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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三笠公园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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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关的谈判场春帆楼侧后,通向李鸿章下榻的接引寺,山间有一条草丛小径。标识牌上写着:李鸿章之路。据说由于甲午大胜,日本朝野轰动,民间泛滥着骄傲与狂热。李鸿章每天去春帆楼会场,为防不测总是避开大路,特意拨开草丛,走这条偏僻小径。
  但是即便如此,被军事胜利煽动得几近疯狂的日本人,热望继续扩大战争,把皇国神威一直发挥到天涯地角。他们居然不觉得战争带来的衰竭疲敝,生怕春帆楼和谈成功,唯恐事态就此罢休。
  这种为继续和扩大战争立志干涉国政的狂热国民,即便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他们藐视法度,结社营党,不接受政府约束,恣意挑动事变。在下关,一名叫小山六之助的“神刀馆”成员潜伏许久。这一日他在清朝代表每日往返的小径上断然拦路,对准李鸿章的头就是一枪!
  如此的自认匹夫有责,这样的草民干预朝政,在日本近代史上并非只有一次。以前不久,他们还曾对俄国——那是日本更热衷渲染其威胁的国家——的皇太子实行过暗杀举动。国民的野蛮热情,震惊了日本政府。明治天皇下令追究。同时,因为日本已经打得国力疲惫,伊藤博文接到指示——就此结束敲骨榨髓,可以签署条约了。
  李鸿章伤未致命,子弹打在眼下一寸。这一枪于他求之不得。由于挨了这一枪,也许国人就不至于骂他国贼太甚了。他血流满面,仰天长叹:“此血可以报国也!……”
  总之,无可退让之处退让,绝不可行之事行之,李鸿章代表慈禧太后和清王朝,在丧权辱国的下关和约上签了字。
  这个条约规定:朝鲜听任日本宰割,中国把辽东、台湾、澎湖三处领土向日本割让,两亿两的白银赔款。此外还有一些零碎条款,诸如开放沙市、重庆、苏杭为商埠之类。
  
  战后,日本官吏堀口九万一来到湖北沙市,准备按条约设置领事馆并建立居留地。他吃惊地发现:沙市的清朝官员,居然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战争。
  日本人不能理解,难道刚刚经过的,是一个国家的战争吗?
  如同1840年鸦片战争的翻版,也与后来的一·二八上海事变相去不多。中国的抗战多是如此:封疆大吏各拥重兵,坐看一旅之卒赴死,谁也不肯出力出兵。虽然他们惯唱爱国,以国家利益予人高压。
  ——顺便说一句,后日一伙日本人曾突入朝鲜皇宫,发动过一场野蛮的政变。其中有写了以埃及独立为模特的畅销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郎,也有去沙市建领馆的堀口九万一。他们一路砍杀,残害了抗日派的闵妃。堀口后来官运亨通,历任驻巴西(兼辖阿根廷)、墨西哥的公使。据说他是随笔家,不知是否给沙市写过点什么,若有,估计一定妙语连珠。
  
  据说,当李鸿章抵达下关时,望着关门海峡的汹涌海浪,曾匪夷所思地问: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濑户内海。”
  有人回答。
  李鸿章听后,喃喃独语道:
  “日本人,稍大的河,就叫它海……”
  
