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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2年第3期

太平天国的“洋兄弟”

作者:张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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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的新闻
  
  在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的秋天,最大的新闻,当然莫过于太平军已从广西攻入湖南并开始围攻长沙的消息了。
  九月的广州城,午后的天气依然是闷闷的。南关东石角教堂的传教士罗孝全从光溜溜的凉席上坐起来。他拉开蚊帐,慢慢穿过连接着卧室与教堂的狭窄的回廊,看看有没有人来做祈祷。教堂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浓烈的尿臊味。他感到纳闷,这所教堂建起来已经六年了,发展的教民也就那么二三十人,但这种气味似乎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难道这是上帝的哪一种启示么?他吁了一口气,草草地做了午祷,默颂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节: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掉到海中……”
  
  他感到身上恢复了力量。穿过回廊,慢慢地踱回到狭小的卧室,他决定读一会儿刚从怡和洋行讨来的报纸,以度过客居中国广州第六个平淡无奇的秋天的这个枯燥而单调的下午。一摞旧报纸里,有香港出版的《德臣报》、《孖剌报》,有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也夹杂着几份在本地刊行的《中国丛报》,等等。有关中国的消息五花八门:美商在上海开设造船厂;俄国人在库页岛登陆;英使节文翰再次宣布英人决不进入广州城;清廷任命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已到达湖南;被称作“捻军”的反叛者在安徽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另一伙造反者“太平军”则已攻陷全州,首领冯云山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中炮身亡……
  罗孝全昏昏欲睡,这些消息让他感到有点儿憋闷。太平军,太平天国,这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的名词似乎一年前就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了,最近,它们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人们嘴上。这些造反者要干什么?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哪里?“无论你叫他们什么——匪徒,或逆贼,或爱国者,或基督徒——直到现在,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9月17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在谈到太平军起义时还说:“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他迷迷糊糊地想着,手一松懈,正在读的这份《北华捷报》差点儿滑到地上。洪秀全。在他伸手抓住报纸的一瞬间,这个名字一下跳进了他的眼里,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在这个平常的下午,籍籍无名、孤独无助的传教士罗孝全的命运,将因为偶尔读到的一张旧报纸发生某些变化。他的名字和使他感到惊奇的那个名字,将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被必然地安排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一出充满了喜剧色彩的悲剧。
  
  南关天字码头礼拜堂
  
  广州城外南关天字码头一带原是一片僻静之地,通商之后,这里忽然成了一个人流熙攘、尘土飞扬的热闹去处。樯帆林立的码头上华洋杂处,“番语”盈耳,金发碧眼的外国水手与商人随处可见,也有兜售洋烟、水果的中国小贩混迹其中,嘶声吆喝,让人分不清这里究竟是泰西还是中土了。在这其中,位于天字码头东石角的罗孝全礼拜堂是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
  礼拜堂名为“粤东施蘸圣会”,建在外国商馆区以外约一里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貌,有高高的尖塔,环形的浮壁,还有一座粗重、结实的十字架。礼拜堂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建起来的,短短七八年工夫,岭南的季候风和绵绵梅雨就把它摧残得不成样子了;墙壁上苔藓重重,污迹淋漓,仿佛一个装扮奇特而又褴褛的过路人,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发呆。偶尔,会有一群鸡来这里游荡,单身的猪或狗也喜欢在空旷的场地上撒着欢儿追逐一阵,直到有人来干涉它们。倘若来人恰好是识得几个字的,在大门上,不知用墨笔描了多少遍的礼拜堂章程,是足够他消遣一阵儿的。章程曰《粤东蘸圣会例式》,如下:
  
