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庚子赔款与退款的国际交涉内情
作者：余育国
字体： 【大 中 小】
１９０６年３月６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１９０６年他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亦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了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１９０８年６月２３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根据罗斯福总统年度咨文中的要求，准将美国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１９０９年６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１９０９年８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６３０名考生中，录取了４７人，于１０月份赴美。１９１０年８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４００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７０人。这些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为寻求救国之术，有的人专攻政治学，直接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如胡适在１９１０年通过了庚款考试，为不辜负家中的期望，他进了不收学费的康乃尔大学农科，但不久就弃农学文。他选修了“美国政府和政党”的课程，旁听美国教授们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辩论会，积极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及多种政治集会。他对社会政治团体和社会政治活动十分热衷，参加了由留美中国学生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当选过康乃尔大学学生会会长，作过７０余场政治性演说，也加强自我政治训练，熟悉了美国民主政治动作的程序。
胡适这种情况很具有代表性。本来在庚款留美的学生中，８０％的人要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只有２０％的人学习社会科学。但更多的留美学生因较长时间生活在美国，且又有救国愿望，于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非常感兴趣。如１９２６年去美国的任之恭，先后攻读电机工程和物理学，并于１９３１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后来回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时说：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持续读了七年书，这使我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来自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而社会和政治结构却极其脆弱的国家，我对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制度特别感兴趣。五四运动以后，我在中国听到许多方面的事情，来美国后，我被实际亲眼看到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观念深深地感动了。我钦佩大多数民主理想与制度、司法体制和美国政府的预算平衡结构——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林肯著名的宣言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各个方面。
从任之恭的回忆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催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在２０世纪初，他们则在传播民主、法制等现代政治观念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其中有少数人，如胡适，真的成为了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们的思想对“五四”时期有极大影响，主张全盘西化，而西化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化。就连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曾一度主张全盘西化。
另外，１９１１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１０００多人。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７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当年清华学校毕业、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学部委员或科学院士、为大家所熟悉的有：竺可桢（１９１０年）、侯德榜（１９１２年）、戴芳阑（１９１３年）、金岳霖（１９１４年）、茅以升（１９１６年）、叶企荪（１９１８年）、张钰哲（１９２３年）、梁思成（１９２３年）、周培源（１９２４年）、江泽涵（１９２７年）、王力（１９２７年）。这还不是全部。他们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同时，美国人还在中国建立了１２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１９４９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史实之四：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是中国的一大外患。在庚子事变中日本获益多多，对赔款的退还却不积极、不配合，包藏祸心。这一点不能不为中国人永远记取。
甲午战后，日本标榜“脱亚入欧”，把加入列强行列视为其国家的第一目标，因此在庚子年，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赴该地”作答，先后派出了达２．２万多人的日军参战，成为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的主力军。日本此次出兵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部队，意在通过与列强的合作来显示自己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的影响，实现其“掌握东洋霸权”的野心。
日本在这场联合侵华战争中，不但残酷地杀戮中国人民，而且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如在攻占天津后抢银２３万余两，在通州抢银１２９４００余两。攻占北京后更是肆无忌惮，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是从户部银库搬了２９１万多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劫无数绫罗锦缎，还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所存的仓米和全部银两。据统计，日本的抢劫共达３６７万余两。日本的这些抢劫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他们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留给侵华部队的银两为２１万余两，占总额的７％，交给日本中央金库１９３万两，占总额的６６％，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
日本侵略者不但重视战时抢劫，更看重战后的战争索赔。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０日，日本第一个提出了它的索赔要求，其政府要求为４７５７４０００日元，民间赔偿要求为２５０万日元（此数系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初步估计），合中国海关银３５５７７０００余两。各国向中国索取款的总数大致确定后，日本又看到其他国家所提出的要求高于它的要求，后悔当初所提出的数目太低，因此，当５月间各国讨论中国赔款的利息时，日本反对将利息定为４厘，坚持要求按５厘的利息计算。日本的这一要求除了英国表示同情外，其他列强均表示反对。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放弃这一要求。赔款总额确定后，列强又将这笔赔款按当时各国所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１９０１年８月达成了分配协定，日本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占中国庚子赔款总数的７．７％。根据和约第六款第十三号附件甲所载的金银比价，１海关两合１．４０７日元，中国对日庚款数为１０６８５４１７７日元。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１９０５年７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１９０５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９７６３日元折合１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１９０５年以前的所谓“镑亏”７２４４８７日元（５１４９１６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