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我在旧上海的日子（１９２９）
作者：黄焕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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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定家庭经济日见困难，我休学后在培宝国民学校担任教师一年。那时候，当小学教师是没有前途的，于是征求父亲和绍哥的同意，我毅然决然地只身到上海去。由父亲筹措川资，绍哥在上海当律师可以解决饭碗问题。
我离别了双亲，心情不禁黯然，是时乃二九年的夏天。
我从海口乘英商南昌号轮船去香港，住于琼源昌旅店。初次出门人地生疏，旅途没有同伴，自然感到孤寂和不安，幸喜有人介绍认识了王茀云君，他的身材魁梧，生性和霭，是个行船工人，历次周游全世界，能操英语和上海话，这次要到上海去找工作。我和他决定乘英商太原号轮船到上海。我们买的是特别官舱船票，二人住一个房间，舱位富丽堂皇，有风扇、自来水等设备，在用膳方面，中、西餐都有供应，并有咖啡和小食，一天饮食共五次。这艘轮船是要经过厦门的，因此必须航行五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在船上（我）还认识了几个赴沪投考的学生，都是文昌人。船航行了二天，我患眩船病，仅吃点东西，幸得王君的照料解决了困难。
船到厦门，我们登陆去游玩。在那里有文昌人开设（的）一家西餐馆，我们进去，店东知道是同乡就请我们吃火腿煎蛋和牛肉饼，并在店中淋浴，然后游一回中山公园才辞别回船。
船驶进了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在甲板上眺望，只见农民在田里劳动，渔夫在江中捕鱼。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江南的景色青翠可爱，历历在目，更显得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
船驶入黄浦江，放慢速度，徐徐行进。有一只摇橹的小船跟随摇过来，靠近轮船，几个粗鲁男子从小船上就一跃而上，对我们声称是上海北四川路虹口大旅店接水，特地来接客人，并以伪造的铜牌证件给我们看。铜牌上镌着“虹口大旅店”的字样。王君久住上海，洞悉这些人是流氓，就对他们说：“我们要住南京路大东旅店”，拒绝他们接行李，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动手来抢行李并要打人。王君看到情况不妙，马上去请船上的英国警卫，才给（让）那几个坏人滚蛋。船靠码头，抛下了描（锚），真的虹口大旅店的接水来了，他们穿的是旅店的制服，态度温和又严肃。他们叫黄包车拉我们到该旅店休息已是黄昏时刻了，行李则交他们的车子运去。
当晚王君带我到一家广东饭馆去吃饭，菜肴丰盛，有肉丝炒卷菜心，有炸鲜虾球，有清炖草菇汤，有白斩肥鸡。那顿饭吃得真香，因为我眩船二天途中有点疲劳，又觉得很饿的缘故。
第二天早上王君才带我到绍哥住处，兄弟相见非常欢喜，我介绍王君和他相识。他对王君也十分感谢。
二
我到上海后，向绍哥提及升学的问题。他以为我是来游历的，而他的律师业务未见发展，收入很少，难以支持。他既不同情我升学，我便去信丙哥，并向家中说明情况。父亲甚希望我能够继续读书，但接济又有困难。丙哥在江苏省建设厅公路局充任事务员，每月入息微乎其微，勉强可帮助多少。于是我决意入短期学校，日间学习洋文、打字机，夜间进西人则信学校读英文，如果成功，可能在银行、洋行、或海关工作，但是没有人事，什么都枉然。（这）使我有些灰心，所以学打字机大约二个月便中止了。至于学习英语是有用处的，教英语的则信老师，父是英国人，母是广东人，他能说流利的广州话，读的课本是《天方夜谈》，语法是“纳氏文法”。他以广州话来讲解，当时我的广州话懂得不多，听起来不大明白，只听他朗读课文和了解一点语法，学期不满，也就停学了。
我又算是失学了，于是我去镇江会晤丙哥。江苏的省会设在镇江，三国孙权未称帝时首都设在南徐，就是现在的镇江。在那里有些古迹留给后人凭吊，如甘露寺，即吴国太看新郎之处，有高二公尺的石头分成四块立在地上，是刘备直劈一剑，孙权横劈一剑而成的，《三国演义》上说得明明白白。又有孙夫人梳妆台，刘孙商议破曹处，还立有庆石碑，上书“吴将太史慈之墓”，但坟墓已平了。
