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作者：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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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城市都注定要在这种孽债中滚动与挣扎，它以隐秘的方式在城市的交感神经中潜行，使得霓虹灯下的城市夜夜不得安息。
3，被缝合的“大团圆”
毛毛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孽债。当电视台的导演对谌孟珍的饥饿表示同情时，是因为母亲的饥饿直接关联着毛毛的饥饿，毛毛是谌孟珍获得同情的前提，毛毛的血缘性质将决定这个城市对待毛毛及其母亲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片子会被命名为《毛毛告状》，毛毛是谌孟珍获得进入上海这座城市合法性的来源。因此，对毛毛血统的鉴定就成为故事最重要的核心，为此导演不惜动用电视台的权力为年龄尚达不到亲子签定的毛毛特别抽血，这是这个被带到乡下的孩子重新回到城市时必须经历的甄别机制，毛毛的啼哭、挣扎以及整个抽血的过程，在片中都有充分的展示，——这是作为孽债的毛毛进入城市的洗礼：血的仪式。
这已经注定了导演面对谌孟珍所扮演的动机甄别者的角色。在对谌孟珍第二次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
“记者：我上次去找赵文龙，见到赵文龙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他?
谌孟珍：我们俩开始几个月根本没有感情。
记者：我看他残疾很严重，不是一般的残疾。
谌孟珍：所以他一直都跟着我走。后来看来看去他也有点值得同情。他脑子可以的，如果我自己是这样，也需要有人同情。我慢慢的同情他了。
记者：那你现在不同情他了?
谌孟珍：现在是不可能同情了，因为现在我这样他没有同情过我。有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他那可怜的样子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记者：他现在又下岗了，一个月只有150元生活费，又是一身残疾。
谌孟珍：我只是看他可怜，没饭吃。”
(这里的记者都是王文黎，下同)
导演反复追问的都是最现实的问题，这个男人既严重残疾又下岗，在婚姻市场上他唯一有价值的就只剩下上海户口了，所以谌孟珍用同情来解释显然不能消除导演和作为观众的上海市民的疑虑，以下是对赵文龙的采访：
“记者：我是很坦率的，我也问过谌孟珍，你好好一个人嫁给赵文龙，你到底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他没有钱，也没有地位，甚至连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没有，你为什么要跟他呢?
赵文龙：我也跟她讲，才又才没有，官又官没有，钱又钱没有，咱们到此就结束了，我对她讲。
记者：那么，她为什么要跟你?你分析分析看，你的吸引力在哪里?
赵文龙：可能她认为她到这儿来能帮她报进上海户口，她可能也有这种……
记者：她讲过没有?
赵文龙：这个事情呢，我在和她谈朋友之前我跟她讲起过，像我这种人，社会上可以照顾的。我也曾给她谈过。
记者：那么你是否认为她相信了你的话，否则的话，你好像没有条件可以吸引她。
赵文龙：对的呀，那么事实上呢，她觉得我这个人也还是不错的，对吧，我这个人智力方面可以的，思考问题什么的也可以的。
记者：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她对你还是相当同情的。
赵文龙：同情，这是另一回事情。我现在认为，到现在我还认为她对我不忠诚。因为我深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始终深信我自己的。”
导演从正面、侧面不断探究的都是谌孟珍的动机问题，其实导演自始至终都没有解除这个疑虑，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同是作为女性的导演，却把立场和同情放在了代表城市的父亲身上。她有一篇拍摄手记叫作《我的朋友赵文龙》，赵文龙就是毛毛父亲的名字，通篇说的是她如何调解这个家庭的矛盾，使这个家庭能够维持下去，让赵成为“好父亲，好爸爸”，但是，母亲却被置于一种受动的地位。在她看来，毛毛拥有的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和一个慈爱的父亲：
“我知道这些年来赵文龙在努力地承担丈夫、父亲的责任。他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向电视台要求过帮助，不过他倒是向我提出过要求的：‘王老师，你劝孟珍不要打毛毛。孟珍脾气太急躁，打起来不分轻重的。’有好几次春节相聚时，他都这样要求我，说得我也心痛起来，我说：‘孟诊，你以后不要再打毛毛了，要知道毛毛不仅是你的女儿，也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儿，你再乱打她，我第一个不答应。’这时候，赵文龙是一脸的痛楚；毛毛却得意洋洋，歪着头望着谌孟珍，似乎在说‘你以后还敢打我吗?’谌孟珍一把将毛毛揽在怀里，不说话，只是对我傻笑。我忽然想到许多电视观众都在揣摩的问题，谌孟珍嫁给赵文龙就是为了一个上海户口，一旦户口到手，她就会远走高飞的。我说，‘你和毛毛都已经是上海户口了，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谌孟珍收起脸上的笑容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口上说了不算，让大家看我的行动好
‘是呀，嘴上讲讲又不算的。’毛毛又来插话了。
‘你不懂不要瞎说。’赵文龙把毛毛拉到自己身边，‘其实我是这样想的，等毛毛再大一点，那时孟珍如果想走，我也会理解，我不会拦她的。’
这就是我的朋友赵文龙。他的身体是残疾的，但他的人格却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坚强，他的进步使我惊喜，也让我十分自豪。”
即便已经在婚姻中，户口问题依然敏感，它不无关联地使我们看到谌孟珍被描述为一个施暴者的形象：对女儿没有母爱，——而母亲的身份却是当年她被城市接纳的前提。因此当谌孟珍被描述为只会“傻笑”时，毛毛的身份意义在这里被强调了：她是上海人的女儿，赵文龙有权力把“毛毛拉到自己身边”，只要谌孟珍敢于离开赵文龙，她面临的就是母亲身份的剥夺，毛毛将成为对她的惩罚。这个城市只有当它面对毛毛的时候才肯承认它的罪孽感，而母亲也必须照此定义：只有作为毛毛的母亲，否则母亲本身并没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饥饿的母亲，上海对此并不觉得有义务和道德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赵文龙会被夸张地描述为身体残疾却人格完善以至于要令导演“十分自豪”的人物，因为要取得对谌孟珍的道德优势地位。但在《毛毛十岁》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描述，天真可爱的毛毛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我好，对我爸爸也好，而爸爸生病以后，就变得很坏，老是嫌妈妈烧的菜不好，她甚至这样评价妈妈当年的行为：“我老妈真傻!”。在《毛毛十岁》中我们看到了并不是赵文龙，而是谌孟珍在承受整个家庭的重担，赵文龙身体很不好，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光医疗费就是很大的开销。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都倚仗谌孟珍，但是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她却面临着做临时工也不断下岗的境地，她对这个婚姻有着复杂的感受，赵文龙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消极。
为什么《毛毛十岁》的叙述与王文黎的叙述如此抵触呢?首先是续集的导演已经换成《纪录片编辑室》的两个年轻编导，由此导致过去相对自足的叙述出现裂隙，更主要的原因是现实的残酷其实无法回避。王文黎在拍完《毛毛告状》以后，虽然收视率很高，但是在专业圈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