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北大日记（１９５４—１９５５）
作者：段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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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31日
今天到了北京，是乘的上海—北京“新生北上团”专列，超员10％，人很多，组织得很好，一路说说笑笑，虽然走了三天三夜，但也并不感到累。
想到在上海乘三轮车到北火车站的路上，一路和年轻的车夫说话，这是我破天荒的第一次说这么多话，而且大声说话。他是我们苏北老乡，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看到梁祝的电影招贴画，他说他看过这电影，还知道是袁雪芬演的。他特别羡慕我能到北京上大学，还能见到毛主席。他把我一直送到车站的最里面，嘱咐我“路上小心，一路平安”。他扶着车把，迎着太阳，眯着眼，仰着头，目送我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之中。
9月7日
开学了，走进教室，在文史楼107朝北的小教室，游国恩教授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一）。多么激动，多么高兴，一只五千年的百宝箱，将要在我面前开放。我激动，就像8月18日那天在解放日报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样（发榜在报纸上）。我好像走进了花房，玫瑰和丁香在我眼前开放，我闻到了中国文学迷人的馨香。
9月8日
晚自习后从文史楼回来，多么不想走，无奈图书馆的铃声老摇，不能不离开。走在路上感到特别幸福，又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总忘不了三轮车夫在告别时深情的目光。我是幸运者，要代表我的同龄人上大学。又想到上海的战友们，他们此时可能还在办公室为电报而加班，可能又要干一个通宵。我是多么幸福，如愿以偿上了北大，怎能不加倍努力，在肩上担起他们的一份。
9月22日
刘绍棠向王磊说：“写作不能间断，如间断了一个时期，笔就要生锈了。”他是小说家，中学就写小说，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有一篇还被叶圣陶选到高中语文课本中去。现在虽然一周32节课，他还是抽空写小说的。
9月25日
（学苏联，“六节一贯制”，中午到一点多才吃午饭。）
中午赶到大饭厅，很多人拥在桌旁打菜，炊事员特别紧张，把勺子甩来甩去，忽然，大木桶“空、空”地响了，“菜没有了，去拿！”却好久也没拿来，大概要重新做了。大家等得很苦，有的就骂开了，“怎么搞的？……真糟糕”“事务长要打屁股！”我不理这些，咬着饭团干吃起来，这样就吃掉了半碗饭。边吃边想些愉快的事，我想到有一次舞会上，我和她跳完舞后，她对我仰着脸含情的一瞥，真使人神魂颠倒如入云中，唱着柔美的歌，我周围有多少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扎着小辫子穿红绒线上衣，粉嫩的脸白里透红，白的或花的衬衫领子翻出来，眼睛总是活泼而天真的、智慧而多情的……想着想着，不禁微笑起来，这是多么好的事，在人们着急、生气的时候，我倒是极幸福的。
10月2日
昨天凌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饭就集合到清华园乘火车进城，参加天安门国庆大游行。最幸福的一刻，多年向往的一刻，令上海、南京的同志们羡慕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我们高举花枝，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从天安门下走过，可惜眼不好，未能看清台上的贵宾们——赫鲁晓夫、胸前满是勋章的布尔加宁、金日成元帅、贝鲁特等外国领袖们，也没找到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甚至连毛主席也没有看清楚。我们走在第一路，最靠主席台，但人们把花举得老高，挡住了视线，人们跳着，挤成一团，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听他们说，毛主席拿着帽子，向我们一共挥动了3次。我只看到毛主席站在正中，他两旁空着，很显目，我一看就看出了他熟悉而巨大的身影，但就是看不清他的脸，天安门是太高，离得太远了呀！
