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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与退款的国际交涉内情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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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１９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史实之二：英人赫德，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这一主张，几乎为后来的和议定下了调门。
赫德系英国人，自１８６３年起一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近半个世纪，他凭借海关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利用外国人和中国雇员的双重身份，周旋于清政府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大搞秘密外交，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角色。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议和过程中，赫德又一次发挥了导向性作用。
１９００年６月，义和团进军北京，围攻外国使馆，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咸遭焚毁，海关行政陷于停顿。英国曾讹传赫德的死讯，《泰晤士报》刊登了他的讣告。然而，赫德避难于英使馆，非但幸免于死，而且还在围困中悉心研究中国局势，构想善后和谈的途径和方案。其主张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首先是反对瓜分中国，呼吁列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到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时，才由他们自行解决”。其次是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这一主张，几乎为后来的和议定下了调门。
８月２２日，赫德宣布复职，迅速重掌海关。鉴于赫德长期在中国任职，并一直为清廷所倚重，总理衙门留京总办舒文急忙函致赫德，请求他出面酌议和局，“俾使宗社转危为安，京城生灵不致同归于尽”。并且乞盼赫德“订期约同中堂诸公往拜各国大臣”，探询各国态度，“设法斡旋，以救眉急”。赫德成了处于危亡之中的清王朝眼中的一大救星。为“副圣主恩遇之隆”，赫德便以清王朝的拯救者自居，申呈总理衙门：“办理此事欲有成效，最宜急早开议”，建议速奏派庆亲王奕匡为全权大臣入京主持和议。他认为，庆亲王是清廷亲贵，曾任总理衙门总办１５年，“久办交涉事件，各国大臣均与和睦”，由其出面议和最为妥当。赫德四处打听庆亲王的下落，但“很难找到他”。９月３日，终于催回了庆亲王，可又得等待延迟进京的李鸿章，“天天巴望着他到来”。为了打开和议局面，赫德一再劝说庆亲王担负议和全权大臣的使命，并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刻回銮”，以便稳住局势，速开和议。
直到１０月１４日，赫德和庆亲王、李鸿章进行初次磋商，决定照会各国公使。赫德为全权大臣起草了《照会拟稿》和《议和大纲》条款样本。之后，清政府和各国议和的照会、信函等文件都一一转交给赫德拟复。赫德还抓住一切机会，先后向总理衙门呈递了８份《节略》，对清政府议和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挟清政府“最要者系各国所索倘可照办，立即应允，毋庸辩论”，“俾期速将应办之事早日完结”。在赫德的反复劝导和敦促下，全权大臣毫无二言，只有“静等谈判，准备开一次会即答应一切条件”。
总税务司一方面在幕后策划清政府的议和谈判，另一方面又忙于在各国公使中奔走斡旋，敦促早日开议，充当清政府与各国公使谈判的牵线人。９月６日，庆亲王初次拜会各国公使，试图开始谈判，赫德即事先致函领袖公使大日国（西班牙）钦差驻扎中国全权大臣葛络干，叮嘱“第一次访问时最好不谈公事或者提出要求，以使庆亲王安心，以后的会谈自然可以更圆满”。但是，由于各国同床异梦，每个国家都想推行各自的政策，在对华谈判上难以协调。俄国公使提出由各国联合担保贷款，以便一次索清赔款总额，声称这是“中国偿清债务的唯一办法”。德国劝诱中国驻德公使“以借总债归还，一了百了，免致为是”。英国则不同意中国再举借外债来偿付赔款，担心联合担保借款“若告成功，则以后贷款国或不免以取消部分债务为饵，强迫中国割让土地，或竞签订特别条款许予独占利益”。为了维护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赫德“尽力劝说各国使馆接受分期摊还赔款的方案”，使“所有债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付”，这样可以避免中国的财政危机，消除列强对中国实行财政管制的可能性。在赫德的倡议下，英国公使萨道义明确表示英国“不参加为中国借款提供国际联合担保”，主张采用中国出具保票、分年摊还的偿付办法。
但德国仍坚持强硬态度，照会各国，要求清政府首先惩办祸首，并以此作为各国和中国开始外交谈判的先决条件，致使开议一再拖延。赫德久居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重皇权而轻国权，认为惩凶就等于惩治慈禧皇太后，所以，惩凶“应该作为谈判的最后一个条件，现在却作为第一条提出了，这是一个错误”。他当即在各国公使中斡旋游说，“尽力做打破这种野心的工作”，挽回了和谈迟迟不能开议的僵局。在赫德的纵横捭阖下，各国代表的意见渐趋一致，终于达成了与清政府和议的联合照会。
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２日，公使团专门委派英、法、德、日４国公使组成赔款偿付委员会研究中国财源，以摸清中国偿付能力的最大限度。伺机操纵议和谈判的总税务司赫德乘机抛出他精心策划的赔款方案，在筹措赔款财源和磋商赔款偿付办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赔款谈判期间，赫德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研究如何开辟财源”。在清政府方面，赫德以总理衙门属员的身份出现，竭力为清政府出谋献策，罗掘赔款财源，预定清偿办法。他呈称，《议和大纲》第六款所议赔款问题，“关系中国进出年项，不得不早为查明设法办理”。进款当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出款则将各省每年办公费用逐款查明，每年必须筹出约３０００万两还款之巨数。并要求由海关经办赔款。力陈甲午战后四笔对外借款，“均由总税务司经手办理”，“历办三年，于应还之款并无贻误，于自主之权亦无妨损”；此次抵偿赔款务须“仍拟委办”，极言“如此办理，似不致将来有割地之患，亦不致有借词代管国政之累”。而偿款办法，“最妙者系中国不借洋款，只按年付银若干，如此办理，约须定为五十年，还本带利，每年少则二千万两，多则三千万两”。这一分期摊还赔款方案，旨在把战争赔款转化为长期债务，并由关税担保，以加强海关对外债的控制，维系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同时杜绝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局面。赫德充分估计了海关的地位和作用，意识到清政府和列强都非借助海关履行赔款义务不可，因而不容许各国撇下海关不顾而采取其他办法，力图把庚子赔款与中国海关搭上钩。
对北京公使团来说，“在关于中国的一切事情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赫德爵士更有权威”。赔款偿付委员会向赫德咨询中国的赔款财源和最佳偿款办法，赫德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提供中国财源的全面资料，阐述他对庚子赔款最好偿付方式和担保办法的见解。总税务司的赔款意见书是北京公使团取得的最可靠、最富有权威性的报告，几乎为争论不休的赔款谈判敲下了定音。各国议和代表认为这是偿付赔款的“最佳方案”，并普遍接受下来。清政府开具四厘息赔款保票，分别交１１国收执。保票款项分３９年付清，即从１９０２年逐年还至１９４０年为止。赔款按复利计息，４５０００万两的赔款，连本加利总数共达９８２２３万余两。这是列强对中国的空前巨额勒索。尽管如此，赫德提出的赔款办法，客观上避免了列强共管中国财政的灾难。
史实之三：在中国使臣梁诚的反复交涉下，美总统在国会正式宣布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