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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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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论战。但惟独１９５４年的论战与前几次有着很大的不同：领袖人物介入，行政机关组织，举国文人参战，批评对象更迭，风波所及，彻底改变了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纳入政治轨道的大批判运动，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因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场风波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成因却是值得回味的。
掀起风波的一篇文章
文学名著《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以活字印刷问世，便陆续产生了一批杂记随笔式评论。但真正称得上“研究”，并有独立体系、自成一家的，还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１９０４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红学”史上第一篇论述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把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与清代历史作简单比附，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微言大义”。王梦阮１９１６年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１９１７年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旧红学的代表作。１９２１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代表人物蔡元培宣战。他提出科学考证，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确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且该书是作者的“自传”。１９２３年，胡适的大弟子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问世。这样“考证派”两大巨头会师，打破了旧红学“索隐派”主宰的局面，开始了“新红学”时代。它推进了中国红学研究，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一年，俞平伯还和朱自清创作了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１９００年１月８日生于浙江德清。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２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等创办五四时期最早的新诗刊物《诗》月刊，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后来对早期著作《红楼梦辨》作了认真修改，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反响，连续重印了６次。《大公报》、《文汇报》、《东北文学》等报刊给予郑重推荐。《文艺报》１９５３年５月第９号的“新书刊”栏目作了报道，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完全肯定。１９５４年３月，俞平伯又在《新建设》第３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
有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开战。
这两个“小人物”，就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２７岁，北京通县人，１９５３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２３岁，山东单县人，与李希凡是山东大学同学，１９５３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
他们在１９５４年春写出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信员，就询问《文艺报》通联组，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据李本人讲，他只是写了一封信，并没有正式投稿，也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这样，这篇文章就发表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日出版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９期上。
这篇向国内第一号红学权威挑战的文章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尤为明显。”
事隔４０多年后，李希凡在回忆当时写作情况时说：“我们的两篇文章，也是从俞先生的《简论》开始，进而对他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和批评。同时，也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作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我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是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李希凡：《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然而，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到了高层手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两位年轻作者没有想到，他们的文章会发生连锁反应，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震荡中国知识界的一封信
就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事态发生重大变化。
始作俑者是江青。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事情便搁下了。
９月中旬，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９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把这只“球”不经意间踢了出去——有一个人注定要倒霉了。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两位作者本来就觉得自己的这篇文章比较粗糙，听到主编要给他们改，并且还要发表，当然很高兴。
于是，《文艺报》第１８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编者按”又言：“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这篇按语，连同１０月１０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