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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作者：孙 倩 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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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访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蒲安臣也一律按西方礼节觐见各国君主，亲递国书，昭以通好。
跟随蒲安臣“历练一切”的中国钦差志刚对此观察入微，记载详细，并不觉得有失体面。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正因为如此，当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谷二钦差继续往访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礼仪觐见君主，亲递国书，行鞠躬礼。
西方列强由此也得到了要求以对等形式和对等礼节觐见清帝的口实。１８６９年，当蒲安臣还在欧洲访问时，英国公使阿礼国就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封照会，其中以蒲安臣在有约之国行西方觐见礼为由，再次催促中国允许有约国使臣以泰西礼人觐清帝，否则“即为不以客礼相待”。清政府一直以“皇帝冲龄”和“中外礼节不同”来拖延外国使臣入觐一事。１８７３年２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俄、德、美、英、法各国使臣连续两次照会总理衙门：“恭逢大皇帝亲裁大政，若不请准立将各国庆忱，面达圣听，则膺使任者难免失职之愆”，并声称“钦差蒲大臣等，所至各国皆以敌体相见，彼时所有各国召见礼节，谅志刚孙家谷二大臣必行遵为覆奏，尤可据者”。此时，总理衙门除了强调“国体攸关，两边均应兼顾”外，已无词推托。于是，在１８７３年６月２７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
从蒲安臣使团出访到外国使臣入觐，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西式的对等使节外交。如果说马嘎尔尼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中国外交礼仪进行挑战的话，那么蒲安臣则是用演示西方礼仪的间接方式，促使中国迈出了放弃中华外交仪制的第一步。
蒲安臣还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这样，在蒲安臣精心安排下，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一个为中国争取国家权益的美国人
蒲安臣深知美国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因此，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所到之处，他凭着自己的热情与口才，四处发表富有激情和煽动性的演说，在美国各地引起轰动。
在旧金山，蒲安臣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大肆鼓动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蒲安臣甚至煽动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接着，他自豪地说：“我之所以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首席，也许主要由于我与合作政策的建立有关。……我们这次出使，就是为着支持这个政策。”
在赢得了同情与好感之后，他又用动人的语言，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１８６８年６月６日蒲安臣率使团前往白宫，在国务卿西华德的引荐之下，以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约翰逊，呈递国书。随后，美国政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中国使团。之后，在美国方面的安排下，蒲安臣使团前往华盛顿、纽约等地参观游览，历时一月之久。
蒲安臣对美国各界的回报，则是将他在演说中的承诺，大都载入了《蒲安臣条约》之中。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公允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而不是以战败国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条约的第二、四、五、六条款上。根据这些条款，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当然，由美国人草拟的这个条约无疑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自由移民、设立学堂、保护传教等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但无论如何，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美国政府的有关说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针对着英国所潜在的干涉清政府内政的危险性。当该条约送回中国审批时，美国政府曾担心清政府不批准。但清政府犹豫了一阵后，最后还是认可了。《蒲安臣条约》对中国开展现代外交的确产生了益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等性，从长远来看，该条约对促进清政府设领护侨起了一定作用。条约使中国移民前所未有地在国外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国内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
条约签订之后，作为交换，美国政府也给蒲安臣之行以道义上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权力的态度，相继通知了美国驻英、法、德、俄等国公使，要求他们分别向所在国政府陈述美国的立场，以保持对华政策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请求驻欧洲各国公使，在蒲安臣使团到达后，协助蒲安臣完成使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其扮演的角色就是以合作方式跟其他西方列强一道，迫使中国外交向西方文化规范下的西式外交方向发展。
蒲安臣使团于１８６８年９月１９日到达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随后乘火车赴伦敦。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报界对使团也大多抱有敌意。有一家报纸认为，欧洲与中国的“合作”，“根本是个骗局”。直到１０月１日，使团才得以对外相斯坦利作礼节性的拜会。又过了一个月以后，英国外交部才通知使团：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游幸外出初归，待处理要事完毕后，即定接收国书日期”。１１月２１日，女王在温莎行宫接见使团。在一种彬彬有礼但颇为冷淡的气氛中，蒲安臣向女王转达了中国皇帝的问候。致词中，他把英国前任驻华公使卡鲁斯赞扬了一番，并高度评价英国使臣与他在中国的合作。随后递交了国书。
访英期间，使团经过努力交涉，同英国政府就双边关系的发展达成了谅解，并发表了一致意见。当时中国国内因法国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４０多名婴儿，英国传教士强行购地建造教堂，引发了数万群众烧教堂、打伤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借端调遣军舰开赴南京，胁逼两江总督曾国藩严处。清政府就此事在与英驻华代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令使团乘访英之机直接与英政府交涉。使团即以此为重任，依国际交往原则进行交涉。１２月１４日，就同英外交部商订了交涉办法，提出：“凡中国与英国办理交涉事务，定须遵守条约。如各处有意外烧杀抢夺等事，设有兵船之处，止准临时进行保护。如已成事保护不及，应由各口领事官查明实在情形，呈报北京钦差，行知中国衙门定夺亦法。候衙门定有办法，再为行知本国。如中国办理仍有未协之处，亦应行文本国定夺，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２８日，英外交部还发表官方声明，指出：“今英国并无勉强中国致碍自主之权。切愿向中国执政大臣办事，不止与各省地方官会办，并已札示在中国之英国官员，遵照此章；晓喻英民不但遵守中国律例，且应尽力与百姓之舆情相洽。”使团交涉的结果让英政府公开承认擅自调兵或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明对中国主权和司法权持基本尊重态度，这就证明了使团出访英国通过正常的手段，赢得了中国合法的国际地位。
声明发表后不久，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曾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清政府获悉后，即依据中英双边关系协定，照会英政府。英政府亦遵照两国协定及其外交部声明，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不久英政府又将吉必勋革职。对于曾两次用武力征服清政府、且国力正值鼎盛的大英帝国来说，能对中国作出上述协议和公开声明并确实依照执行，是颇为不易的。因为这种行为比当年进攻白河口、烧掠圆明园要斯文得多，而且还给了清政府开展正常外交活动的机会，确认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无疑与使团的到访和努力交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