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好医生
作者：Ｔｒａｃｙ Ｋｉｄ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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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病人都很穷，不是受伤了、瘫痪了，就是眼睛瞎了。聊以欣慰的是，有一个拄着拐杖来到诊所的病人，曾因艾滋病和结核菌感染，体重下降到九十磅，现在又恢复到一百五十磅。另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少妇，看上去很健康，让人难以想象到老父亲一个月前还在为她准备棺材。不过也有个瘦小的老妇人，脊椎被结核菌吞噬，已成了直角的背和腿使她无法直立。另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体重只有六十磅，用法默的话说，“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饥饿，我们马上就要像吹气球似的把他吹起来”。一个患有抗药性结核病的秀丽姑娘正接受治疗，又因为细胞贫血症而痛苦地呻吟。法默给了她一些吗啡。一位得了抗药性结核病的老头双目失明，渴望有一副眼镜。法默便给他找到了一副。法默称呼老人们为“老爹”或“大娘”，总是在查病时同他们开开玩笑。“开心一点总比垂头丧气好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在C村短暂的两周里，他还提供“巫法咨询”。一个女人指控她的一个儿子将疾病“投蛊”于另一个儿子，导致其死亡。法默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力图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和平，虽然做起来很难，经常磨几个月的嘴皮也难以说服患者不再相信巫法的存在。法默说大多数结果让他满意，但他看到了这些指控后面的伤害。那个指责她的一个儿子将另一个儿子出卖的母亲，把古克里奥语中用于“奴隶”的词用在儿子头上，这样的词常常令亲友之间反目为仇，似乎隐隐透出了物质极度匮乏情境里的嫉妒——那个被指责的儿子有一个茅屋，比母亲的稍好一点。法默说：“海地人已经一无所有，这还没完，他们还极度敏感，可以被一句话伤害。”
下班之后，法默一再盘桓，先是处理一般门诊，然后忧心忡忡去楼上的儿童病室，那里常有骨瘦如柴的婴儿，挺着肿胀的肚子，由于饥饿而毛发转红。两周前当他回到海地的第一天早上，一个面色苍白的婴儿死于脑膜炎。时隔一天，一个从盆地外面来的婴儿又死于破伤风（盆地内的孩子都早早注射了疫苗）。法默最后来到结核病房，因为那儿的病人正开始好转。大多数病人正坐在床上看雪花斑驳的电视转播足球赛。“瞧我们这些看电视的中产阶级们！”法默说。
大家都笑起来，一个年轻人抬头看着他，“不，保尔医生，我们可不是中产阶级，否则我们就该有根天线了。”
“这让我很高兴，”出来的路上他对我说：“情况不太坏。我们没法做得出类拔萃，但还算过得去。”他向路对面的小屋走去。那里，一个年轻的美国姑娘由“健康伙伴”派来协助他处理答谢卡、演讲词和申请基金的报告，但是一个护工常常在夜里带来紧急消息，将法默领回诊所。
一个患脑膜炎的十三岁女孩由驴子救护车驮到了诊所。年轻的值班医生不知道如何做脊椎测试，以确定脑膜炎的类型和什么是该用的药品。“噢，大夫啊，大夫，你这是怎么了？”法默说完只好自己动手。孩子哇哇大哭，法默抬起头来说：“她在哭喊：‘我饿得好痛呵’。你相信吗？只有在海地，孩子在做骨髓穿刺时才会一声声叫饿。”
三
在我们离开海地前两天，法默跋山涉水去了山谷里最远的一个村子。“山外有山”，这一句海地俗语用来描述这个地区最合适不过。这里的一个结核病人没有在指定时间前来就诊，按康复中心的惯例，就必须有人去把他找到。国际健康记录里，许多资金雄厚的项目不乏失败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不守约”病人没有领取药物。法默说，“不守约的是医生而不是病人。如果病情不见好转，那是医生的错。你得去解决它！”有一个关于法默医生的故事脍炙人口，那是几年前，他追逐一个病人一直到甘蔗地里，哀求他出来接受治疗。他现在也仍然偶尔会去追病人，以便鼓励他的其他同事，他这样说，于是就有了前往M山区的旅行。
