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战友情缘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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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生于1892年，大邓小平12岁，他们都是四川人，都属龙。在邓小平的众多战友之中，他与刘伯承的感情甚为笃厚，二人“长期共事，相知甚深”。邓小平追忆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此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刘邓不可分”，是邓小平、刘伯承两位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亲密合作，百团大战打出了威风
邓小平与刘伯承相识于1931年的中央苏区。初次见面，刘伯承就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而刘邓共事，则是在抗战以后。 1938年1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严兼任129师政委，师长就是刘伯承。从此，他们共事 13年之久，扛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当时其他几个部队的军政主官，例如120师的贺龙和关向应，115师的林彪(包括后来代理师长陈光》和罗荣桓，新四军的叶挺、项英，后来的主官陈毅和前后两任政委刘少奇、饶漱石，都没有像刘邓大军那样打出一支以军政主官的名字作为军队代称的大军来。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官不和的主观原因，例如叶项不和、饶漱石打击陈毅等。刘邓在几个大部队中，是军政主官共事时间最长、感情最笃的。
1938年初到129师工作不久，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道，共同指挥了在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三战三捷”——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3次伏击战。日军恼羞成怒，于4月初出兵3万，分 9路向129师起进攻。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同部署反围攻战斗，连克18座县城，先后歼敌6000余人，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12月，刘邓率领129师 386旅主力和先遣支队进入冀南平原地区，巩固冀南和鲁西北地区。
在著名的正太铁路破击战(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到前线视察地形，密切配合，指挥部队打胜了这一战役。在大战的第三阶段(1940年)，日军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129师处境十分艰难。10月28日，由于形势的严重性，刘邓给前线指挥部每个人发了一支步枪。29日，陈赓指挥386旅以及决死队对关家垴之敌实施总攻击，但是日军三十六师团岗崎大队十分顽固。集总副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电报，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旬之敌。
从早4时到中午，战斗一直进行得十分激烈。陈赓给指挥部打来电话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把话筒摔掉。邓小平及时地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邓小平关于“全局”的指示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此后电话接连不断，胜利消息频传。刘伯承对着话筒吼道：“把手榴弹从烟囱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去话筒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就这样，在刘邓的指挥下，八路军打得日军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战后，在129师传出一种说法，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杨国宇：《追忆往事话权威》)，其实这是折服。
但是百团大战中129师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歼敌约8000人，而129师阵亡2249人，负伤5113人，共计7362人，双方损失将近一比一。彭德怀后来承认：“破击战后期，我也有些蛮干的指挥……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彭德怀自述》)刘邓对彭德怀那样的“蛮干的指挥”是不满意的，但是他们坚决维护了“大局”和彭德怀的威信。百团大战之后，刘邓都有所反思。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重，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指出：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一向反对死打硬拼的刘伯承，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有一种传说，说彭德怀怀疑刘伯承向毛泽东告了状，大怒，在毛泽东面前不指名地骂了娘。由于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刘伯承得罪了彭德怀。1957年彭德怀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指出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整了刘伯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替刘伯承说了公道话，使刘伯承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有所减轻。当然，这是后话了。
刘伯承非常关心邓小平的生命安全。1942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邓小平率772团一部去太岳区检查工作。去太岳要通过敌人封锁的白晋线，相当危险。刘伯承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亲自作了严密部署，命129师参谋长李达：“现在敌人“扫荡”得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之后仍不放心，在邓小平通过白晋线的晚上，刘伯承通宵未眠，亲自坐镇师作战科值班室。值班参谋多次劝他休息，他都不肯。直到天快亮了，陈赓来了电话，告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5月1日，日军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即开始“扫荡”太岳区。对此，刘伯承又吩咐李达说：敌人的“扫荡”，在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的安全。
在1942年夏季的反“扫荡”战役中，刘伯承在转移途中一度非常危急，但是他在突围后却关切地询问邓小平的的情况，命令部队在路经之处注意联络。
曾在129师担任机要科长、军政处长，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杨国宇将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经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在刘伯承、邓小平共同作战的13年中，凡是刘伯承作出的重要决定，邓小平都能给予坚决维护和最大限度地紧密配合与支持，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给予坚决支持，并主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是重要的原因。129师的一位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当去问邓政委时，邓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6年夏，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刘伯承了解到将指挥所及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部大车，可后发现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这本是邓小平分管的工作，但邓认为部队在这方面做了错事，军事干部出面批评也是应当的。刘伯承讲完后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邓小平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按：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其实刘伯承当时是司令员)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