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是农民的儿子
作者：摩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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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
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很大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大地荒寒》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
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
农民自己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易，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十分艰难。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
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原罪感。
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
（此文根据胡平先生及其助手的访谈整理而成，特此致谢）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