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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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２８人之多。毛泽东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这封信当时只是内部传达学习，并没有公开发表。“文革”中曾到处传抄。此信后来被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信的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虽然这只是封书信，但在当时它实际上起到了政府文件的效力。
这封信是建国初期继政治经济战线“三反”、“五反”之后，又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的一颗重磅炸弹。它揭开了批判俞平伯运动的大幕。本来简单的学术之争却陡然改变了方向。湖水从此再也不能平静。每一个欢欣鼓舞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想着自己如何“过关”和脱胎换骨了。
按说学术问题本可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不需要学术之外的政治、行政力量裁决；但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迅速升级的全国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显然，“引爆”这颗炸弹的是两个“小人物”。但他们也没想到。他们因做出了特殊“贡献”而受到了重视。蓝翎后来回忆说：“１９５４年毛主席作了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批示后，周扬把我和李希凡找到文化部谈话。大意是说，不要满足，不要骄傲，至少掌握一种外语。文章写得粗糙不要紧，我年轻时也写过。鼓励我们继续写。”（引自李辉：《与蓝翎谈周扬》，１９９３年８月２日）
两个“小人物”的文章成了一场严重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旷日持久的对学术界的大清算、大斗争就此展开。
这是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却远非两个“小人物”所能左右的了。
批判中的“不同声音”
毛泽东的信发出后仅隔一天，即１０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这封信的重要指示精神。确定了对《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成立一个委员会，由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为批判学者及其著作而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的规格并不多见。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３日、２４日，《人民日报》连续推出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提出这场讨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正式拉开批判运动的大幕，随即进入高潮。
伴随着批判文章的发表，１０月２４日，中国作协召开了批判俞平伯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俞平伯、冯至、王瑶、吴组缃等２０多位学者和评论家。然而这次会议开得有点奇怪：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不同声音”。主持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平伯先生也不要紧张。我年轻时就佩服过俞先生的文章。”“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是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地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并表示很感谢报刊上批评自己的文章，“愿意通过这次会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很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纪录》，载华东作协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以下同。）
别人的发言也有些莫名其妙。吴组缃说：“俞先生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梦魇’，愈研究愈糊涂。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由于孤立地、琐碎地看问题，使他愈钻愈迷惑……这样，俞先生自己昏头昏脑，也把读者们弄得昏头昏脑。”“但俞先生的研究态度也有一些好处。他不大固执己见，肯接受不同的意见。”他对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义观点，这我看不出来。说贾府败落原因的那一段和注释，我也不很同意，对曹雪芹的文化观未免评价过高。”杨晦说：“对文学研究是从考究、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还认为：“李、蓝二同志的文章也许不是很成熟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周扬也指出：“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着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执行了尖锐的批评任务。”——１０天后，文艺处长林默涵１１月５日在周扬主持的中宣部内部会议上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在中国作协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上，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发言者，她叫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在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她。她首先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但在会后第十天，她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语气已与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从“由我个人负责”变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提出“到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王佩璋因此很快成为批判大军中的重要成员。据俞平伯讲，她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胡乔木叫她那样写的”（见《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５日《北京日报》编）。１１月２８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她的老师进行了再批判。王佩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后，就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校勘工作。不幸的是，在以后的运动中，俞平伯躲过一次次磨难，而王佩璋却一路坎坷。１９５８年她下放到工厂锻炼，说她“破坏生产”被批判，１９６０年被开除公职，“文革”中又成为批斗对象，不久便自杀。
这便是斗争带给知识涵养学富五车而政治经验几近于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想上的误导和灵魂人格上的戕害。
这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层的介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写一篇批评《文艺报》的短评，袁提出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未被同意。这样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在审稿时加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冯雪峰，这位１９２７年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此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他感到袁水拍的批评措词辞厉，甚有“来头”，自知“招架不住”，于是就在１１月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注意，可是当《南方日报》在１１月１４日加以转载时，却被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看到了，而且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