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文武二老——冒舒諲、文强印象
作者：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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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搀扶着舒老，将我们延入客厅坐定，又忙着上茶。从搀扶老人入座到上茶，我感到女主人确实训练有素，所有动作都十分自然而又到位，不愧是做服务工作出身。记得在途中舒老就谈及，他与张女士是在去内蒙古参加一项活动时认识的，她很会照顾老年人。
舒老向主人介绍说：“这位是章先生，他父亲是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有与毛泽东共事的经历，１９５７年受到毛的点名批判，是大家都知道的。记得有次在余秋里家，饭桌上他像考核干部似的问我：“你爸爸对毛主席的看法怎样？”“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回我不清楚舒老事先是怎样通报的，便没有解释两人是怎样一种朋友关系，张女士也没有问。若论个人结局，毛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开国元勋，则比父亲更惨烈。史家不以私见而废公心，我一向对毛泽东的心态是平和的，无非是实事求是，将神还原为人而已。
我们参观了一下房间，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室内简朴洁净，一如其主人。张玉凤说，这是她与老刘结婚那年，分配给他们住的；室内有两只从中南海搬来的老式书柜，是当时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礼物。她说自己跟随主席多年，这是老人家留给她的唯一纪念。书柜里和茶几上，有几套线装本的诗词、楹联集，还有一些宣纸的字卷，看来张女士受老人家熏陶，对诗文书画亦有爱好。
墙上悬挂着启功的一幅书法，是杨慎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这种场合重读这样词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令人联想起元稹的《行宫》诗……
我注意看了看墙上的全家福照片，当时大女儿四五岁的样子，小女儿才两三岁，被爸爸抱在怀里；两个女孩的面庞眉眼儿，与老刘像一个模子里活脱出来的。还有一幅张玉凤在东北拍摄的近照：山野白雪皑皑，她身着军大衣，红贝雷帽配红围巾，玉树琼枝下红装素裹，看上去依然青春美丽。
张女士待人谦和而又大气，分寸把握得恰倒好处，令人丝毫感觉不到分寸的存在，从语言到声调，都显得毫无做作。书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女主人见舒老有兴趣，便大方地打开让我们浏览，里面似乎是她抄录的一些诗词。女友认为她的字像“毛体”，我倒觉得有点像江青的字体，但比“江体”娟秀，仍属于“秘书体”一类。
刘先生当时在铁路部门担任处长工作，而张女士则刚刚退休。她退下来后一点不寂寞，很多怀念毛泽东的人，将对老人家的感情移至他身边的人，因此经常有各种邀请。我们谈到写回忆录的话题，她说现在还不能写（与组织上有约定）。我说：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淡漠，现在不妨自己先慢慢写，写完了也不必忙着发表，只要记录下来就好。她不置可否，我也没再多说。
闲谈了一阵，便邀他们一家３口（大女儿当时已在国外留学）吃饭。张女士换了衣服，我与刘先生分驾两车，齐至光华长安大厦的“夜上海”餐厅共进晚餐。那晚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其乐融融地叙些家常，谁也没有涉及敏感的话题，一如我所预料。舒老特别欣赏这里的红烧狮子头，说下次还要来吃。我再次注意到，老人用餐时，张玉凤照料得十分周到。
宾主尽欢而散，我送舒老回家，归途中老人略显得意地发感慨：“怎么样？不简单吧？到底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舒老一生阅人多矣，我看得出他欣赏张玉凤，遂戏曰：“您今日也享受了主席待遇。”
我不知这位被毛戏称为“张飞的后代”、连江青都要讨好她几分的“小张”，与此时无权无势、返璞归真之张玉凤，有着怎样的区别，但看得出她对长者有一种朴素的尊敬。同时也觉得百闻不如一见，至少澄清了个别无聊的传闻，令我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应当承认，虽人各有命，但文人舒的欣赏不无道理，与领袖毛泽东所见略
同。
文强慷慨话当年
有天舒老来电话说：“文强老先生想见你，他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令尊，想同你叙叙旧。”文强这位传奇人物的名字，我是早就知道的。记得“反右”时有人揭发父亲，其中一条罪状是“章乃器勾结军统大特务文强”，但怎么个“勾结”法，我却一直没搞清楚。
约好见面的日子，偕舒老及其老友吕德润先生（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同往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这一带当时诨称“新疆村”，街道两侧有不少维吾尔同胞开的风味餐馆，记得以前曾专门到此来品尝过“拉条子”。
文老住在街北的一座楼房里，他和夫人已在家等候（这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老先生精神矍铄，头已谢顶，面颊削瘦，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不经意中带出了精干的职业特征，举手投足之间，看得出是个习武之人。
“今天我真高兴，能够与老朋友的后代相聚！”他操一口不算浓重的长沙官话，底气却比舒老要足得多。“你父亲对我们国家民族、对抗战的贡献很大，我今天早上写了一副对子送给你。”
文老干的这一行，借用当年某盲公给戴笠批八字时的判语，乃是“文不文，武不武，文武之间”。其实老人家允文允武，有出口成章的才赋，记得在董竹君先生家里，就挂着文老送给她的五首诗。
聊了一阵之后，我们便驱车同往“九头鸟”酒家，这是舒老熟识的一家湖北风味餐厅，显然符合文老爱吃辣子的口味。他说起自己有个儿子对饮食很有研究，在贵友大厦后面开了一家餐厅，字号是“阿文汤包”。这家以蟹粉汤包闻名的上海菜馆，恰好是我经常光顾的。以前只知道他的公子文贯中是旅美学者，没想到文府另出了一位美食家。
文老的谈吐中，不时透露出一种慷慨豪侠之气。他于养生之道也很在行，一年四季拳不离手，对自己的武功也很自负。谈及某次参观武警部队时，曾与年轻战士比武，两个壮小伙同时扑来，被他一并撂倒，那年他已９０岁。经文老在餐桌上当场传授，我至今仍记得这种格斗技巧。
那天，文老谈了与我父亲相识的经过：“我在军统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八一三’抗战以后，我奉戴笠将军的指令，与令尊接触。当时令尊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有几位在日本人的机关任职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彭寿，另一个叫程克祥，主动提出要为祖国服务。你父亲就找到戴雨农将军，要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后来他们就归我领导。”
在大敌当前的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同政治力量相互合作、一致对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反右”风潮中，却成了父亲的罪状之一。关于这段故事，文老已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讲了，本文不赘。至于他提到的两位青年，后来就一直在军统服务，进行对日谍报战。父亲说彭寿曾为民主运动做过一些好事，１９４９年以后去了海外。
我知道父亲与戴笠相识，是１９３６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我曾问他：“你对戴笠印象如何？”父亲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他还背诵了当年章行严（士钊）先生挽戴笠的名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始终认为，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就无法解读中国近代党派史。文老干特工这一行，与会党人物交往甚深。他的父亲系同盟会员，既是黄兴的朋友，又做过蔡锷的秘书长，我想应是先入华兴会，再成为同盟会员的；而华兴会与洪门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老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辈分，却始终没有提及，我也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