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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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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传宗接代的传统宗法思想，这是一个隐含的与现代性相比照的乡村的封建性，正是这样的叙述视角赋予了片子和人物以喜剧性，这就有效地回避了现实的残酷，现实社会中农民与基层干部冲突的真正动机被隐避和置换了。所以，秋菊作为一个乡村妇女，她看上去是那么强烈地争取自己的主体权利，她的主体性被置于传宗接代的传统女性的使命中，但是影片最后告诉我们，当她的被告被司法部门带走，她却陷入了迷茫，她的动机和目的之间存在着断裂，这个断裂恰恰是由于她被定位在一个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他者”的传统“封建”乡村立场上，她的动机与现代社会有时代性的错位，这样的秋菊其实是被赋予了一个虚拟的“他者”化的主体性，就像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秋菊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她其实是巩俐，无论她如何惟妙惟肖，她所有的逼真，只是巩固了她作为国际大影星的地位，而这种反差本身正构成了我们去看这部电影的重要欲望之一。秋菊不是直接遭遇城市，但是她遭遇的现代司法体系却是从现代城市中来的。张艺谋借用了纪实主义的手法来获取一个真实的名义，但是故事的叙事和结构是反现实的，他是在用故事的方法寻求与主流权力话语的合谋，以“真实”的名义绑架了现实。他的《一个都不能少》重复了这种叙述策略，只是更露骨罢了。
这里，我首先关注的隐喻是：当乡村遭遇城市的时候，乡村就成为女性。在一个强大的“他者”面前，主体总是以女性的形象和想象出现。《黄山来的姑娘》里的乡村形象，按照王安忆的总结：温顺、贤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它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对乡村关系的一种想象性描述和塑造：这个黄山来的姑娘最好的归宿是回到她来的地方，那里有她“应有的幸福”。这种集体想象有它的“现实性”，但现实性却并非一成不变，上海也会被当作女性的城市，那就是当它遭遇一个比它强大的他者之时，一如我们在卫慧小说《上海宝贝》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强大的西方想象的话语系统中，上海形象是由女性来指代的，而上海的男人要么性无能，要么娘娘腔，这也是为什么恰恰是“上海男人”会特别成为一个喜剧化的社会讨论或争论的话题。与此形成比照和呼应的正是《秋菊打官司》：对作为丈夫的乡村男性之“性”能力伤害的道义追讨，成为作为妻子的乡村妇女秋菊没有完成的自我认同的内核，——它是喜剧性的，也是注定无法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上海研究热是否也已注定是喜剧性的，抑或黑色幽默式的?
王安忆用《毛毛告状》来质疑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是《毛毛告状》在多大意义上能不同于王安忆所说的小说的叙述，也就是以真实的名义所追求的这种叙述呢?王安忆所叙述和推崇的这种“真实”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一篇讨论户籍制度的文章曾以《毛毛告状》为例，说明在外来妹的婚姻关系中很多是不幸的：
“从当今居高不下的外来妹离婚率中可看出：外来妹的婚姻是与当今都市中的婚姻现象同步的，它们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例如：1993年夏，上海电视台收视率极高的黄金段《纪录片编辑室》播放的一部名日《毛毛告状》的写实片就产生过强烈的轰动效应。该纪录片讲的就是此类婚姻典型：一位湖南来的外来妹与一位上海籍贫困、残疾、大龄且恶习不少的青年同居，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位父亲并不打算承认其母女的存在，经亲子鉴定后，才承认了自己的女儿。”(周勃：《扒开户籍制的皮——中国现行户籍制与社会稳定问题检视》)
其实并不需要社会学家的统计，我们也能够想见从农村“嫁给城市”的打工妹最后获得“大团圆”结局的，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毛毛告状》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纪录片的《毛毛告状》到底使用了什么叙述方式来获得一种普遍的认同?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是谌孟珍，她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最直接的动机。而她的动机则内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动机里，那就是离开土地的人们从乡村进入城市。谌孟珍，这个湖南乡下来的打工妹进入的这个城市，正是上海。中国的内陆乡村以这个女性的身份进入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都市，是以一个匮乏、饥饿、等待被救济的身份，一个饥饿的乡村的女儿，在她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字幕为她确定了身分：谌孟珍：26岁，湖南安化县人。对于立足于城市的大众传媒来说，一个司空见惯的做法就是为所有涉及到的外来人口标示出籍贯，作为一种甄别和排斥“他者”的机制，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媒体上比比皆是，今天的大众传媒以城市为根据地，每一座城市的媒体都会自觉地建构起对自己城市的认同意识，传媒是一座城市主体意识的主要承担者。
虽然王安忆认为“毛毛的妈妈”是在向城市讨还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她并没有指出：谌孟珍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的大众传媒中获得出场的机会，却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而是她手中抱着的这个婴儿。毛毛的名字是谌孟珍在请人写状子的时候，由写状子的人起的，——这个官司正是毛毛被命名的动机，也是毛毛命运的秘密。那么，这个官司对于谌孟珍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纪录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
在这个以摩登和消费主义著称的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里，这个远不摩登的贫民家庭却不期然成为上海最知名的家庭之一，这是特别有意味的。
2，城市的焦虑与“孽债”
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正是毛毛的存在使得谌孟珍作为外来打工妹的代表获得了进入城市大众传媒的可能。节目一开始，该片的女编导王文黎，上海电视台的资深记者，是以一个主动叙述者和行动者的身份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故事开始的场景是电视台的编辑机房，王文黎坐在编辑机前，手里拿着节目带，这个开场明确了该片的电视台立场和编导对自我身份的界定，编导的第一段话是这样的：
“观众朋友，今年5、6月份我们摄制组正在拍摄关于民工潮的纪录片。6月10日忽然接到一位电视观众打来的电话，他说，有一个外地打工妹抱着小孩来到上海找孩子他爸，被拒之门外。现在她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希望电视台去关心一下。”(《目击<纪录片编辑室>——告诉你真实的故事》，《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编，《毛毛告状》第98—119页，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1年。以下《毛毛告状》片中文本皆出于此。文中涉及的《毛毛十岁》与《经典重访》的文本，系笔者从节目录像带中抄录。)
通过虚拟的面对面的叙述方式(这也是电视最为惯用的叙述模式)，编导不仅为自己和电视台的身份与功能做了定位，一种优势地位，也为这个节目与上海的观众设定了一个互相认同的关系，从而为这个故事建立了基本的叙述立场与框架。它首先交代该片与上海的民工潮有关，但我们很快发现电视台和编导关心的兴趣点其实是毛毛和爸爸的关系，毛毛是不是“上海”的爸爸所生?或者说，毛毛是否属于上海的血缘，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谌孟珍作为一个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