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
作者：于继增
字体： 【大 中 小】
批判胡适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建国初期“破旧立新”、“兴无灭资”政治形势的需要。因为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形成一种推进新制度的障碍。要想普及马克思主义，巩固新政权，就必须清除这种思想障碍；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入手就是一个突破口。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原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就能成一家之言。何况胡适早期的《红楼考证》已经扛起“新红学”的大旗，并且在思想启蒙时期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这场批胡运动也有所思考。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６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他参观北京图书馆看到胡适著作专柜，对工作人员说：“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当时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去美国时，曾给胡适当面带话：“当时批判你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个人，如果你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就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高潮中，却突然又把胡风扯了进来，这是出人意料的。当时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批评，并就《文艺报》在编辑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当前有关文艺工作的问题作检查。胡风，这位“左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在此前给中央的３０万言“意见书”起了作用，觉得全面质疑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五把理论刀子”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等人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在这次发言中，还点名抨击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十几个负责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少人认为他是在借批评《文艺报》、批判俞平伯发泄私愤。１１月２５日，联席会议反驳了胡风的观点。１２月８日联席会议结束时，郭沫若讲话，他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问题。接着茅盾讲话。周扬也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周扬写的他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正式开始了对胡风步步深入的批判，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材料”，直至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影响远远超过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坛上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风波过后的回味
这场运动最后以俞平伯的自我检讨而告终。
俞平伯在１９５５年２月《文艺报》第５期上发表了一篇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他在这篇文章里按照运动的基调和别人对他的批判一一承认。事后他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本小小的书，在三十年以后，竟会引起如此一场轩然大波。”（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我的书写于１９２２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反社会主义？”（孙玉蓉主编《古槐树下的俞平伯》）
在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先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作了一次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在这里解释清楚。”这等于为俞平伯在政治上作了解脱。接着，当年评职称时，报请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俞被评定为一级研究员；又给他配了助手专门校勘《红楼梦》。但他从此三缄其口。
风波过后，人们才平静地回望过去发生的一切。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袁鹰说：“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吗？不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邓拓、周扬也未必知道严重性。那时候只知道应该支持、提倡新观点，却不曾想到要来一次政治运动。”（引自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谈周扬》）
李希凡说：“《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尽管很快就转向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理，广泛动员了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有不少文章确实采用了‘细致的说理的方法’，但也毕竟由于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不免有把学术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包括我们后来写的文章，也提高了调门，对俞平伯先生不够尊重。这些都是无益于学术争论的。”（载《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第６期）他又说：“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
另一个“小人物”蓝翎也说：“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们写文章的态度只是为了表明个人对《红楼梦》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见解，对事不对人……那么，在此以后，就是自觉地以战斗者的政治姿态出现，仿佛真理就在自己一边，当仁不让，片言必争。”（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
还有学者认为：“李、蓝的批评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蓝的红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这本应该是个颠覆旧典范、创造新典范的学术良机，可是人为的政治干预蛮横地改变了学术演进的自然过程。李希凡、蓝翎所代表的红学研究，虽然可称之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余英时：《红学通史》）
１９８６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６５周年，召开纪念大会，正式为俞先生蒙冤３２年平反，恢复名誉。当时“批俞”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讲话中指出：“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文学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应该说，李、蓝对俞平伯的批判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有些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属于学术争鸣的东西却成为了政治工具，一下升级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尖锐斗争，结果反而构成对学术研究的一种严重摧残。但又不止是摧残了学术。建国初期的这场大规模的红学风波影响恶劣，它开了中国思想政治运动的先河，从此运动接连不断，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俞平伯自被批判后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所露面。文革中受尽凌辱，研究资料也被搜掠一空，即使平反后也是深居简出，更绝口不谈《红楼梦》。
“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远是平静的。”他在《人生不过如此》这篇文章里说。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俞平伯先生在北京逝世。他走过了自己９０年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