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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作者：孙 倩 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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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９年１月２日，使团离英赴法，同月２０日与法国外交大臣会晤，２４日拜见法皇拿破仑三世，呈递国书。蒲使述毕，法皇谕云：
予今幸见中国钦使，使两国友谊愈厚。予望从此两国和好，日加进益。本国求贵国多加保护在中国之法国人民。至于本国，务使该人民遵守中国法律、风俗而行。
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蒲安臣使团到达柏林，停留了两个多月，直到１８７０年１月３０日才离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使团礼遇有加，数次约见使团人员，并邀请观剧。使臣们去王宫向德皇威廉一世递交国书。随团的蒲安臣夫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感叹这次召见是“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坚定支持王室和俾斯麦的《新普鲁士日报》在头版详细报道了递交国书的盛况。报纸既介绍了使团受到的友好接待，也描述了普鲁士国王在接见中国使团时的威仪。
１８７０年１月３日、４日，在新成立的北日耳曼联邦外交部，蒲安臣和首相俾斯麦进行了正式会谈。第二天，志刚和孙家谷也会晤了俾斯麦。谈判的结果是两封信，一封是蒲安臣致俾斯麦的信，为合作政策辩护，措词巧妙地打动俾斯麦，表明中国的态度：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是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另一封是俾斯麦的回信，阐述德国的政策。俾斯麦说：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通过维持全国的秩序、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政府将切实保障皇帝臣仆公平交易；全面有效地保护前往中国或与中国贸易的我国同胞；切实保证条约得以履行、冤情得以申诉。没有了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这个政府自然会集中精力开发无穷的资源，国内的工业和对外贸易就会同步发展。可以相信，繁荣会加强政府的力量，使它致力实行与外国友好交往和相互信任的政策，正如你们这个使团所做的那样。
显然，蒲安臣使团的出访，为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一些国家权益。
一个为中国外交以身殉职的美国人
１８７０年１月３１日，正是中国农历春节，就在这天晚上，蒲安臣率团离开德国，登上火车，前往６５０英里之外的俄国。１８７０年２月２日，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随后，蒲安臣便忙于同俄国外交大臣大公爵库尔查科夫进行会谈。
２月１６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使团。在致词中，蒲安臣提到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里，对他的外交才干赞誉有加，同时表示，“中俄二百年所结友谊，仍愿将来永无间断。”蒲安臣称颂沙皇解放俄国农奴的举措，把他比为亚伯拉罕·林肯。沙皇自言不如林肯，“但陛下做得更早，”蒲安臣答道。在接受国书后，沙皇在致词中表示，“愿贵大臣在此商办交涉有益各事，将来两国通商事宜，更见兴旺。”沙皇给志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俄君身体雄伟，神暴露而气深沉。”
２月１８日，使团人员应邀参观宫中文物。傍晚回到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可惜所带的药物不全，而且西方人又不太相信中医疗法，所以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在一旁无能为力，十分焦急。志刚记载了蒲安臣当时为中国外交操劳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３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的去世，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蒲安臣访问过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哀悼，各地报纸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介绍他的生平事迹。
晚清外交官周自齐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蒲安臣为人刚直坦易，而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大国，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奉使未竟，赍志以殒，时论皆惜之。”
１８７０年２月２６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葬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离其故居不远的奥本山公墓。
３月２２日，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
蒲安臣前经派充出使各国大臣，与志刚、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本年正月，行抵俄国病故，殊堪悯恻。该使臣身后事宜，业由志刚等妥为照料，兼拨银两，经理丧事。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由出使经费项下拨给，交该使臣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