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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新政协筹备纪事
作者：秦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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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１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６月１５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当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３个单位１３４人，“党员４３人，进步人士４８人，中间人士４３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１６人，在进步人士中有１５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
新政协筹备会决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各单位协商推举之”，“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６月１６日，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了由２１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名单。当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还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办法》，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
６月１７日，第一小组即告成立，并根据此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协商情况，迅速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６月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所作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并通过了这个《规定》。
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共４５个，代表总额５１０名。除“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上述规定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所达成的协议相比，在参加单位数量特别是代表名额方面，都有所增加。当时，预定３８个单位，每单位代表为６人。现在，新增８个单位（包括特邀单位），代表人数翻了一番以上。这是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新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肩负建国使命，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最先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筹备会仍是各小组中任务最为繁重、工作最为紧张的一个。因为不但仍有许多党派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而且各参加单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选亦亟需逐一协商和确定，这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而严肃的工作。为此，第一小组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与李维汉的具体领导下，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当时，参加新政协的条件是非常明确而严格的，即“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根据这一原则，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４５个单位５１０名代表名额，具体如下：
一、党派单位１４个，代表１４２人：中共１６人，民革１６人，民盟１６人，民建１２人，无党派民主人士１０人，民进８人，农工党１０人，救国会１０人，民联１０人，民促８人，致公党６人，九三学社５人，台盟５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０人；二、区域单位９个，代表１０２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解放区各１５人，华南解放区８人，内蒙古自治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各６人，待解放区民主人士７人；三、军队单位６个，代表６０人：人民解放军总部（包含直属兵团及海、空军）１２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１０人，华南人民解放军８人；四、团体单位１６个，代表２０６人：全国总工会１６人，各解放区农民团体１６人，全国妇联１５人，全国青联１２人，全国学联９人，全国工商界１５人，上海各人民团体９人，全国文联１５人，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１５人，全国教育界１５人，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１５人，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１２人，自由职业界１０人，国内少数民族１０人，海外华侨１５人，宗教界７人。此外，还有一个特邀单位，具体名额待定。这一政协参加单位与代表名额分配名单，基本反映了全国各进步阶级、党派和团体的愿望与要求。
参加单位的审查与处理
在上述名单酝酿协商期间特别是确定公布之后，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仍不断收到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书面请求，前后共达３０件之多。对此，筹备会经过慎重严肃地考虑，都分别给予了适当处理。
据时任第一小组秘书的于刚回忆：当时，“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周恩来、李维汉和第一小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提出参加新政协书面请求的各党派、团体和个人进行了逐一审查，研究制定了具体处理办法。
民社党革新派：该派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其是否能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了研究与协商。大多认为民社党革新派确实有民主分子，但就其整体来说，成分复杂，可以考虑个别邀请。１９４９年６月中旬，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汪世铭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要求参加新政协。第一小组决定维持此前处理意见，并为筹备会所同意。会后，民社党革新派主席沙彦楷于６月２２日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６月２７日，李维汉找汪世铭谈话，当面指出，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五一’口号时，还是动摇的，故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其一二人参加。”后来，民社党革新派于９月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决定自行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二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反蒋政治派别，对中共“五一”口号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政协的单位，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１９４９年７月，孙盟负责人许闻天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达北平，李维汉与其进行了谈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举例说明该团体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８月２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许闻天、邓昊明二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
中国农民党：该党曾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１９４９年４月，该党主席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５月１７日，董时进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６月５日，李维汉约董时进谈话，批评了他在１９４８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土改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因此，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并且组织严重不纯，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随后，６月２５日，董时进发表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