从家庭内部的传奇开始追溯压抑的缘起。如今，人们已经对自我、本我、超我或者快乐原则、现实原则这一批术语耳熟能详。弗洛伊德以他独特的方式描述了性本能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如何被坚固的现实原则挫败。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暴烈的欲望，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人们可以想象，这种压抑的一个有效策略即是：贬低身体，以至于让身体从视野之中消失。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从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旁证：相对于实物命名或者理性思辩的词汇，表述身体感觉的词汇极其贫乏。
然而，人们可能追问的是，身体的压抑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界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是否指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否可能结束异化的历史，解除社会对于身体的压抑？社会生产是否将这种前景视为一个目标：人类的身体不再是某种生产或者生殖的工具，而是一个快乐之源?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围绕这些思想展开了论辩。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许多时候，感性的快乐只能缩小到审美之中予以实现。然而，现今已经到了中止这种压抑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有能力造就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爱欲与文明》之中，马尔库塞企图在身体的交汇点上结束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分裂。他赋予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正面的涵义——马尔库塞将性欲扩展为爱欲的意义即是将快乐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身体：由力比多的这种扩展导致的倒退首先表现为所有性欲区的复活，因而也表现为前生殖器多形态性欲的苏醒和性器至高无上性的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47页)
显而易见，如果马尔库塞的历史设想遭到了现实的拒绝，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负有首要责任。社会财富的总量无法保证人均财富达到马尔库塞设想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权力或者资本的运作还在加剧贫富悬殊，那么，身体的快乐与异化的解除必定遥遥无期。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提出了身体和力比多并不是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