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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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方式建立的联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外部的故事，而是内部的故事，内在于城市之中，内在于我们的心灵，是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从城市到乡村，谌孟珍在自我认同的追寻过程中，需要跨越的正是这样巨大的社会断裂，这样的认同危机不仅是她的，也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历史性的断裂像无法愈合的伤口，无论是对于谌孟珍，还是对于这个社会，以及置身于社会的我们来说，都是如此。
结语：那些隐匿的主体
在工人阶级主体性有所丧失的时代，乡村社会无法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它的主体地位的状况下，被压抑的主体只能以流离失所和隐名埋姓(性)的方式存在。当《秋菊打官司》中的巩俐以秋菊的面具出现，当《毛毛告状》中谌孟珍以毛毛母亲的身份被确立，被压抑的主体还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被辨认和归来吗?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在他者的空间里流浪和被放逐，他们成为没有主体身份的客体存在，主体身份的虚无意味着其背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空缺，失去身份的人也失去了语言，沉默的存在或是借助于别人的语言，——“孙志刚”，一个误死大学生的身份符号背后是他们无名的巨大的创伤性体验；或是以“物”的形式而存在，城市的大众传媒中的社会新闻充满了矿难、爆炸、死亡、犯罪、血淋淋、伤残、尸体……，这些是他们进入大众传媒视野的理由，即只有当他们被当作“身体”：血、肉、欲望还有眼泪，一种生物性的存在的时候，他们才获得进入大众传媒视野的可能。但当我们看到的只是被抽离了真实的痛楚感的灾难，以及眼泪、尸体与遗骸这些物的存在之时，被压抑的主体就永远只能是匿名的存在。
而在流浪的踪迹和主体的碎片中可以辨认的惟有痛楚，痛楚作为存在的证明，其前提是他们肉体与精神的巨大创伤能够被放在人的尊严的位置上，即作为“人”的痛感体验可以被揭示和认同，否则那些无声的痛楚的呼号就只能如孤魂野鬼，在我们的城市里梦魇般飘荡，——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意义即植根于此，它消解了影像内与外的区别，也挑战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主体的匿名，并不意味着存在的虚无，而是相反，它是我们所知世界的内部构成，那些匿名的存在是我们的原罪，它意味着被压抑者的权利总有被追讨的那一天。中国近现代史以来，被压抑者获得身份和追求解放的过程曾经以不同的“革命”名义被指认，它在中国辽阔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绵延不断。如果说革命是一种罪孽，这样的罪孽其实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孽子孽孙，它是烙在我们额上的红字。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部血与火的孽债史，每一座城市都背负着原罪，所谓现代化，也只能在这样的沉重宿命中追寻救赎之路。
(感谢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王小龙先生、余永锦先生、苏蕾女士、柳遐女士提供帮助和接受采访。)
吕新雨，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媒体的狂欢》、《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