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孙越崎的百岁人生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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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莺飞草长的阳春季节，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孙越崎。
一进入他家宽敞明亮的客厅，就看到这位年过百岁的世纪老人，正戴着老花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老部下的来信。办公桌前面的粉墙上，挂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请他到中南海叙谈时的合影，上面有江泽民的题字：“孙越老百岁寿诞留念”；旁边挂着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敬题的祝寿条幅：“志诚自仁，仁者必寿”。
全国政协的同志曾经向我们介绍说：孙老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主席同龄，现在脑子已不如过去那样清楚了。但见面晤谈之后，我们发现他除了耳朵有些重听以外，思路和语言都还相当清晰，并在谈话中善于运用手势和眼神，加重语气，抒发感情。我们与他长谈了近3小时，他也没有倦容。临别时，他还坚持将我们送到楼下，并且丢下拐杖，给我们打了几招太极拳，以显示他的健康和活力。
经过这次采访，又细读了他的爱子孙大武给我们提供的《孙越崎传》和《孙越崎纪念文集》，我们才得知孙越崎不仅是我国现代工业，尤其是现代能源工业的重要奠基人，而且在他登上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高位以后，又不顾蒋介石集团的威胁和阻挠，布置资源委员会全系统近千家国营工矿企业的数十万职工和3万多名科技管理人员，护厂护矿，迎接解放，成为国民党政府中惟一集体转向人民的部级单位，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功勋，他的义举，他的人品，不仅越来越受中国共产党的称颂，也为国民党政要中的有识之士所尊敬。
出身耕读世家，立志实业救国
1893年，孙越崎出生于浙江绍兴会稽山区平水镇的同康村。祖父孙纯和毕生务农，创下了不愁衣食的家业。但由于没有读书，常受到一些乡绅的欺凌，所以就下决心培养两个儿子读书。孙越崎的父亲孙燕堂不负父望，在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孙越崎4岁丧母，不甘寂寞的父亲从此就离家去闯关东，先当县长，后办金矿。孙越崎知事后受到父亲的影响，向往外面的世界，要求进城读书。祖父认为越崎作为孙家的长孙，应该留守家业。这样，孙越崎就只能按照祖父的安排，一边在私塾读四书五经，一边参加看山、砍柴等体力劳动。常年在山岭间跋涉、劳作，培养了他自幼能够吃苦耐劳的习惯。
1909年祖父病逝以后，孙越崎才得以走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进入绍兴简易师范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并在班上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孙越崎在简师毕业以后，义务教书一年，又奔赴上海，考入由著名的爱国人士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的前身)，结识了进步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
这时，适逢密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指使其驻日公使曹汝霖，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怒，抗议的浪潮震撼中国大地。参加了抗议游行的孙越崎，痛感改变我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地位，一定要走很艰难崎岖的道路。为表明自己的报国之志，他决定将自己的原名“毓麒”，改为谐音的“越崎”。
1917年，他与复旦公学最要好的同学俞大维(后任台湾“国防部长”)，一起去投考由庚子赔款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一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的前身)，这两个复旦的学习尖子，竟由于复旦不是教会学校，未被录取。孙越崎激愤之余，转而报考当时最正规的天津北洋大学，被录取进入文科预备科。在通信中，因热心实业救国已经弃官从工的父亲，跟孙越崎说了只有兴办实业才能振兴中华的道理，希望他能进入北洋大学矿冶系学习。孙越崎认为父亲说得有理，便利用假期补习了数学、物理等理科课程，于当年秋季考进矿冶系学习。从此，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而且永不回头。
参与领导天津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和平会议”。我国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列强并且决定把这种特权转为日本所有。腐败透顶的北洋政府，密令中国代表在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声援。
与北京相邻的天津爱国学生，率先响应北京同学的行动，从5月6日起举行罢课和多次示威游行。5月22日，孙越崎作为天津当时惟一的正规大学北洋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出席了有各大中学校代表所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讨论再次举行总罢课的问题。当时，北洋大学高年级的同学，正面临着毕业考试，校方又威胁不准在毕业考试前举行罢课。孙越崎相信北洋大学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爱国的，他在会上毅然表态说：“不管有多少障碍，我们北洋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
孙越崎从市中心赶回地处郊区的北洋大学，顾不上吃晚饭，就找来学生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发动他们到各宿舍去宣传动员，自己则亲自到毕业班同学中去做工作。经过个别串联，特别是得到毕业班同学的支持以后，他就以学生联合会会长的身份，连夜召开全校同学大会，通过了第二天参加全市总罢课的决议，实现了天津大中学生步调一致的总罢课。
6月3日，北京又传来了北洋政府逮捕了北京大批爱国学生的消息，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4日，天津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并决定向直隶省省长曹锐请愿，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拒签巴黎和约。游行尚未开始，全副武装的北洋保安队就包围了学生集合的南开中学操场。愤怒的学生不断向外冲击，双方发生短兵相接的搏斗。曹锐怕事情闹大，要求学生推出4名代表与他谈判。被推选为代表的孙越崎、马骏、谌志笃、沙主培等4人，进人省长衙门的会客厅，曹锐假惺惺地以礼相待，招呼4位代表吃点心、水果。孙越崎马上站起来表态说：“我们的同学在外面正面对着刺刀，饿着肚子，恕我们不能在这里吃东西。”
在反复交涉中，曹锐要求学生先复课，代表们要求省长先发声援北京学生的电报，双方僵持了好久。曹锐听出沙主培是天津本地人，就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沙主培说：“他们都是外地人，闹出事来他们都一走了之，你怎么能跟着他们闹事?”
孙越崎意识到曹锐企图分化学生的团结，立即反驳说：“你一天不同意发电报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拒签和约，我们就一天不复课。天津闹出事来，只能由你负责，我们没有任何过错，沙主培也没有任何责任！”
孙越崎等人愤然离开谈判会场，走出省长衙门；发现同学们的游行队伍，已经冲破北洋保安队的重重阻拦，经南马路、东马路等闹市区，来到省长衙门前面。孙越崎与其他代表商量后，决定把队伍带到附近的高等工业学校操场集合，由马骏向大家报告与曹锐交涉的经过。同学们的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通过了继续罢课的决议。
在全国人民越来越广泛、激烈的抗议声中，北洋政府于6月10日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个部级官员撤职，并通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孙越崎在北洋大学的一些同学，如陈立夫、张太雷，后来都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