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战友情缘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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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辞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务,离开了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 (后更名为军事学院)的新工作。这样,刘邓二人长达13年的共事生涯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2年,邓小平也奉调进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一个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一个在北京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
  到了1957年后,正当军事学院的工作在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军队内部一场反对所谓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刘伯承蒙受了不白之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1957年2月,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在随后向中央和军委递交的《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书面报告里,对学院作了“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估计和军事学院领导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的判断。当时在上海养病的刘伯承非常重视,抱病给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陈伯钧、副政委钟期光写信,要求军事学院领导坚决贯彻和执行彭德怀的指示。1958年3月,林彪建议把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了点刘伯承的名字以外,还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粟裕、叶剑英的名字。7月上旬,刘伯承由南京来北京参加会议。刘伯承的汽车刚在怀仁堂前停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迎上前去,紧紧握了握老战友的手。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7月 10日,病中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堂,作了检查发言。一位与会者事后说:“听了忠心耿耿,残衰多病的刘元帅检讨后,颇受感动。”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刘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刘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刘伯承还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军事学院被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继续举行揭发批判(1957年9月,刘伯承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最后从根本上否定了刘伯承从1950年主持创办军事学院以来的贡献,认为有罪,并且把刘伯承与历史上的王明路线紧密挂钩,抹煞了他的历史功绩。刘伯承在失去信任后,主动辞去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专心养病。
  刘伯承逝世后,夫人汪荣华在悼念文章中回顾了他此后的的心路历程:“此后,还有人想给你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你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说来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话,不说一句怨言。” (李普:《忆刘帅》)
  最终给刘伯承平反的,还是他的老战友邓小平。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年国庆节前夕,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人来到邓小平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张震:《张震回忆录》)。邓小平的讲话,最终解除了为刘伯承平反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为刘伯承平了反。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75年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10月 7日,94岁的刘伯承在北京病逝。10月14日,在万寿路总后礼堂举行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注视着昔日的老搭档、老战友的仪容,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10月21日,尚未从悲痛中走出的邓小平写了情深意切的《悼伯承》一文,他再次指出:“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具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92年,《刘伯承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书名。
  一位日本学者曾撰文说:“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 (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大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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