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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是农民的儿子

作者: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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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询问、各种收容搜查甚至拘押等等。他们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
  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课堂上,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批评这些被扭曲的可怜人。
  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度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
  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十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
  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当这一切无限增加的时候,几乎不用统治者费神提炼,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堆积就足够构成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
  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
  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四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
  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
  农村惟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而教育几乎是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
  
  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阴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苍凉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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