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
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
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
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
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
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
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
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
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
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
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
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
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
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４５０元！那时，
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１１８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
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
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
对待穷苦人，杨先生更是怜老惜贫。大院里有个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
不叫“余嫂”），她常替钱家洗衣。杨先生待她很好，她也最向着杨先生。杨先生
下干校前，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９０度了，不忍心再教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
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杨先生下干校了，关照女儿照顾于奶奶。于奶奶每周来
一次，对钱瑗说：“你妈妈下干校了，我来照顾照顾你！”钱瑗笑着说：“于奶奶，
你坐下，妈妈让我照顾你！”钱瑗做了好饭好菜，让她吃饱吃好，再给她一元钱。
于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杨先生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林奶奶》，发表在一家杂
志上。
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带着三岁的儿子非非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们一家三口局促
于里外套间内。外间支两只单人床，母女两人合住，吃饭、待客也在这里。里间放
一张大床，是钱先生的卧榻；临窗放一张书桌，便是钱先生撰写《管锥编》的天地
了。我们是空手去的，杨先生却热情待客，从柜子里拿出五六样糖食：巧克力、高
级奶糖、金橘饼、话梅等摆满小桌。非非看花了眼，高兴得用小手乱抓一气。我要
去管他，杨先生倒拦住我说：“小孩子，叫他玩，不要拘着他。”杨先生非常爱孩
子们，孩子们也非常爱杨先生。非非无师自通地解释他和杨先生亲如祖孙的渊源：
“我是猪（朱），奶奶是羊（杨），我们是一事儿的。所以奶奶向着我。”我把他
的小孩话写信告诉杨先生。杨先生来信说：“告诉非非，我不但姓羊，还属猪，所
以和他同类！……并问我的同类小猪八戒好。”在她的慈祥里，还保有不泯的童心，
所以孩子们都依恋她。他们借住在学部大院时，左近几家邻居几个四五岁的孩子都
缠住了杨先生。杨先生给他们吃糖果，哄他们玩。孩子们无拘无束，有的还大胆提
要求：“杨奶奶，过年了，你给我买把大刀！”杨先生依了他，买了一把木制玩具
大刀送给他。杨先生真是孩子们的慈祥善良的老奶奶。
钱家“流亡”后期，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那些“连锅端”
下干校的家庭回到北京，已是“故园归去却无家”，都被安排在七号楼、八号楼里
居住。办公室没有生活设施，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老夫妇
一迁入，杨先生便去疏通臭水沟。当年同楼的一个邻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杨先生
蹲在楼前，用手一点一点抠除污物的情景。
他们住的这间屋，原是外文所的杂物间，位置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
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先生在弃家
“流亡”后不久，就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作，送进医院抢救，幸得转危为安。
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困难。迁入学部大院时，他病体尚未完全康复，
走路仍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
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使用，
二人艰难度日。
不久，《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又被提上日程。这事原来由周总理负责，有一
个五人小组集体工作，钱先生列名其中。此时，江青插手介入，委派一人来主持工
作。杨先生一再说：“锺书还病着呢！”小组里的人就天天到钱先生的临时住处来
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
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顾陋室，开口
说：“你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马上说：
“我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
文学所的图书馆，楼后是外
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非常方便。”他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说：
“请锺书同志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杨绛同志可以同去照顾你。”杨
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顾呢！”他说：“那就再带个
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国庆节到了，钱先生受邀参加国宴，钱先生有病不去。此人又来替江青做说客：
“江青同志特地准备了一辆小汽车，来接锺书同志、杨绛同志去游园。”钱先生说：
“我国宴都没有去。”此人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嘛！”杨先生
推辞说：“国庆节阿姨放假了，我要照顾病人，我还要做饭。”
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实在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经历了唐
山大地震，经历了严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
先生孜孜翻译西班牙
名著《唐·吉诃德》。而在当时，
知识分子里品格低下的不乏
其人。有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靠，
乞求庇护。钱先生和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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