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好医生
作者：Ｔｒａｃｙ Ｋｉｄ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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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法默和戈德法布一同去西伯利亚，回来时他们已成了朋友。他们在那拥挤超载的监狱里看到的一切让法默警觉。他和戈德法布一同去见索罗斯以便寻求更多的经费，但索罗斯说这不利于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反应。他安排了由总统夫人希拉里主持的白宫会议，法默和戈德法布负责撰写索罗斯的谈话要点，修订第一夫人的发言。于是第一夫人说服世界银行采取行动。世界银行终于派出一个由经济学家、传染病学家及公众健康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决定对俄罗斯结核病防治的贷款。
这个代表团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可以清楚说明法默的观点：采取行动是进入道德净土的惟一训条。他成为世界银行在俄罗斯结核病项目的代表，戈德法布则代表俄罗斯司法部，维持监狱运转的一方。俄罗斯卫生部认为，不论这个贷款怎么发放，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们支配，部分世行顾问亦表示赞同。但是几乎半数病例和绝大多数抗药性患者搁置在监狱里，监狱充当了戈德法布称之为“传染之泵”的角色，使结核病毒在犯人中间传播，再扩散到公共社会中。在另一方面，犯人是法默特别选民的一部分，这种基督精神在福音书里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和戈德法布认为司法部应该获得贷款的一半。但气焰逼人的对手们串通一气：世界银行的资深顾问，自以为是的家伙，俄罗斯的上校和将军，一味遵旨的前任领导，抗击结核病的老战士，还有败落帝国的臣子，都想逼迫你乖乖就范。
法默为此事飞往莫斯科四次，已对此深感厌倦，而令人疲惫的会议和争论仍在气闷的房间里持续。这里并没有一个病人。他的思绪飘回了海地：当下一个脑膜炎患者前来就诊时，医生没有他在场帮助会知道如何做骨髓穿刺吗？再后来，他身体也累垮了。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在早餐时对我说：“我的生物钟依然颠三倒四。”他穿着他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衬衫，上面掉了一颗扣子。黑色的西服有点皱巴巴的。他的脸开始发红，可能已经在心里开始了按捺不住的争辩。“真是荒唐，而且太奢侈了，为犯人上书，简直太可笑了！”法默引用一个世界银行代表团成员的这段话，然后说，“战斗已经交手。但这是个十年的项目，一个长期的计划，十年啊。我只希望我至少能有一天心平气和。我试着自言自语，试着使自己强忍着不去痛揍那个家伙一顿”。他加上一句：“犯人们正在死去，他们死到临头了啊！”
几天之后，法默的笑容和活力又回来了，看上去颇为体面。他好像在贷款分配问题上赢得了胜利，那意味着犯人们将得到贷款。现在他和其他顾问继续讨论细节，比如是否应该给那些孱弱的犯人增加每人每天十美分的食物。法默称这是“食物之战”。他极力克制自己的脾气。
我们的宾馆坐落在红场对面。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圣贝尔西大教堂的尖顶。法默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但对他来说，美中不足的是，这是为纪念伊凡大帝血洗鞑靼而建立的。他总是认为，抹杀历史都是服务于权力阶层的利益。他照例按自己的方式旅行，走访了一座监狱。
九
这个城市最大的监狱——莫斯科中央监狱，也被称为“拘留中心”，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里面弯弯绕绕的路使我没法弄清楚它到底有多大。有时必须低下头来经过门洞，有时需要爬上古老的铁梯，穿过狭长的走廊，让我想起废弃的地铁隧道，还有黄色纤维板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墙面。我们走过不同的气温带，从热到冷，从冷到热，一股恶臭来自腐烂的食物，还来自别的什么东西——也许你不知道为好。
“别走丢了，这里可不是好玩的地方。”一个监狱官说。
我们走过一群犯人，见他们都穿着臃肿的裤子，破烂的上衣和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晃动着一张张灰色的面孔，其中一个歪鼻子让我大开眼界。我们来到监狱医院。“想想古巴吧，再看看这鬼地方。”法默悄悄对我说。带路的人都是医生或监狱官，也对这里的环境叹息无奈。一个艾滋病人专用牢房打开了门，医生说：“这里面的人比一般牢房要少得多。”
