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筹备纪事
作者：秦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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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单协商与确定过程中，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对邀请原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和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声称：“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党内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并向党外人士解释，指出：虽然他们原来属于反动阵营，但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边，就应当不念旧恶，采取欢迎态度。经过此番教育和解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时在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据时任救国会代表的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在推选救国会新政协代表过程中，“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衷，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即沈钧儒）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聆衡老报告名单毕，大发牢骚，谓本人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云云。”“衡老举一故事告荩青……言下之意，盖谓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然荩青面红耳赤，意殊不平，恐未能了解也。”结果王造时、庞荩青白争一番，皆未能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对此，中共方面的解释是，由于各民主党派“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显然，中共的意见在各民主党派政协代表推选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此外，新政协代表人选亦曾出现个别的遗漏。例如，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公布后，北平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曾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弥补。
综观新政协４６个单位、６６２名代表这一宏大阵容，的确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１９２５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９２岁的老翁，也有２１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它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这些各类不同的人物，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处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可是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