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我在旧上海的日子（１９２９）
作者：黄焕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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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豪鲁迅等在上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以普罗文学为武器向反动的文化堡垒进攻并呼号各阶层群众认清形势，推翻反动统治，打倒国内外敌人。在此之前，有作家郭沫若等建立创造社，树立起一面崭新的旗帜，以锐利的文笔批判资产阶级的旧文化。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喜欢阅读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对我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高中时的作文表达（现）得最突出。刘老师很理解的说，我的头脑清醒，能接受新的事物，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和C.P的外围人物相接触，认识他们几个人，被同学们目为进步分子，从此有些人喜欢我，也有些人妒忌我。
三
我第一次从上海回家是乘英商太古行庆元号轮船经过几个地方如汕头、香港、广州、北海，又转去香港才回到海口，计在船上十一天。
我回家后，女人已生个男孩。我和她很少说话，她疑我有外遇，竟投水死了。母亲抱孩子大哭一场，全家大小无不下泪。母亲怕妇人的母舅要告官，更加担忧，但我不是迫她去死又有什么可怕呢？她投水而死，不知尸体随溪水流到哪里。请人寻找半日，原来搁浅躺在三溪的泥滩上。收殓的人把尸体抬回坑上，她的母和姐要我跪在尸体前面，好让人穿上衣服以便收殓埋葬，但我坚决拒绝了。她的死也就永远离开了，生离死别不但悲切，反而使家庭又多了一笔负担，实在使我流泪不止，女人死后遗下孤儿，（我）心中更是难过。这要靠母亲抚养他成人，可谓惨矣，伤心之极。
是年秋我充任三溪小学教员，曾请沈祖徐令尊翁沈研禅老大人为学校题校名，叫泥水匠模印于校门之上。字写（得）铁划银钩，劲秀有力，实所谓入木三分了。
翌年春，我又往上海，住于绍哥处。他的住处迁于法租界华在路元昌里，有三层楼，下层作为写字间办公处，二、三层住宿。绍哥在上海当律师将近十年，他的胸怀狭窄，不能容物，目空一切，同时后台老板不是主要人物或富商资本家，因此，他的业务发展不大，只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在那年的冬天，他发起为双亲祝寿，请留日老前辈冯河清先生撰写祝寿征文启事，并在功德林斋食馆设宴招待宾客。征文启事发出后，收到不少礼物，有现金，有对联，有寿字。上到政界名流，下到工商资本家都有礼物拜贺。原来上海的习俗，如结婚、祝寿、冥寿、小孩弥月、葬祭等，都要发帖请客饮宴，藉此收取财物。绍哥在这方面的应酬确实花了不少钱，那次祝寿双亲可能希望能够从中收回他的“投资”和“利息”也说不定，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发征文启事之前，绍哥就专函请双亲去上海，母亲不能去，只父亲和姐姐去。在海口有幸认识了符素琴，她也要取道上海到南昌，会晤她的未婚夫，可能是要去结婚的，在途中多得她的照料。这位符素琴是琼山演丰人，初中程度，说得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她生得身体结实、眉目清秀、性情温和、善于交际又擅篮球术，更显出她的健美。她身上只穿淡蓝色的旗袍，脚着高跟鞋，活像学生的模样。到上海后，我和父亲住在三楼，她和姐姐住在二楼亭子间。有一天，姐姐、她和我三人在亭子间中闲叙，不料姐姐对她说：“琴妹，我的八弟失偶已经一年多了，还不续弦，请你嫁给我的八弟吧。”她听了一言不发，只是笑笑，接着姐姐又说：“我的八弟少年英俊，是读书人，前途无限美好，嫁给他不会错……”她又只是笑笑。我和她相处仅仅数日，看来她对我是有意的，但她是人家的未婚妻怎么能够答应呢。姐姐向她提出求婚也太唐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曾邀她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美国好莱坞影片《倾国倾城》，去金城戏院看上海影片《渔光曲》，去天蟾舞台看京戏《霸王别姬》，又上新雅吃过一顿饭，大三元喝过茶，二人俨然一对夫妇。