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１９８０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
作者：黄 平 姚 洋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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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强调它的特殊影响：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理论界，影响不过波及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朱光潜的美学和《人道、人情、共同美》，甚至也不是周扬，至于“潘晓问题”，那可就完全不同——但是它的影响几乎是全社会的。
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个人认为1980年代的变化仍然是“天翻地覆”的。“文革”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在我的记忆里，1970年代是最黑暗的年代，是《孔雀》所描述的那种让你欲哭无泪的平庸和黑暗。我们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和另外两家同样拥挤的人家合用一个十来平米的厨房。人的忍耐力在那时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三家都居然能在厨房里养鸡下蛋!在冬天，我们早晨四点半起床到粮站排队，只为了能多买一些红薯。我们家中午的标准伙食要么是红薯，要么是高梁米饭。问题不仅仅在于贫困，而是贫困所带来的平庸和压抑。经过十几年的阶级斗争，人们开始厌烦了，渴望新的生活，渴望重新做人。如果要把思想解放往前推，那就是四五运动。尽管它是以纪念周恩来的形式出现的，其实质是人性的觉醒。到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觉醒从朦胧中走出来，变成一股显性的力量。它让我们认识到，人作为人，不是可以任他人摆布的工具，而是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实现权利的主体。我们在过去的年代，特别是在“文革”之中，却被异化成了他人的工具。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都是“天翻地覆”的。
黄：“异化理论”的背景是什么?马克思并不同意只讲“人”、人性，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关系，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写过很多关于人的异化的文章和手稿，这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一脉下来的。但是马克思后来，几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的确不再讲了，甚至也不再用“异化”这个词。相反，他明确反对抽象地讲“人”，所以叫“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但到了1930年代，发现了很多他没有发表的手稿，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有卢卡契等人。卢卡契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要“重新发现”(或解释)马克思。第二就是1950年代以后“非斯大林化”，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匈牙利、波兰等，这一批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某种意义的契合，其代表也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他们的理论比较不那么教条，不只是对斯大林有保留，包括对马克思的理解，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们在阐发的时候提出，“难道阐释世界不重要吗?”还有，他们虽叫自己“实践派”，却也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真理反过来又是检验实践的标准”。
在此之前，在苏联哲学体系里，马克思没有发表过的东西，一直到很晚，例如《经济学手稿》到1950年代才翻译出来，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搞“非斯大林化”，最早是1956年，二十大以后，开始说社会主义也有异化。
周扬是1962年以后开始讲异化问题，八届十中全会很快重提阶级斗争，就没再讲了。所以到1978年重新讲。1977—1978年派人去捷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看他们的改革。理论上，波兰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沙夫，当时翻译他的文章，后来还有专著；也是这一面讲得多，这个时候从翻译中发现，很多人讲异化这个东西，甚至提出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是“两个马克思”，要回到青年马克思，等等。法国的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写了一个《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他读出了《资本论》背后没有写出来的逻辑，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不成熟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后来进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那个马克思才是成熟的、科学的。当然周扬讲异化有他特别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如果没有“文革”，没有阶级斗争这个主线，他也不会有那么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人道的，是不能异化的。
韩：我完全赞成黄平刚才所进行的历史分析。特别是：1980年代对于东欧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的接受，是与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学习南斯拉夫，在外交上迅速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恢复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回到理论问题本身，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我感到异化问题的核心其实也不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而是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这个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流亡到了法国，他主要用这个文章激烈地批判了德国的学院体制和国家官僚体制。马克思提出：人发明了语言、工具和制度，但是却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所束缚的辩证法——也就是异化。而1960年代初东欧的“实践派”主要就是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来批评苏联的官僚制度，1962年中苏论战，我们也批评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治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当时作为理论家的周扬显然是参加了这次论战的——他对这些理论是熟悉的。所以当1980年代提出思想解放的时候，他很自然地认为党内的僵化、教条主义是与制度上的异化——官僚主义有关，今天看来，周扬作为过来人，他的这一考虑是有其特殊的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和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都是与反思“文革”有关，但是侧重点不同——一个是说生产关系不合理，压抑了生产力，即不太尊重人，不太讲民主、讲宽容，而是老讲阶级斗争。二是说集体主义社会压抑了个人(这个就是潘晓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异化为官僚主义，乃至所谓“封建主义制度”，这个异化了的制度压抑了人。
姚：看来，周扬还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这让我对他的厌恶减少了许多。他在1950年代利用“反右”整人，不过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打倒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不是真正相信阶级斗争。似乎周扬在1980年代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把自己的很多方面都藏起来了，1980年代一松动，自由知识分子的本性又显示出来了。
黄：他有很多叙述今天看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他讲过很多很有名的话，周也保了很多人。包括1955年批胡风的时候，主席还批评周，说你不要被小资产阶级迷惑了。夏衍后来说：“如果不是周扬，而是什么‘王扬’、‘李扬’，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划成右派!”
韩：说他们是用马克思把康德、黑格尔、卢卡契、萨特这些人给藏起来了，也可以，而1980年代他们借着重新阐释马克思，起码又把康德、把德国浪漫派给复活了，当时那批理论家的确是有很强的知识背景和理论修养的。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是有关系的，正像马克思是与康德、黑格尔有割不断的关系一样，198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来引进萨特其实非常自然。早在1950年代康德、黑格尔在大学里就已经是大讲特讲了，不但搞马克思的必须研究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而且1950年代的文科学生都是受德国哲学洗礼的。
比如说李泽厚，1960年代初已经在思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