“有多少？”
“只有五十。”
法默第一个走进去，身后跟着翻译。这是一间又脏又暗的屋子，比普通美国家庭的客厅还要小，挤满了高低床，到处晾着犯人的衣服。大多数犯人都很年轻。法默同他们握手，拍拍他们的肩，周围立刻有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一个年长一点的犯人，看样子是这里的头，抱怨他只不过是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由于患有艾滋病被判了五年，而那个真正的杀人犯只判了三年。“等我出去以后一定要宰了他！”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拥挤不堪的屋子里顿时震耳欲聋。
法默向犯人们致谢。那个年长的犯人说：“希望您能常来。”
“我也希望。”
又绕了一个曲折走廊，我们来到结核病房。“医生们长年超负荷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个官员说，“连X光透视仪都筋疲力尽了。”他们仍然不确定有多少病人带有抗药性病毒。“莫斯科不给我们任何实验支持，我们也无法得到这些犯人来源区的任何研究资料。这里是火车站的分部，有一半人都来自莫斯科以外的地方。”
我们走进另一间住满结核病人的牢房，大小和刚才那间差不多，但是显得更拥挤潮湿，是诸多肺叶呼出来的湿气造成的。有几个人在咳嗽，每个人咳的声调不一样，仿佛是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的三重唱。法默站在一张床边，手搭在上铺的床垫上，“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他对其中一个犯人说，“有人咳出血来吗？”
“没有。”
“那么还不错，大家在好转？”
“至少没有恶化。”一个犯人回答。
他问他们从哪里来。
格罗兹尼、伏尔加、巴库。
“告诉他，我到过巴库，”法默对翻译说，“这里比那里好，告诉他，我到过第三团。”
一个坐在上铺的年轻人说：“我在那里见过你，是你和一位女士。”
“噢，是的，和一位女士！”法默叫起来，同那人握手，“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离开的时间到了。“祝你们好运！”他转向翻译，“告诉他们，希望他们都尽快好转。”
我们走回监狱办公室。“我喜欢这些监狱医院的医生护士，”他对我说，“他们在努力。”他转向翻译，“请告诉露德米娜”——她是这里的一个医生——“我在这里遇见了最敬业的监狱大夫。”他之所以特别提起露德米娜，是因为她曾讲述这样一件事：一个意大利人权活动家因为她将患有艾滋病的犯人与其他犯人隔离而起诉她。法默说：“在这有着无数结核病毒的地方，如果不隔离，那才是对人权最大的侵犯。”
一百万俄罗斯犯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十是活性结核病毒携带者。许多监狱的大多数犯人感染了抗药性病毒，令人担心的是，其中百分之二十是MDR结核病毒。最可怕的是，一个医生告诉法默，梅毒的发病率正在上升，防治艾滋病也迫在眉睫，艾滋病将放大结核病的传染性。“这将会是见他妈鬼的一场灾难！”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法默低声对我说。
会议桌上摆起了丰盛的食物。法默宣布：“哦，太感谢了，这正是我喜欢吃的。”又低声向我嘀咕，“我害怕这些，讨厌伏特加。”但他娴熟地伪作喜悦，就像他在海地做的那样，大吃那些被他称之为“第五类食物”的东西（译注：美国人把食品分为四类）。人们互相祝酒。不一会，法默的祝词就开始变得嗦起来。
“从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时起，我就在海地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几年前，麻省让我当州结核病专门委员，我说：‘天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当时我在海地有许多结核病人，我把他们的痰样带回波士顿化验，在实验室的登记表上我填写：‘保罗·法默，州结核病专员’。我想让他们帮我化验来自海地的样品，他们一声不问地做了，于是我就带回来更多的样品让他们化验，还有秘鲁的。后来他们终于忍不住，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麻省是个伟大的州，有一流的实验室，有许多结核病医生和护士以及化验专家，惟独一样它没有：肺结核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