在镇江游了三天，我乘火车往南京，暂寓于访兄处。他常不在寓所，因此租旅店给我住了三天，在第一夜我将睡觉时，旅店侍者来问我：“先生，要漂亮的姑娘吗，玩玩极有趣的。”我摇摇头，他便走了。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又积极准备上学，一方面寄信回家请父亲帮助，一方面托人向琼海中学要求寄来修业证明书和学业成绩单。该校有意刁难我，竟把成绩单的各科分数糊（涂）改（成）不及格。当时上海各校幸喜有春季始业，绍哥出主意我在正风中学插班初中三年级，我自然也同意，因为该校校长黄淼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与他有一面之交。
我的学习从来侧重于语文和英语，数学不甚重视，因而数学成绩很差。在初中三年级教语文的是黄炎和杨育其，我在课外有时会写短篇小说、杂文或诗歌，写成后请杨老师批改。他对我的写作甚是赞许，鼓励我多用功乎（夫）。他常叫我们买活页文选来读，他喜欢选教古典小说如《枕中记》之类。他教那篇《吊古战场》文，一方面朗诵，一方面讲解，真是有趣。黄炎老师是国民党员，他常说：“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生会办墙报，我是编辑之一，每期都登载我的一篇作品。
教英语的老师是廉相成，圣约翰大学毕业，教的课文《金河王》，又有一位姓沈的老师复旦大学毕业教“莎士比亚”。他们的发音不大好，并且都是江苏人，说的是家乡方言，听不全懂，我感觉学习英语不见得进步。
初中毕业后，接着在该校读高中。在上海，高中的课程，除语文和党义外，其余所有各科都是英文版原本，所以学习感到困难，如果英文基础很差的话。教我班语文的刘松云老师，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他教的《琵琶行》是以拍子唱读的，使我体会很深。我写的文章博得他的赞赏，但他嫌我的抄写不够工整。我因经济困难申请休学返梓，向他辞行，他非常惋惜，并赠我绝句七言一首，以为纪念。教英文的是葛家栋老师，教的课本是《鲁滨逊飘流记》，他的发音准确，以北京话来讲解，他的年纪还轻，仪表端方。有个同学问他多少岁，他说：“我还没有结婚啊！”教语法的是他的叔父，发音固然好，说英语也流利，但他常讥笑广东人不会说英语，如“China”一词广东人却念为Cina，还说他们似英国人。有个同学发问：“中国哪一个省或一个县的人说英语准确？”他毫不迟疑，微笑地说：“只有昆山人说得最好而又最准确。”同学们听了都哄堂大笑起来，他脸红耳赤地说：“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呀！”因为他是昆山人，明明是说他自己，同学们是理解的。又如某老师教数学，常会说各校的数学教师，会向他请教，因为“无论代数或几何都是英文版原本，他们有些人是不懂的”。这几个身居教育界的人，沾染上海旧社会的习气，什么都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不值识者一笑。
在同学中，王伊君、沈祖徐、陈德华、黄惠芳和我的交情较好，在学习方面，大家诚恳地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王伊君学教育科，我学普通科，我回家当小学教师曾向他请教，他便将儿童心理学二本寄给我。他喜爱读普罗文学作品，思想意识倾向于C.P（共产党）。有一次他为朋友送一个秘密地址到某处去，在马路上恰巧有几个外国巡捕正在搜查人身，他急坏了，忙把写地址的纸条放入嘴中细嚼吞到肚子里去。搜查到他时，巡捕问：“你吃什么？”他说：“我吃烧饼。”以此混过去。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对待事物，如果不敏感或急中生智，那就会遇到危险。至于沈祖徐他的父兄都为我画画和题字，这也是难忘的。在同学中也有耍流氓手段的，有一次在宿舍中，一个同学的暖水壶破了，另一个同学却说：“把它放在黄某的书案上，叫他赔偿。他没有钱，看他怎么办！”又有一个正直的同学说：“那是不行的，暖水壶自己弄破了，怎么可诬赖别人，不可做丢脸的事情！”他羞惭无地，只好走开。这个家伙意欲害人，居心叵测，我想他决不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