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战友情缘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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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互相支持、紧密合作的生动事迹,深深地影响着部属,也教育了一些喜欢争功诿过、闹不团结的人。在刘邓的部队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上半年,有一个团的团长、政委,俩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是,他俩都有个毛病,就是打完仗之后爱争个你高我低,互不服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时间长了,俩人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
  有一次,俩人都找机关的同志,要求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好分个你是我非。说来也巧,机关的同志正在谈论着刘邓之间肝胆相照、情同手足的感人事迹。他们说:邓政委比刘司令员年轻十几岁,他总是把刘司令员当兄长那样尊敬,刘司令员也同样尊敬邓政委。每当邓政委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政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政委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直到目送邓政委身影消失了才转身返回。有一次,部队要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政委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国”。有位干部还追忆起1942年参加刘司令员五十大寿祝贺大会时的情景,说在那次大会上,邓政委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记得邓政委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已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同志讲的上述这些故事,好像专门给这两位团长、政委听似的。其实,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赞美,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一次会议时,里边的场景使他俩看呆了:原来,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司令员认真地听取邓政委的见解,邓政委不断地点头赞许刘司令员的真知灼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和教育。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伯承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堕,堕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小平讲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鲁南的盛夏季节十分炎热,当邓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伯承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政委手里。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司令员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地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不,我应该先做检讨!”政委说道。
  就在他俩争着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他们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人们称颂:二野是团结的;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由于刘邓的和衷共济,默契配合,情同手足,使刘邓大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始终信心坚定,步调一致,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在刘邓麾下工作了13年的杨国宇才感慨地说:“刘邓连接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的老同志时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邓小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刘伯承
  
  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以后,蒋介石抽调了30多个旅约29万余人的兵力,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及时完成了战略展开,与敌人周旋。10月之后的大别山,气候已经很冷。由于部队刚到新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政权才开始建立,粮食、被服、弹药、药品等都很缺。从司令员、政委到普通战士,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服,睡觉盖的还是毯子和夹被。然而,在这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邓一直与部队同甘共苦。在豫鄂皖三省交界的福田河地区,刘邓二人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动手缝衣服。
  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千里跃进来到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困难确实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司令员对大家很关心,实际上他比我们更困难。他年近花甲,还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现在已到寒冬时节,晚上很冷,我们只好叫警卫员给他多铺一点稻草。”警卫团长夏云超深为感慨,邓政委自己衣单被薄,还时刻想着老战友的冷暖。
  部队昼夜兼程,转战到了金寨县南边斑竹园地区。这里山高路窄,部队行军很困难。有时连骡马行走,都要人前拉后推才能上得去。刘伯承年事已高,眼睛不好,常拄着棍子爬山越岭,指挥打仗,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在一次夜行军牛,夏云超随1连(该连担任首长警卫)行动,听到刘邓首长在说话。邓小平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掉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
  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刘伯承说:“老马识途。它有夜眼,不怕天黑,走路特别小心,连一个小小的坑洼,也要用鼻子闻一闻,侦察清楚了才走。你放心吧,摔不倒的!”邓小平又很不放心地说:“不管怎么着,总叫人担心!”(夏云超:《难以忘却的往事》)。邓小平对战友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还经常提醒同志们,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大家要特别照顾。
  在大别山期间,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空投下蒋介石的传单,警卫员捡到后递给司令员和政委。刘伯承视力不好,问邓小平:“还有我们两个人的照片?”邓小平风趣地说:“是,用不着我们花钱,白洗了这么多照片!”在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谁能活捉刘、邓,悬赏500万元。刘伯承笑了:“想不到我们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了!”邓小平说:“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以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常委讨论分工时,邓小平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
  在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过程中,刘、陈、邓在一天24个小时中必有一个人值班。对于夜班,刘伯承说要一视同仁。但是邓、陈反对,说遇到重大情况才在夜里把刘叫醒。邓小平在值夜班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刘伯承休息,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坚持主动连值两班,对准时来接班的刘伯承说:“这一阵子把你拖垮了,你好好去休息。我年轻力壮,应该多担点工作。有大事一定来叫你。”(《刘伯承传》第472页)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在战火硝烟中与日俱增。
  
  邓小平:“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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