  5
  
   吃得太肥的日本,引起了俄、法、德三国的不安。在三国的联手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把吞下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羸弱得奄奄一息的清朝,也就把自家国土的东北角,又留住了几年。
  日本却把返还辽东半岛,视作自己的奇耻大辱。举国上下又在宣传卧薪尝胆。就在英国人发明了马克沁重机关枪、在非洲殖民地大行杀戮的时候,日本陆军的制式步枪也在1897年定型,帝国陆军真枪实弹,随时准备与南下的俄国人一争高低。
  甲午年的战火熄后,清政府已经对朝鲜命运无法再发一言,日本开始百无禁忌地欺侮朝鲜,前述闯入皇宫杀害闵妃就是一例。同时日本又用谈判手段修正了若干条约,与俄国划分了北方边界,收纳了琉球、台湾、澎湖于自己囊中,并在法理上占据上风。不仅这些,它在1900年公布了治安警察法,对国内大众的专制格局也已形成。
  即便如此,帝国三部曲的第一本,即吞食朝鲜的千秋大业,还差一步没有完成。日本如一条打着饱嗝的狼,舔着牙打量这无路可逃唯剩哀号的、叫作朝鲜的羊。它能吃得符合国际法,吃得一招一式都符合殖民大国的范例。它能吃出一种艺术。只是还差一步。若是这一步走不好,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所差的这一步,就是俄国的存在。
  无论是疯了还是很冷静,无论是歇斯底里还是胸有成竹,岛国日本决心与辽阔的俄国一战。无此一战,已经抓获二十年的羊,还是吃不到嘴。此战若败,从冲绳到辽阳、从刘公岛到义和团,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正如东乡平八郎在横须贺的题墨:“皇国兴亡在此一战”。
  甲午后的又一个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在它们潜在的殖民地——中国东北爆发。
  日本的国力,其实并不能支持如此规模的战争。
  据《日本近代史》,战争刚一打响,筹集战争经费就成了一件最大的要务。开战后第二个月(1904·3),第一次国债共筹集了一亿日元,此后在战中共募集五次。但是战争预算远远不足,还想筹措一千万英镑的外债。
  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亲赴英美,但奈何筹集并不顺利。
  这时在伦敦的犹太金融巨头施服(Jacob Schiff,1847—1920,也译为舒夫)找到高桥,即席以六分利息担保公债,使日本获得了500万英镑的战争经费。1904年11月(明治37年),以同样的利息,日本又得到了1200万英镑。第三次,1905年3月,继续以4.5%的利息,贷给日本3000万英镑。7月,日本又拿到了同样4.5%息的3000万英镑。用美元核算,大概可以折合一亿九千六百万美元!
  这是一笔闻所未闻的巨款!……据这本近代史的一项不规范的统计,日本进行日俄战争所花费的总额146420万日元战费中,至少有69400万元是靠外债筹措的。很明显:欧美的金融资本家阶级希望日本打这场战争,希望日本打赢俄国。
  在旅顺要塞和黄海上空的滚滚硝烟背后,显然,活跃着列强与资本的意志,以及它们的阴谋。
  俄国的头上灾星高照。虽然自1900年6月的义和团事件以来,它在事实上占据了中国的东北,并把势力范围推至朝鲜半岛。1903年它又建成了西伯利亚铁道,它以为——可以把攻打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工程暂时交给欧洲的白人伙伴接手,自己则抽出精力收拾一下远东。
  它没觉察出,潮流在水面以下变了。俄罗斯帝国不能理解自己的惨败。即便旅顺口并非永恒的要塞,即使日本阵营里涌现了海军的东乡和陆军的乃木,它依然拒绝如此结果。它不明白,命运为什么眷顾了日本!
  日俄战争过程中的肮脏细节,悄悄地讲述着日本的变化。
  它已经成熟,变身为一个具备全球眼光的、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除了与金融资本勾结的圆滑柔软之外,它在按计划动员国际舆论、高瞻远瞩战后走向、利用条约与进行和谈、结交敌国的反对党和培养亲日派,甚至间谍工作策动反叛等方面,都飞速地进步了,甚至至今也不能估计——它究竟走到多远。
  除了服施的骇人军费之外,日本驻奥地利武官、传奇的帝国间谍明石元二郎大佐的故事,也很引人入胜。他是原来的驻俄副武官,被评价为“一个人抵得上十二个师团”。在革命家和工人阶级领袖中广结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甚至列宁都曾相识。他的活动很难查清,但是,可能包括路线和时刻表在内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远东航行;以及1905年风起云涌的、各种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起义造反,都混杂有他的得意作品。
  
  日俄战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可能,最重要的中国人,那时都住在日本。
  孙中山在那个时刻(1905),在东京而不是其它地方,成立了他的同盟会,开始了他结交日本右翼志士、游说日本帝国巨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救国人生。得知日本打败俄国时孙中山大喜欢呼的情节,一直被日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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