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惩罚的目光
作者：邢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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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加油站的业主，他回绝的理由是：人要死在里面怎么办？夜间是两个小姑娘值勤，怕她们害怕！要不你们问问她们愿不愿意？而在电暖气旁取暖的四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却一直不回答。从他的立场看，眼前发生的事件是迷惑不清的，也许这只是一个阴谋的开始，几个男人借着恶劣的天气谋划了这个并不高明的行动。他孤身一人，四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更不是他们的对手，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让几个陌生的男人进来显然冒着极大风险。即使求救者脸上的悲痛和焦虑是真的，但万一自己把人收留进来，人死在店里，他们借机敲诈闹事又该如何处置？做好事，见义勇为后被反咬一口、被诬告的事例在电视和报纸上屡见不鲜。也许昨天的报纸上就刊载了类似的新闻。社会设置了从事专业救援受难公民的应急机制，110、120难道不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他的责任是提供优良的加油服务，他们的职责是救民众于水火，一个各司其责的社会难道不是更和谐的社会吗？他甚至还会想到如果自己在外地碰上这摊子事，人们将如同他一样行事，不要同陌生人说话！这已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同样的理由是否足以为打更老汉和诊所女人开脱？
这才是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刘明明事件中所有的人都在以最理性、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行动，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做所为再正常不过。这一切的正常、理性和逻辑却构造了十二次下跪、一条生命的死亡，一个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必须指出，他们并没有对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只是对内心可能的谴责作了技术性的处理。整个事件中，对求救的应对都是以“我们”的名义进行的。丰田车上穿警察制服的人说“我们要去接领导”，120司机说“我后面还有人”，这意味着不是他拒载，而是“我们”拒载。加油站的业主则将责任推到“她们”身上，四名姑娘们同样报以集体的沉默，以“我们”的名义拒绝了刘明明们的求救。若干天以后，他们将以“我们当时”来代替“我当时”。“我们”将成为开脱一切的最有力借口，这大概就是于坚所说的从“我”向“们”大逃亡的时代。在一个以法治为诉求的社会里，居然是“我们”而不是法律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我们”轻易压倒律法，除了说明律法软弱，还意味着这里面包含着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东西。这种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将之归于“惩罚的目光”！我们看到并感受这个时代所有的恶，于是我们的目光中便包含了这所有的恶，我们的目光便显示了其中所有的恶，最终，我们成为恶的呈现者和实施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惩罚的目光”披着正义的面具，因为它隐含着对恶的惩治，然后便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惩罚的目光”是一切正常的、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残酷行为背后最为坚硬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惩罚的目光”如何被锻造？
我承认，此时此刻，在我们生活的大地上经济大潮正淹没一切，技术主义盛行，消费文化扼住了诗人的喉咙，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主导地位迅速下滑，印钞机印制的物什比作家笔下的物什更让人热泪盈眶，“创富”和“拜金”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个人行为带着明确的事功性和目的性。从神圣社会到世俗社会的转变无异于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指出：一个新的共同体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而在这个时代对共同体的想象中，电视发挥着远比小说和报纸更大的影响力，将电视加在共同化的过程中应当是恰当的。在一个时间段里，当我们阅读报纸、小说，观看电视，它们提供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看到小说主人公的喜悦、不幸，我们知道他们的情感发生及模式和我们类似；看到报纸、电视节目对愤怒的劝勉、对贪腐的惩诫，我们知道它们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有共同的记忆，这个想象的共同生活让生存于其中的每个人觉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亚于血脉相连。
