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作者：孙 倩 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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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使才难觅”是个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西间的文化隔阂，清政府残留着天朝至尊意识，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拖而未决。遣使各国，如果按照西方礼仪行事，难免影响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使得维护清帝国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当他们与蒲安臣接触时，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他们收到遣使出洋的实益，另一方面又可使他们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正是这种如意算盘，使他们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此时，正好蒲安臣卸任驻华公使，准备辞行。因他执行对清政府的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有好感，总理衙门为他举行了宴会。宴会上，总理衙门对蒲安臣决定离华深表遗憾，提出要他向条约国家阐述中国的难处，向他们转告中国已作出了迫切希望友好和进步的请求。对此，蒲安臣高兴地答应了。交谈之际，文祥说道：“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蒲安臣对这一建议，一笑置之。恭亲王奕问道，“你是否取道欧洲？”蒲安臣作了肯定的回答，亲王便请他斡旋于巴黎和伦敦的朝廷，尤其是后者。总是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文祥，扩大了所做代表的性质，加了一句，“简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奕插言：“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务于两个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你作为我们的使节。”并以开玩笑的口吻道：“你或许马上可以做我们的使臣！”随后，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具折上奏：“臣等因其来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在中国寻求、蒲安臣甘愿的情况下，“蒲安臣使团”终于组织成功。恭亲王奕等人深恐英、法心中“不无疑虑”，便在使团中加入了英国人柏卓安（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翻译）、法国人德善（曾于１８６６年随斌椿出外游历，时任职中国海关）。二人均“通晓汉语文，……兼可以笼络英法诸国”。柏卓安被任命为左协理，德善为右协理。同时，以记名海关道志刚及礼部郎中孙家谷二人，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名位与蒲安臣完全相同。因此，在这个使团中，有三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颁发给蒲安臣木质汉、洋合璧之关防一颗，“以资取信各国”。出使时间以一年为限。
另外，使团中还有中国的秘书和随员约３０人，其中随行的译员，有同文馆英文学生德明（张德彝）、凤仪；俄文学生塔克什纳、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此外还有随员亢廷镛、王抡秀、严士琦、庄椿龄、雷炳文、果庆瑞以及一些仆役等。
外交关系中的尔虞我诈本身就很微妙复杂，而由一个外国人充当使臣，其中必然包含比通常外交活动更为复杂的内容，因此，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信任并不是无条件和无保留的。正是出于这种信任与疑忌的双重心理，清政府对蒲安臣的使命和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奕在奏折中说明了蒲安臣的权限：“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为此，总理衙门专门颁给蒲安臣八条训令，有两点最重要：第一，蒲安臣有训练中国所派随行人员的责任，使他们能“历练一切”，增长外交才干；第二，遇“有重大事情”，应先告知总理衙门，“再定准否”，不能擅自作决定。其余各节，则对礼节、外交人员待遇、关防使用的范围、出访期限、随行人员的外交待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说明，清政府对这次遣使出访的安排，是相当细致和谨慎的。
由上述可见，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点儿残存的至尊国体，而实际上恰恰伤害了自己的国体国格。
一个促使中国外交礼仪现代化的美国人
外交礼仪尚未议定，蒲安臣使团已迈出了国门，礼节问题首当其冲。对此，清政府以回避现实作权宜之计。最初，总理衙门并未打算给蒲安臣颁授国书，奕等人担忧，“中外礼节不同，若令亲递，诚恐将来不免流弊”。出任蒲安臣使团左协理的英国人柏卓安强调指出，外国彼此遣使，“以国书为凭，设令此典缺如，诚恐各国以礼意未通，于办理交涉事宜必多不便，转致蒲安臣临时无所措手足，诸多为难”。奕等人“细听其言，实近情理”，于是奏得国书，交由柏卓安转给蒲安臣。但总理衙门就礼仪问题对蒲安臣作了如下限定：
一、英国条约第三款内载，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等语。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无庸相见，或偶而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
二、每抵一国，即将国书由该处执政大员代递，且言明将来有约之国，如有国书，或由贵大臣赍回，或交往驻京各大臣转呈中国，亦即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
三、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即亦不为遥制，但务顺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
四、凡有如中国禁地及一切妨碍国体之事，仍望贵大臣照中国体制，不必举行。
西方外交礼仪本质意义在于维护和体现主权国家的平等，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等，如互派外交使节，互设外交机构，互向对方国家元首呈递国书；君臣之礼非常简略，“进退不过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拜跪之文”。这种对等的外交礼仪，在现代欧洲已经形成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主权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后必须遵循的外交形式。而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的华夷体系中，遣使是单向性的，只有“万国来王”，没有中国遣使出洋觐见外国君主之例，同时清朝官员也只知中华礼仪，而不能容忍“夷人”违背中华礼仪。乾隆时代马嘎尔尼拒行跪拜礼而引起朝廷上下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到了１９世纪中后叶，随着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华礼仪已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仪制了，它遭受到西方礼仪的巨大冲击。
蒲安臣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１８６８年２月５日使团从上海出发后，经日本横滨，渡太平洋，过旧金山，然后换乘火车到巴拿马，又改乘轮船到达太平洋西岸的纽约，历时３个多月，于６月２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到美国，蒲安臣就把总理衙门的规定抛到了脑后，一概按西方外交礼仪自行其是。
按照国际惯例，各国虽然不反对非派遣国国籍的人充任使节，但一般不接受本国人作为派往本国的使节。连蒲安臣本人也曾为此忐忑不安。然而，美国政府却不顾这一惯例，破格接待了作为中国使臣的蒲安臣。并且在中国的觐见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总统约翰逊便以谅解清帝因年幼而不能亲受国书为名，接见了使团成员，收下国书，使使团得以成礼。在清政府最为关心的递交国书礼节问题上，使团从美国开始就采用了西方的鞠躬、握手为礼的仪制，而没有遵照总理衙门“候将来彼此议定礼节，再行照办”的训令。外国驻华公使“因即援以为例”，要求解决觐见问题，总理衙门虽“仍以礼节难之”，但却大感被动。
在华盛顿，蒲安臣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总统亲自递交了中国第一份国书。“蒲使执所拟面陈之洋语述毕，华大臣即执伯理喜顿（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总统）所拟之洋文向蒲使代述毕，即将国书递与伯理喜顿亲递展现，仍交华大臣卷起。旋由华大臣挨次指引谒见，伯理喜顿逐一执手问好，并言深愿帮助中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礼毕各散，复往拜其各执政大臣、国使，循各国旧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