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筹备纪事
作者：秦立海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少年劳动党：该党亦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其负责人安若定等人要求少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于１９４９年６月底和８月初两次予以接见，认为少年劳动党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其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表示接受，并于９月１日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
此外，当时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还有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但经“向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其中，“许多都是来历不明，很成问题的”，因此，筹备会拒绝了这些党派的要求。
当时，解放区还有人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照顾“汉留”这一与红帮类似的全国性组织。对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红帮、汉留等，既非民主党派，又属封建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有些地方更常为反动统治的爪牙，故不应邀其参加。即使其中个别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参加蒋管区的人民抗丁、抗粮运动，我们亦应以革命群众看待之，而不要以帮会看待之，免得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据此，将“汉留”排除在了新政协之外，从而保证了新政协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除上述被拒绝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政治组织在新政协召开前夕自行宣告结束，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它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于国统区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成员既有中共党员亦有民主党派分子，属于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２０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同“小民革”中央负责人就其历史作用及今后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座谈，指出：“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团体；中心任务是学习，以政治科学为主，与中共配合工作。根据这一谈话精神，９月１７日，“小民革”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７人发表声明：“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随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小民革”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与上述许多党派要求参加新政协被拒绝正好相反，当时还有一些党派虽未积极争取，却被主动邀请参加，这就是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此，周恩来曾专门做过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１９４９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党派皆有民主运动的历史，因此被主动邀请参加新政协。
代表名额与人选的协商和确定
与确定新政协参加单位相比，确定各单位代表名额与人选更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为此，必须首先制定明确的原则与标准。在这方面，周恩来曾进行过具体阐释：“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４６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还有解放军的代表、解放区的代表。“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大的原则与标准确定以后，接下来的具体工作亦毫不轻松。当时，新政协代表的提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本人申请，然后由新政协筹备会对所有提名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近３个月工夫，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６６２位代表名单。
在这６６２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４４％，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２６％，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３０％。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了，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在名单协商过程中，李维汉讲：“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又如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２８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宗教单位原想物色一个天主教方面的，但始终找不到适合的人。无党派单位，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根据照顾各方面的原则，来推选代表的。”
既然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各单位代表的地位和影响不可能整齐划一。为此，周恩来曾强调：“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由于“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因此，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此外，“参加的代表”，“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有个别特殊情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先生。对远在香港的政协代表，中共很慎重，曾专门致电在港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枫：“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如黄绍竑），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如龙云），也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件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
这在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中，特邀单位是比较特殊的，“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经过广泛协商与研究，最终确定了７５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如宋庆龄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从事科研和建设的陶孟和与钱昌照，与中共有某种联系和朋友的萨镇冰和张难先、陈瑾昆；有是参加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劭力子，湖南的程潜等；起义的将领有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还有海军、空军的代表。有愿意为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总之，在其他单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单位中。为此，特邀单位名额曾一再扩充，成为各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