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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8年第3期

惩罚的目光

作者:邢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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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塞在《荒原狼》中这样写道: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种道德、风俗和传统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残暴,都要把某种痛苦视为理所当然,都会忍受某些坏事。只有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相互交错的时候,人的生活才会变成真正的痛苦,变成地狱……有时候,整整一代人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间,这一代人失去了本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的安全感和纯洁无邪。我在两年前将这段文字抄在一张卡片上,写下它是因为觉得与周遭社会转型的躁动深为契合,但只是泛泛而论,没有深入肺腑的感受。当我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纷争,越来越深地嵌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知道,黑塞失去的一切的安全感和纯洁无邪正在我们身上得到印证。我们更像是黑塞时代的一个模糊回声,一个历史开过头的玩笑。
  
  “2007年3月4日,元宵。下午三点的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被漫天的风雪笼罩,刘明明等七人乘坐的面包车因路面积雪过厚抛锚,在车上所有人下来推车之际,后面一辆依维柯疾驰而至,将面包车撞出十多米远,其他人安然无恙,刘明明双腿和一只胳膊多处骨折,神智清醒,但无法动弹,一段异常沉痛的经历就此展开。随行的高波等人无数次寻求110、120帮助。120回答雪太大,车出不去或是推给110,而110则回答已告诉巡警,或是推回给120。情急之下,高波等人自己推车往前挪,没走多远,他们看到路边有座红房子,看见里面有个打更的老人,他们跪下求救,这是高波等人第一次屈起双膝寻求同情,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个雪色黄昏,自己还将十数次跪下来,以屈起的双膝呼唤同情和对同类的悲悯之情。打更老汉拒绝了让伤者入内躲避风雪的要求。高波等人回到出事地点的白家兴村加油站,高波和两辆车的司机一起跪下,哀求业主能让刘明明进去暖暖身子,否则他将冻死,被业主回绝。随后,他们拦下一辆丰田轿车,里面坐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他们同意刘明明等人上车,但车行不多远,在一个诊所边上要他们下车,因为‘我们要去接领导!’再接着一辆警车开过来,高波等人在路中间跪下,警车在离他们三米远的地方绕道疾驰而去。警车刚开走,一辆120出现在马路上,几个人不顾一切拦下车,跪下,120司机冰冷的回答说他不是本地的120。此时,刘明明已全身湿透,喊他已不能回答。找车无望,他们将刘明明送到路边小诊所门口,高波等人跪在地上苦苦恳求几分钟,诊所女人勉强开门,但不同意把伤者放到病床上。他们只能把刘明明放在水泥地上,高波返回加油站找车,未果,匆匆跑回诊所,他远远看到刘明明已躺在诊所门外的雪地上。到深夜23时,距刘明明被撞整整七个小时后,在高波等人十二次下跪之后,他被送到该县一家骨科医院,此时,刘明明已停止了呼吸。”
  
  请原谅我如此大张旗鼓地复述一则新闻,在我看来,每个细节都是那样惊心动魄,其冲击力丝毫不亚于整部的史诗著作。在最初难以言说的愤怒和躁动之后,我想现在可以稍微平静地谈论这个话题。刘明明事件可以看作黑塞言说的一个注脚,作为失去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的例证。在这起事件中,能看到令人痛心的溃败的场景。这是打更老汉的溃败、加油站业主的溃败、穿警察制服者的溃败、诊所女人的溃败,它更是包括我们在内所有人的溃败。它不仅是个人的溃败,更是群体的溃败。刘明明事件并没有被定义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首要准则是被人记住,然后在编年史上找到一个位置。刘明明只是一则新闻中不幸的主角,在了无新意的成千上万叠报纸之上,被快速阅读,匆忙遗忘。即使他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会在最初的愤慨和叹息之后被忘却。他的亲人,在最初椎心的疼痛之后;他的同伴,在时光淡化了求救过程中不堪回首的羞辱、绝望之后,一切终将被忘记。而当人们以偶然、个别为理由拒绝严肃讨论之后,当与之类似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心米等不断挑战人类文明底线事件源源不断发生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探究是什么促使人们对人的生命如此疏离,对别人的生死如此冷漠?又是什么让人们对别人的生活采取隔绝的态度,满足于个人的温暖,竟可以对风雪中如此凄凉的呼救充耳不闻?毫无疑问,仅仅作为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本来可以成为馈赠者、施与者,但在自己最细微的善行将赢回一具温热身体的时候,他们却如出一辙选择拒绝的手势,这样的动作该是出于怎样冷酷的心脏?当所有这些事件被人们轻描淡写地谈论,作为普通的日常场景,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有勇气追问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在那些耀眼的珠宝、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档汽车和时装之外,时代之轮还辗碎了什么?在经济腾飞、繁荣盛世这些辉煌的宏大叙事之外还存在怎样惨痛的个人叙事?表面上看,刘明明事件激怒了每个正直、善良的人,报纸、网络上讨伐连篇,甚至有人将最恶毒的话语回馈给那些拒绝帮助的人。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了,我们可以在电视镜头前夸夸其谈,宣示勇气和力量。但暴行一旦发生在身边,我们却大都选择沉默。刘明明事件中,那些冷漠的人甚至不是在暴行,而是在灾难发生时选择了沉默,这样集体的溃败很难相信可以用个人品格来解释一切。同样,我们是否意识到,拒绝刘明明入内的打更老汉、120司机、诊所女人及其他人也许正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朋友、亲人。平时,他们遵纪守法,过着达观的生活,对邻居慷慨大方,乐于助人,颇具幽默;也许心胸不开阔,但绝非新闻中那样毫无人性,那么,其间巨大沟壑是如何产生?仅仅是一场暴风雪,一个并不极端的处境就足以促成他们道德品格的整体急速下滑,以至在人类最基本的准则面前溃败下来?
  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试图让自己进入令人悲伤的冰天雪地的场景之中。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人类的悲悯、同情与生俱来,它们被人类漫长的历史证明为美好的品质,而且,对同类绝境之下的同情和救济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否则它们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被淘汰出局。我无数次试着进入他们,找出拒绝的理由,面对十二次下跪仍然拒绝的理由。先从丰田车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开始吧,他们的身份有些特殊,职责是救死扶伤,除暴安良,这大概也是他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但这种伦理是含糊的,它提供了某种理论的梗概,没有操作细则和惩办措施,具体的行为在遵从含糊原则的基础上有另外铁的规则。在他们面对的评价体系中,服务对象、媒体舆论固然被置于重要的位置,最终的严肃性来自权力的话语系统。从粗浅的层次说,权力话语系统决定着他们的工资奖金,决定着他们的晋升或者降职,往深里讲,权力话语系统安排了社会的生活,制定规范,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即使所有舆论非议他们,所有人在背后指着他们的脊梁骨,只要有来自权力话语系统的褒扬声,总的来说都是值得乐观的,这大概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他们以去接领导的理由拒绝了刘明明,表明对权力话语系统臣服的具体准则压倒了救死扶伤这一理论准则。没有来自外界的严厉约束,权力缺乏耐心的本性注定使它将结果置于比手段更高的位置。为一个陌生人开罪权力话语系统并不合算。何况,我们必须原谅他们,虽然他们无数次听到“自由”这个词汇,也无数次亲自说出这个神圣的词汇,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品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的体制中,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基于此,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把爱好秩序和忠于权力混为一谈,把热爱自由与蔑视法律视为一事这样矛盾的现象,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在权力压倒所有的秩序中,除了让权力压倒自己,别无他途。大概这也同样能对外地120司机的行为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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