作为忧心忡忡的观察者和诚心诚意的预警者，请允许我告别盲目的乐观，而用悲观甚至片面的语气说话。在家乡广为流传的一则寓言中，不是乌鸦招来了死亡，而是死亡的气息招引了乌鸦，但还有什么比乌鸦的到来更促人猛醒呢？报纸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它提供的想象共同体缤纷复杂。头版，它也许提出若干振奋人心的理论；新闻版则是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爬上烟囱顶部以跳楼威胁要工资；娱乐版是某位明星的天价代言费，人们在大胆猜测她性感的“三围”尺寸；社文版是三百二十名光棍的心路历程，一万部古筝集体演奏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周末版则是十一名情妇联名告发某位官员惊动了高层。一座工厂的开工比它所污染的空气和大地更重要，村子里有每年挣上千万的私人煤矿，村里的人过着赤贫的生活。邪恶总是以一种体面优雅或者凌厉强悍的面目出现，而正义则总是姗姗来迟。如果说富人的穷奢极欲毁坏了人民关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而弱肉强食这一社会潜规则的强势存在则毁坏了人民关于民主法治的期待，两者又无一例外使报纸对光明的歌颂显得虚假，对社会的批判显得乏力。它们总是将事关全局的问题简化为某种经济权益问题，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简化为某些贪官污吏的枝节问题。毁坏了媒体的声誉并不是它造就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它提供了美好、温暖共同体的反面设想，报纸上的世界是破碎的，不再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个人之间孤立、互相遗忘。或者，它将富人和穷人、百姓和官员、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割裂为不同的群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人民的目光不是充满善意，而是充满怀疑，这样的共同体是麻木和冷酷的混合物。人民学会了在漂亮话语的阴影里寻找丑陋的真实，读懂了在所有表象之后隐藏着赢者通吃、权力和金钱支配一切的价值体系。它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即使是对刘明明及类似事件的报道，对社会黑暗面的无情揭露，最终也成为展示黑暗强大力量的组成部分。后来者不是倾向于对这起事件作警醒性解读，而是倾向于将它作为自己类似行事的充足理由；激起的不再是抗恶的决心，而是将其作为恶的一部分予以继续。知识分子应当说出真理，至少当真理被说出时他们能听到并知道那是真理。美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正义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先推翻了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持现状据以立论的全部思想道德基础，嗜血的、将人作为工具的无道德的道德基础，并为新的民主和正义提供了思想体系。他们的知识精英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背离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为金钱、权力的高压而违背良知，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相对优越而对穷人麻木不仁，他们保持了高贵的操守和担当，这是美国社会最终能走出道德低谷的原因。但如今，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遭到了溃败，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代小说中的全面恶俗化、犬儒化是对知识精英新一轮的攻击计划，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溃败投射在纸张上真实的剪影。在他们说出“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污染更大”，在他们说出“腐败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之类的话语时，我承认自己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很难分清自己生活在小说里还是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不再是悲剧性的，为了自由、荣誉而献身的知识分子基本销声匿迹，新一代满含喜剧色彩的教授已经产生。一方面，他们不再从这个纷繁的世界中隐退，而是过多的投身于这个世界，渴望一大笔钱，开着汽车，贪求被授予各种虚拟的职位，坐着喷气式飞机奔赴一个又一个会议。另一方面，他们失去对世界强烈的兴趣，对距离自己二十米以外的事物漠不关心，以屈服代替了倔强，显得顺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他们只是坐在桌子前，作些记录，贩卖些远方的理论，写成论文，出一笔可观的版面费，由同样密不透风的学术刊物发表，以“密室的学术”代替对广阔社会的关注与挚爱，随着陈腐的学术期刊在他们职业生涯中发挥愈来愈强势的功能给他们从事“密室的学术”愈来愈充足的理由。一句话，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知道分子”，不再给人民提供与这个世界搏斗的知识资源，也不再给人民提供与邪恶搏斗的人格和道德资源。那些清醒看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出于洁身自好而隐退，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卷入这场战争，要么接受他们的规则，成为酱缸的一部分，要么被逆向淘汰。当然，这并不是当代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唯一关于想象共同体的图景。小说也想象和探讨了在暗里生活的可能性，提倡以柔软的力量抵制暗力量的侵蚀，并以丰富的细节将这些可能性确立起来，但知识分子的全面溃败无疑是它呈现的关于时代最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一场景印证了我们在黑暗时刻虚弱的灵魂，无依无靠备感疲惫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