  一、吾等得天父恩典设立圣会所称粤东施蘸圣会在省城天字码头设立之也
  二、凡信耶稣者领蘸礼得入圣会也
  三、上帝独一真神耶稣独一救主凡拜别物者必见定罪
  四、圣书由神天来道理有真无假
  五、圣神洗人心令人晓真理
  六、顺真理者享永福逆真理者获永祸
  七、食鸦片者当出圣会
  八、讲假话者当出圣会
  九、凡赌钱者当出圣会
  十、耶稣门生当相爱如兄弟
  十一、耶稣门生当日日读圣书求圣天
  十二、凡礼拜日有做生意做工夫者当出圣会
  十三、耶稣门生当专心相辅传福音
  十四、吾等信此道理有真无假依赖耶稣之功应许受此规矩者宜签名也
  
  如同门上严谨刻板的礼拜堂“例式”,年逾五十的长老罗孝全也是一个无甚趣味的人。他不修边幅,性格孤僻,瘦狭然而肌肉结实的面孔上,平静,难得有明显的表情,而且一年四季总是灰扑扑的,仿佛凝结着尘世间所有的愁苦。但一对褐色的眼珠却十分地深邃、清澈、坚定,透露出他的心机。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上帝的人——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标准形象。
  罗孝全1802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森纳,他的父亲早逝,母、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故而他本人在弱冠之年就受洗礼,被送到南卡罗莱纳州一所神学院学习,二十六岁时即被委任为当地浸礼会真神堂牧师。此时,正值基督教新教跃跃欲试东去“拓荒”的年代,受著名传教士郭士立的影响,1837年,罗孝全搭乘一艘货船到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即使像罗孝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传教士,他的传教活动也是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亦步亦趋的。他开始独立传教后,活动范围只限于澳门,主要是向当地患有麻风病的居民施药并宣讲基督教教义。至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占领香港,他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港建造教堂,在一个叫赤柱的小渔村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将军顾盛率团来华订约,清廷允许美国人在通商五口自行建立教堂,他才有机会来到广州,在南关天字码头一带租地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吸引当地百姓来听他传经布道。
  传教并非一帆风顺的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外订约引起了国人进一步的仇外情绪。在民间,人们对传教士多采取不接近和抵制的态度,因此,许多必要的工作都要委派中国人来完成。有一名叫许有章的基督徒曾写信给罗孝全,历数受洗几年来在各处“派书传道”的经历,说:“毁谤恶言,难以入听”,“怒骂者固有之,掷石者亦有之,东奔西逐,历尽艰辛。”传教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1847年4月,英国兵船突入虎门,钉塞炮台,钦差大臣耆英被迫同意两年后允许外国人入广州城。骚动在广东各地此起彼伏,罗孝全的礼拜堂也不能幸免。这年5月和8月,东石角礼堂先后两次遭到当地百姓袭击,始而殿堂物件被毁,继而桌椅器皿被取,以至日常的祈祷也难以举行。罗孝全不得不紧急申请保护,才避免了礼拜堂被毁于一旦。
  挫折和磨难并没有使罗孝全灰心,他唯一的变化是对上帝的事业热情更高了。有一次他出门游行布道之前,一名助手得了急病,正在垂死之中。他说:“让死者去埋葬自己吧,但我必须去传播福音。”说罢,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不过,除此而外,罗孝全在中国不长也不短的传教生涯里并没有多少可以称奇之处。
  
  罗孝全和洪秀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东石角礼拜堂来了两位风尘仆仆的远客,一位名叫洪秀全,另一位是他的族弟洪仁玕。他们是受在礼拜堂服务的中国教徒周道行函请,从家乡赶来向罗孝全问道的。罗孝全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在中国人仇外情绪日盛、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之际,遇到这样虔诚而信心坚定的问道者,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他喜出望外的事。他对洪秀全很有好感,多年后,还记得这个乡村塾师的相貌——“他外表很普通,约高五英尺四英寸或五英寸,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当时,在给一个传教士朋友威廉·伯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这两人的到来,“对我的工作是意想不到的额外的鼓励”,“我感到,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如果这样,不用很久他们就会加入我们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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