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Ｌ县见闻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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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畈。这是L县东南部的一个大镇，当地税务分局的朋友说，这是全县最富裕的一个镇。我在镇上粗粗走了一圈，只见好几条长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都是小商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卖摩托车的商店，嘉陵、本田、山崎，还有英国的Gerige牌——有一家商店门口扯着大字横幅：“英国Gerige摩托车向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全面的服务”，各种型号济济一堂。据说，L县的摩托车有两万辆之多（全县人口是五十九万），其中不少是无照车，就那么在乡间的高低不平的土路上驰骋。有一晚，当地朋友用摩托车送我回L家湾，在漆黑一片中颠簸了将近十分钟，突然在一座桥头遇到警察查夜，那朋友正尴尬——一位年轻警察已经盯住了那个应该挂车牌的部位，从警车上又下来一位年长的警察，是熟人！于是寒暄两句，顺利过关。
镇西南的汽车站对面，竖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本事，项目建设是硬成绩。”三个“硬”字，将当地政府对自己工作目标的理解，说得清清楚楚。旁边的一面三层楼房的外墙上，还有一幅更大的标语：“无女不嫁，无女不好，无女不宁。”镇上的朋友解释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到镇里的政绩，才刷出这样的标语来。可后来，在别的地方，我不断看到类似的标语（还有这样的：“严禁非法胎儿鉴定和选择性引产！”），在远离三里畈的一个公路的三岔路口，L县的计划生育局还专门立一块牌子，标明各种针对胎儿鉴定和引产的罚款数额，最高的一种是七千五百元，这就明显不是三里畈一地的问题了。看起来，要让官员真正出力解决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算进考核政绩的指标。
在镇上逛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一幢奇怪的巨型建筑，五层楼高，方方正正如一座城楼，外墙是白色瓷砖，顶上还有四根圆柱，撑起一个琉璃瓦的翘檐式屋顶。“哦，那是镇上一个富翁的家，想进去看看吗？没关系的！”陪同的税务朋友挥挥手，领头走进那大屋。“请上楼，请上楼！”看清来人是谁，主人满脸堆笑地招呼。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瘦的一张黑脸，将我们迎入二楼客厅，“我这里每天都有客人！……”客厅足有五六十平米，铺着地砖，中间一圈木沙发，西墙立两个一米多高的瓷花瓶，空空荡荡。主人是一个煤商，从大同贩煤至本县。“老板，生意好做吗？”我问。“不好做！能源紧张，煤价太不稳定了……”“大同的那些小煤矿……”“我的煤都是从大矿采购的！那些小矿的煤质量没有保证，我不敢进的。”大概是有税务所的人在，主人很快就把话题扯开。听说我们来自上海的大学，他立刻讲起自己儿女的教育问题：“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一人一层楼！……大儿子书读得不好，在省里一个专科学校念书。……老三不错，以后去上海读大学！我是文盲，没文化……”
我不习惯他讲起“我有三个儿子……”时的那种骄傲——在今日农村（也不止是农村），子女的数目已经成为贫富差异的重要标志，起身告辞。煤商陪我们下楼梯，在转角处的窗口停下，指着楼后面的一块足有一亩半的空地，和空地尽头的两排平房：“这都是我买下来的。我这楼房的地面，和楼前面的地（至少半亩），也是一起买下的。”“要一大笔钱吧？”“总共十四万。”这么便宜？税务朋友看出我不大相信，出了大门就向我解释：“要招商引资啊，就送土地给人家！”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投资客以八十万元买下镇上一家破产的小工厂，作为回报，镇里以每亩一万元的低价将工厂周边的二十亩土地卖给他。投资客挂出一块“××股份公司”的招牌，象征性地摆几张办公桌，一分钱生意不做，也一分钱税不交，却转手以八百万元的价格，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空手赚进七百万！“瞎搞！”事情过去快一年了，税务朋友说起来还有点气忿忿。
“那你不查他的账？”朋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这里小地方，不正规，那些人，”他指指周围那些两层或三层的自建住宅，“都没有账的，我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个税额，然后每年递增。他说没有生意、亏本，我们也很难查……”这朋友是个重友情的人，遇见朋友，空口能灌下两杯白酒。虽然当了税务官，是非却没有忘，有一次酒酣耳热，当着同事和我们的面，他大声说：“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有法律，就是县长来说情，也没有用！”可是，遇到那样的投资客，他却毫无办法。
从X家坳中学到L县一中
X家坳中学距L家湾不到两里路，是同事初中时（1980年代早期）的母校。在L家湾附近的公路边，我两次看见一辆车头贴着写有“X家坳中学欢迎你”的大红纸的小面包车，匆匆驶过。当天下午，同事来邀我了：“去X家坳中学看看吧？他们今天开学……”我有点纳闷：才八月中旬，怎么就开学了呢？
从公路向右转入一条砂土路，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学校。果然是开学了，三层的主教学楼挂着横幅，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地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安装货架——这里要改成一个小卖部。校园西头，一个大玻璃窗的新食堂即将竣工，镀铬的门窗框的保护纸撕得七零八落。两长列带有廊柱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墙漆剥落，锈红色的铁皮木门上写着粉笔字：“高一（2）”。大礼堂还是如二十年前那样，排满了双人木床，“我就在这里面睡过”，同事回忆说，“七八十个人一间！”和以前一样的还有厕所，灰顶，一排小方镂空窗，高踞在靠北的坡上，其中的光线和气味，二十年没变。
同事昔日的一位老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主楼的校长办公室喝茶。他五十岁上下，皮鞋，挽着裤管，似乎不怎么习惯说普通话，但我大致能听懂：这两天忙得很！要和别的学校抢生源（我立刻想起那贴着红纸的小面包车），所以提前开学，计划招四百人，今天来的一半还不到！过两天老师们再分头到村子里去找，还会再来一些学生的，但计划大概完不成……
我问起学生这两年高考的成绩，语文老师略一迟疑：“考进专科的在内，超过百分之三十了。”“那另外的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明知道自己考不上的，他们读书的情况怎样呢？”我紧接着问。“也一样学啊，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能考上的，不然就不读高中了。也有一些被家长硬送来读的，就在学校里玩……”说到这里，他深叹一口气，“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的家长，到外面打工去了，不少是父母都在外面的，家里没人管，这些学生的心理成长有问题啊！”
三十多岁的校办主任也被拉来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说起学校的财政状况，直皱眉头：“学校需要的经费当中，县财政拨款只有三分之一，其它的？向银行借呀，寅吃卯粮！再就是靠学费了，高中？一学期连学杂费是两千元…… 不过，我们教师的工资是按月发足的，八月发七月的，也是寅吃卯粮！就拿我来说，中级职称，”他的语气有一点骄傲，“每个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块！”“在这里算高的吧？”我试探地问。“是。别人要少一点，一千块左右。”
“×主任！那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急匆匆进来，满头是汗。我们不好意思再耽搁他们，就此告别。晚霞笼罩的校园里，三三两两的都是新生，有端着脸盆在水龙头边洗衣的，也有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发呆的。个子似乎普遍比上海的同龄人矮小一些，花花绿绿的T恤衫、牛仔裤，一个淡青色衬衣的女孩子，染一头黄发。
校门口竖着一块木板的告示牌：“校园卡……，成本费三十元。”在上海，我所在的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这种中学生必买的校园卡是免费提供的。L县的银行厉害。
走在回L家湾的路上，回望那渐渐隐入暮霭的学校的主楼，同事感慨万分：“我读书那会儿，这学校不错的，被称为县里的四中，有很用心的老师，可惜现在都去了县一中！乡下的孩子再不能就近读好的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