有一次在霞飞路上遇着一位同学，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黄，你带爱人来了？”她问我：“那人是谁，说什么话？”我说：“他是我的同学，他以为你是我的妻子。”她听了嫣然一笑。天气冷了，她想买一条西装大衣，我和她到南京路永安公司买呢布来缝比买现成的合身，那里有各种衣服的图案，就照自己合意的式样让缝工缝好。她还买一条羊毛衬衣送给我。大概在上海住半个月，她便乘长江内河的轮船去南昌。我送她到黄浦滩码头下船，夜间十点钟船才开行，天气很冷，我在船上和她坐谈一个钟头，她把被子披在我的身上，汽笛声响了我才恋恋不舍的回去，她也在擦眼泪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爱人调去上海公安局工作，住家在南京。我第二次返琼前向她辞别，她请我同到一家广州食店吃晚饭，菜肴有香肠、肥鸡、炒鲜鱼片、肉丝鸡蛋汤，她还会喝点酒，微笑的（地）向我举杯，祝我顺风到家，并代请安二位老大人和姐姐。从那次分别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只在嵌相册上存着她的一张半身相片而已。后来听说她随爱人到广州不幸病逝于旅次，年仅三十二，呜呼痛哉，我不觉潸然落泪。
四
因为祝寿之事，不知怎的绍哥丙哥二人竟发生口角，并发展成打笔墨官司。绍哥寄丙哥的信是分一条一条来写的，开头第一条说着：“你老婆来上海，你说过每月交我十五元，有没有交足？”这是什么话呢！丙哥回信说：“你藉祝寿之名想发大财。”这又是什么话！他们二人互相寄信指责对方，我劝他们二人要和好，但是他们都不听，使我都难为弟了。原来西坡嫂去上海想生个孩子，住于绍哥处，丙哥答应每月供给膳食费，如果某个月交少了钱，也应该体谅其困难；虽然祝寿但不能说是想赚钱，兄弟之间有意见就要好好磋商解决，不能打笔墨官司以免贻笑人家。他们二人各有短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
寿诞期过去，父亲和姐姐将即返琼。父亲未起身之前极力主张我继续读书，筹足了学费和如何解决膳食、书籍等费用，于是我托人代造一张证书，考进正风文学院插班于国学专修科第二学期。文学院读本科是四年，专修科只二年。在旧社会，如果有专科毕业的资格，不论找工作或教书希望就比较大，也容易图个出路，我进文学院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文学院广东和广西的学生有四十多人，海南人只我和定安王动如。这二省的学生组织了两广同学会，设有常务委员会若干人，我系委员之一。下面有学术研究组和文娱活动组，学术研究组有诗词专题讨论，文娱活动组有时打球有时下棋。学期结束全体会员拍影留念，并去上海新雅聚餐，同时开房间，叉麻雀也算是个余兴。
两广同学之中女生只有广西黄振芬一人，她常和我打招呼，很少交谈。她说的是桂林官话，她是个端方斯文的女青年。
有二个四川女学生，一叫陈翠明，一叫邓雪华，她们比我大几岁，我常呼她们姐姐。陈翠明赠我浪淘沙词一首，请过我吃西餐一次，她曾介绍一位浙江的女同学丁若梅给我做永久的朋友。虽然我尚未续弦，但因经济困难是否继续读书、事业又不成无意走进爱的漩涡，邓雪华听说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有一次她请我去上海看电影，并请我教她一点文昌话，我对她说：“你学文昌话有什么用呢？”她说：“懂得多一种话也有好处。”陈邓二个对我有些感情。有人说我会追求女性，那是无中生有，真是岂有此理。
六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东三省，南京政权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全国人民都不胜愤慨。舆论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责备南京政权丧失大片国土，上海各校学生各阶层人民群众激发爱国的热情，经常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而当局置若罔闻，反而和租界“洋大人”相互勾结，横加干涉，甚至殴打，逮捕和迫害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
那年初冬，上海的大、中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政府立刻出兵收复失地，我也参加前往。当时在北站送行的市民群众何止千万，车站的门顶挂着“风萧萧兮黄浦寒，不达目的兮誓不还”横额大幅标语仿佛荆轲入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