这有什么关系，我作为群众的一份子，来参加游行是为了庆祝国庆五周年，庆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是为了庆祝我们祖国第一部宪法胜利通过，庆祝我们的骄傲——共产党领袖们胜利当选，庆祝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我们在外国贵宾面前表示中国人民的友谊与保护和平的决心与力量，表示我们解放台湾的坚决意志，我们是六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毛主席面前走过的，我又想起上海那个三轮车夫的话：“这些事是不敢想的呀！”我也代表着他，代表着千千万万工农大众及其他热情而纯朴的人民。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队伍从南池子经过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石桥到西四牌楼即散了，我们又走回到红楼去休息。北海的石桥较窄，人多，天安们观礼的首长们乘汽车回中南海，看得很清楚。
在红楼主广场，看到一匹马在地上打滚，古尔巴扎尔是我辅导的蒙古留学生，他指给我说：“你看，这马在做体操锻炼身体呢！？”晚上到天安门去参加联欢晚会，经过东单中国书店，发现很多“四部丛刊”的影印缮本书，并不贵。即买了二本：《分类补注杜工部诗》（后来又去买了李白和苏东坡的诗）。
在长安街上，看到很多去参加晚会的人。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门前，看到一队打腰鼓的年轻人，那英雄气概真是把人羡慕死了。那高大英俊小伙子，头上是白毛巾打的英雄结，穿滚边的白绸子中装，用红绸子把腰鼓束在腰间。目光炯炯，鼓声咚咚，那动作特别优美强劲，打几下，右手抬过头顶亮相，有力而英武，充分体现出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们5点钟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们已围起一个个圈子，在跳集体舞。我们也进去跳了一通，尽情地跳，忘了害羞。今天我穿了在上海做的花式夹克衫。吃饭时张圣康大感新奇，唐沅向他摆手，施泽群说：“当一天花花公子！”我不管他，这是我最美的衣服，他们都说好看，一定要我穿！就当一天“花花公子”吧。想绕广场一周看看全景，但刚出圈儿就挤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圈子里有专业文艺团体在演出，水平很高的。我们扶着前面人的肩膀，结成一条龙，应着音乐声，跑着前进。
夜8点，随着咚咚的炮声，天安门前五彩缤纷的焰火就连续不断地在天空开花。有四个台子，每隔十几秒就放一次，中央则是不断喷发的焰火喷泉，有红有绿有白有黄，显得特别明亮。四周有强力的探照灯在空中形成一束束光柱，有时聚会在一起，有时又分散开来，特别好看。五彩缤纷，心花怒放。每一颗火珠代表一颗心，代表中国人民千千万万闪光的心。它又使人想到战斗想到为革命献身的千千万万烈士的红心。我们是多么幸福，满怀信心地高举烈士留下的旗帜，为消灭贫穷落后，建设理想的幸福家园而奋发前进。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虽然很累，但仍然高昂地唱着歌，踏上了归途。
11月8日
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听立陶宛诗人的报告。跑着到中文系办公室去拿票，差一点人家就下班了。是作协的请柬，和冯文元一起去，忘了拿眼镜，又跑回来取，跑得满头大汗。他在汽车站等过了两辆汽车，着急了。一位好心的北京人告诉我们，到南河沿不要乘一路，乘三路可以直达。
11月12日
张虹（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在《马列主义基础》笔记本的扉页上描写了祝老师（她是从复旦刚毕业的年轻的女教师，辅导此课），她在检查笔记时看到了，哭了，反映到系里和团总支，你怎么把笔记交给她自己看呢？是有意的吗？你描写人家“小辅导员太忙了，一个辅导八九个班。圆圆的脸渐渐尖了下巴，……是啊，变了，不太美了，但品质上不知美了许多倍，多美的人，这样努力于党交给的任务。”对老师怎么能这样写呢？这是侵犯了别人的人格，不尊敬师长，不可容许的疏忽。
我解释我是在上课前老师未到时随手作的素描写的感想，本是写给自己看的，绝不是给她看的，谁知她要检查笔记，我也就交上了去，当时早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会产生如此后果，实在太意外了，太突然了。张虹很严肃，她是从部队来的，原则性很强，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不尊敬老师……我只有低头反省。而她的批评却声色俱厉，使我胆颤心惊，只好全部承认，说自己是犯了一个错误，她说你平时表现还不错，作风踏实，社会工作负责，这还不能说是品质问题，但要引起严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