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是农民的儿子
作者：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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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学生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地区，没有几个农民会因为一场暴雨就没地方睡觉，也没有一个农民吃饭的时候必须端着饭碗在雨中奔跑。一个农家女孩如果不上学，至少在卫生期能用上一盆热水。中小学生的生活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艰苦许多。对于那些还不懂得为日后出人头地而吃苦的孩子来说，谁愿意天天在这里受罪？姑且不说学校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常常让学生反感，一些老师粗暴的态度和言行常常使学生受到伤害。这些孩子逃学辍学，太可以理解了。
偏偏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反讽的意味实在太浓了。那些年我常常心存怨恨，我不懂这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就因为孩子是弱者、只能任人打发吗？
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孩子们还怎么成长啊？一个人从小就在这样的非人环境中饱受心灵的伤害，你还能期待、要求他日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吗？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二三十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我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
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
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
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帮助和回报却很少。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的劳动技能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有时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光是凭关系来的临时工就有四十八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切实的是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利的问题。
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惟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
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是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它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
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做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
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
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
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
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活得像猪狗一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