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战友情缘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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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底鲁西南战役结束，部队连续作战28天，伤亡1．3万余人，没有新兵补充，弹药和冬衣匮乏，故准备休整一段时间，8月15日遵从党中央、酌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但是7月29日，即鲁西南战役结束的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来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他们明白，若不是陕北情况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发出这样的电报的。他们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刘伯承宣布提前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
大家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有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因中央军委的绝密电不能明说，刘伯承讲完话后，邓小平很快站起来对大家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邓小平知道，这个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全国战局的需要，只有不要后方，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扭转战局。休会期间，邓小平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纷纷表示要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刘邓二人，一个进行政治动员，一个进行战役部署，互相支持，从而把部队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邓小平在42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后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那是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邓小平：司令员和政委应该既分工又合作
在刘邓共同参加的会上，他们两人往往是你讲话的时候我插几句，我讲的时候你插几句。开头几句大家还分得清楚谁讲了什么，渐渐地就很难分清了。人们记得清楚的是，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事实上，许多重大作战方案，是刘邓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是以刘邓署名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是刘邓共同指挥的。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
刘伯承主管军事工作，邓小平主管政治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分工不分家。在某些战役的方针、方案等重大战役问题的决策上，邓小平敢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与刘伯承共同作出有利于全局的决策。
1947年8月下旬，国民党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企图分东西两路将刘邓大军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为此，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如能歼灭其中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会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望按实情处理。敌人大兵压境，形势严峻，是打，还是不打，急需指挥员作出决策。当时，刘邓所率4个纵队的兵力只有5万余人，加之陇海路战役刚结束，兵马疲惫，亟待休整，立即作战确有困难。
邓小平向刘伯承等人提出了两种方案：第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先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尔后再南下寻机歼敌；第二个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邓小平提出的这两个想法，实际上也是大家面临的选择。接着，邓小平给大家进一步作了分析：前一个方案对当前有利，可不利于将来机动作战，势必要增大对陈毅、李先念的压力；后者，我们负担重些，可对全局就有利多了。他的意见是按第二个方案办，而且建议按中央的指示打西路之敌。刘伯承对小平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最后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战机，集中主力歼灭敌西路军中的整编第三师。
8月26日晚，在渡淮河前夕，刘伯承亲自在河边指挥部队侦察徒步渡河的可行性。当时尾追的敌19个旅已经紧紧跟了上来，先头部队离他们只剩下约15公里。在这个危急时刻，邓小平果断地建议：“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刘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张之轩：《淮河抢渡》，载《刘邓大军征战记》第四卷)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徒步渡过淮河。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在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
8月底，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阵势。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10纵和12纵分别向桐柏区和江汉区挺进，同时命令1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分开了，成立了两个指挥所，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随纵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
12月10日晚，刘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时，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分手的那一天，邓小平冒着雨雪给刘伯承送行。他们都没有上马，并肩步行，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是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再一次提出把警卫团给邓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则提出要刘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叮嘱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司令员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生活上总是相互体贴，相互关照，而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自己多挑重担，让对方轻松一点。12月10日当夜，刘邓分开了。分开后，刘伯承增加每天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在形势相当严峻、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把战线引向蒋管区、实现战略反攻的任务。1948年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前、后方两个指挥所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刘邓又会师了。
实施战役总结，多数是在邓小平的协助下以刘伯承为主进行的，有些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共同研究进行的。但是，当刘伯承由于其他任务难以分身时，为了及时地总结战役经验，邓小平总是能够主动地承担下来，把战役总结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抓紧抓好。邓小平对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的总结就是一例。黄维兵团被歼后，邓小平随中原野战军前指于1949年元旦到达商丘以南的张菜园。当时刘伯承和陈毅赴中央开会，前线只有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负责。邓小平在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的同时，主持进行了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
按理说，进行战役总结主要是从作战的角度进行，是军事主官负责的，邓小平待刘伯承等回来后再进行也不为过。但邓小平认为，为了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能够很快地掌握前线情况，让部队迅速地汲取经验教训，必须及时进行总结。于是，邓小平到达商丘的当天，就给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部署了总结工作。报告初稿拿来后，邓小平不满意，提出了修改意见。总结报告修改稿再次交上时，邓小平亲自动笔修改。1月3日上午，邓小平与张际春签发后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个总结中，邓小平以多半的篇幅用来总结对黄维兵团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对第三阶段作战经验的总结更为深刻。这些经验当时对于我军歼灭杜聿明集团和以后的渡江战役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刘邓的团结给部下以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