他开着一辆小卡车上路了，经过一片香蕉叶铺顶的农舍，那里面屋顶漏雨，黄土地便成了泥潭。少有的几个高脚谷仓无法防范老鼠，农夫们少得可怜的口粮也要被吃掉三分之一。村里的黄狗骨瘦如柴，农民说这些狗需要倚着树才有力气叫唤。不一会儿，水库进入我们的视野，犹如一个高山湖泊出现在公路的下面。画面很美，蔚蓝的湖水被陡峭而干涩的群山环抱。但是你若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法默说，它看起来又凶又丑，是一片埋葬了无数农田和吞噬了大山的恶水。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锈迹斑驳的小水泥厂，就在大坝一侧。在法默的每一篇演讲和每一本书中，他都会痛陈这个世界贫富两极的关联，而这个水坝就是他最好的实证。水坝由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占领海地时的美国工程师设计，建于1950年代中期，即美国进出口银行用钱支撑德克萨斯独裁者的时代。水坝夺走了农民们的田地，把他们赶进山里，逼迫他们在那里耕作于是造成水土流失，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下游那些由美国人经营的农业贸易公司得到灌溉，以及为那些富人居住区以及外国资本的厂房提供电力——C村的儿女们正在那些厂房里像奴隶一样地工作，其中很多人带着艾滋病回到家园。大多数农民没有从他们损失的农田中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如他们自己常说的，这个水坝甚至没能带给他们电和水。
在水坝的另一侧，一条脚踩出来的小路，疏松的泥土和石头路面看起来很滑。法默由于在盆地奔波十八年，患下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和轻度哮喘，在一次可能的肺结核病愈后加重了。他的左腿被汽车撞伤后进行过一次手术，看起来有点歪斜，像个自行车的停车支架——他的一个兄弟这么形容。但是，当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爬上第一个山头时，他正坐在一块岩石上写信。这不过是众多山头的第一个。我们经过一群顶着水罐微笑的小孩，水罐的重量一定不轻于孩子体重的一半，然而孩子连鞋都没有。我们又走过一群在嬉笑的妇女，她们正在浑浊雨水汇成的小溪里洗衣。海地人是很讲究过日子的，法默说，“我了解他们，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只能用树叶来擦屁股，把鼻涕擤在衣服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纸巾。他们还要为缺粮向孩子们道歉。”
“太不幸了。”我说。
“不要认为他们不懂得生活。”法默说，“有一条‘白自’的名言：‘他们贫穷但他们快乐’。他们确实有美丽的笑容和很好的幽默感，但需要另外的理解。”
我们在一个斗鸡场稍事停留，得知斗鸡是这里的国民性运动。又走过一片黍米地，看到这个国家的主食庄稼不是从土里而像是从岩石里长出来。我们继续经过一片香蕉园以及其它热带植物，法默时不时停下来叫出它们的拉丁名字：番木瓜，番荔枝，芒果……听上去丰富多彩，却稀稀拉拉没见几个果子。在一个山头上，强风吹来，使我汗淋淋的皮肤感到发冷。雨雾和着一片阳光，拂过远处的巨大水库和黄澄澄的群山，可我再也无法从中看到妩媚动人的一幕。我想知道，日夜面对这穷山恶水，海地人如何避免绝望，想知道法默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那个失约病人的家，又是一个简陋的茅舍，由粗糙伐锯的棕榈木头搭起来，屋顶上铺着香蕉叶，还有被海地人称为“三块岩”的火塘。我们后来才知道，病人是受C村医务人员的误导，一直未曾收到康复中心给所有结核病人的营养补贴，每个月的那十个美金。但是他从未漏服一剂药。
法默给了他钱。然后我们打道回府。我在他身后连滚带爬地走着。“有些人会争辩，说这不值得花五小时的路程。”他扭头说，“但是为了确保事情做好，你怎么花费精力都不为过。”
“当然。”我说，“但是有些人会问：你能期待别人也像你这样吗？那你如何回答？”
他转过身来，和善地一笑，“见他妈鬼去吧！”
不一会，他用一种洪亮有力的声音纠正自己：“不，我应该说，‘目的是让医生和护士坚定这样一种全身心为病人服务的信念，特别是在治疗结核病方面善始善终’。”他大笑，脸上兴奋得一亮，使他那一刻看起来很年轻。“换句话说，其它的都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