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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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地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的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道：“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冯说“我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毛在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
毛泽东这样逐字逐句地看一个人的文章并批注，还真不多见。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当然可以把他拿出来斗争了。１２月８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定性为：“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据此，改组编委会，责成新班子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责成作协改进对该报社的领导。调离主编冯雪峰到人民出版社。从此冯雪峰多年抬不起头来。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为题，报道了他的“错误”及批判他的情况。随即冯雪峰被打成右派。
“二胡”的悲情故事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２７日，共召开了６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１０月３１日至次年２月８日，共召开８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到年底１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１１０多次，发表批判文章５００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过了些日子，人们发现“风头”有些变化——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胡适的文章。
１１月５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呀。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王若水：《读＜中国思想运动史＞》）。
紧接着，１１月８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向记者的谈话，发出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号召。紧接着，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等人组成的“批胡”委员会，召开中国科学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从９个方面入手批判胡适的计划草案。１２月２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将经过修改的计划向毛泽东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次日，毛在这份报告上立即批示：“照此办理。”于是，批判胡适的序幕拉开。实际上，此时的胡适已远在美国。
胡适，近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有诸多建树。他早年留美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７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宣传民主与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及文学革命，加入编辑《新青年》，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尝试集》等多部作品。１９４５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几年后去了美国。
可以说，胡适离开祖国大陆去台湾，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宣布了他在大陆政治上的对立面地位。所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对胡适的指责批判就没有停止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甚至他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于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分别在《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说：“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大规模的批胡运动，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３００多篇文章。整个知识界，包括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高等院校，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作为这次批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３００万字、共８辑的《胡适思想批判》。“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个人就是胡适本人。从现在出版的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当时胡适收集的剪报和阅读后的批语。”当代学者曾彦修如是说（曾彦修：《立此存照》，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０日《文汇读书周报》）。
在卷入批胡运动的诸多人中，如同批俞时发生的事情一样，本来应该凭事实说话，说自己的话，但有的人却只顾“跟风”说违心话。他们批判别人，其实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文章，说：“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阴谋家。”“他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成为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１９５５年２月７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在当时很有一些代表性。在那厚厚的８大本批判资料里，诸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可以说使用了词典里最“顶级”的字眼。事隔一个月，彭柏山又在３月９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然而就在彭柏山发表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后，即１９５５年５月中旬，他在上海突然被捕，罪名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成为该集团中级别最高的一位。真是颇有戏剧性。彭柏山“文革”中再遭冲击，１９６８年４月３日在郑州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