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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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就不像对姚雪垠的《李自成》那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即表态。我们可以说他对于总是通过递倌催着他立即表态很有意见，这样才有了清华刘兵的事情——但这不意味着毛主席思想僵化，不支持进行任何改革与调整。政治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中美关系，毛主席也告诉尼克松说，我们还是要继续互相骂一阵，一下子就反过来这样不好。
姚：毓海认为文化解冻比经济解冻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对于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更是如此。我还记得小时候，每天中午我们都赶着回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李白成》，有些人家把收音机的音量放的很大，我们在路上都能听到。那时“文革”已近尾声，大家对“文革”枯燥的生活感到厌倦，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姚雪垠的《李自成》像是一本阶级斗争教科书，但当时这部小说却是久旱之后的甘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松动是针对“文革”极端的封闭而盲的，不能算真正的思想解放，因为1976年之后还有华国锋，还有他的“两个凡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这里面当然有党内斗争的因素，但它毕竟打开了中国思想变革的大门。邓立群和胡乔木的功劳主要是在这个时期。
韩：1970年代初是国际关系发生巨变的时期，由于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的石油禁运，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计划的解体，由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的经济基础就动摇了，而中国早已经离开了苏联阵营，这样，中美和解的条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备了，这标志着冷战的转折。尼克松应该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总头子”，连这个总头子都可以握手了，那国内再继续阶级斗争为纲就说不太过去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实际上是我们内部政策调整(改革)的基础，而且内部的改革，也不是一下子就从经济上摘的，主要是从理论上、组织上先动手的，这意味着，我们一开始就不能把改革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改革”——这很重要。三个层面是联系的、互动的。具体政策的问题其实也涉及黄平说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理论层面的问题，科学院的提纲就是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科学院编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这本书上只是这样写：我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这样写?首先，毛泽东恐怕一向认为发屉科学技术，主要还是靠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和自力更生，而不能单纯靠资金投入、靠外援，他的这个想法是在新中国形成自己的战略科技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离开了195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战略和政治制度，离开了自力更生，起码“两弹一星”这些东西就是搞不出来的，毛泽东其实是反对单纯地理解科学技术，不赞成就科学技术本身谈科学技术。其次就是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机械唯物主义一直就是不太赞成的，他历来主张国家政治制度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他的意思用今天的话就是：国家政治、国家战略和人的因素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
黄：邓小平1975年让胡乔木整理了《论十大关系》，伹毛主席没有同意当时就发下去。到了1977年，邓力群代表乔木去看望小平，并替乔木就1976年批邓时说过一些话道歉，邓还专门说乔木为整理《论十大关系》花了很大心血，也是那一次，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来看，《论十大关系》，是毛建国后非常重要和特别出色的著作之一。
韩：对，所以从这个著名的例子上看，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地说毛主席晚年思想僵化。我们必须承认，毛主席是当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一点外国人都是承认的，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这个人。尼克松当年对毛主席讲了几点，一是主席的书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二是他和毛主席都是从社会下层上来的，都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都是从根本上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着想的。我觉得我们后来很多人对毛的理解，恐怕还赶不上人家资产阶级总头子尼克松呢。
我现在倒是经常想起毛主席当时说的：思想理论上要讲两点，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避免短视、短期效应——避免“经验主义”。即使今天，我想这两点依旧有利于我们回顾和总结过去走过的路，有利于我们总结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改革。比如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从狠抓企业管理人手，但是也认为企业管理不仅仅是严格规章制度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也包括企业的民主管理，特别是工人参加管理。1975年工业企业整顿过程中，一方面就是必须结束派性、严格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还是要强调工人参加管理。邓小平当时在国务院会议上说的工人阶级必须管理生产，结束企业无人负责的局面，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作家蒋子龙写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个作品发表后被责令要再改，理由之一是不要以“机电局长”为核心，而是要多写“212人群众”，而作者修改完后，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了，改出来就成了“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后来小说又变成了电影《血总是热的》。作品不但塑造了国企领导乔光朴的形象，而且展示了一个大型国企如何通过工人参加民主管理，上下团结一致，将企业扭亏为盈，讴歌了厂长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的干群关系。它非常典型地说明了1975年到1980年代工业领域里一系列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说明1980年代文学领域里的“改革文学”是从哪里来的。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叫《乔光朴堕落记》，文章写进入1990年代的乔厂长却被枪毙了——因为他盗窃国有资产，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亲手瓦解了那个大企业，造成当年的工人全部下岗。枪毙乔厂长的同时，作者还采访了一些人，包括当年小说的作者蒋子龙、当年那些“血总是热的”老工人，他们的意见一致的地方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乔厂长今天背叛了工人兄弟，该枪毙。这种历史的悲喜剧是发人深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理解毛主席当年的考虑：抓生产和严格管理，不仅仅是个制订规章制度和物质刺激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包括企业民主和民主管理，包括工人和职工代表大会参加管理——今天看来我们如果一直有这个，一直坚持这个，也许就可以挽救许多后来的“乔厂长”。
因此我觉得在谈1980年代的时候，首先不能说就凭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一场“四五运动”，中国就翻天覆地了。不是这样的。首先是没有什么天翻地覆，各方面有很小的变化不断集聚，被当时的领导人抓住了，形成了一些机遇，逐渐的才导致了很大的变化。不是一下子就从总体上变了，而是一些细微的方面发生了变异，正是这些微妙的变异导致了后来本质性的变化——无论社会和自然界，所谓“变化”无非是这样的。
所以讨论1980年代我觉得要注意两点：一、在197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