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文武二老——冒舒諲、文强印象
作者：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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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兴，戴笠奉蒋介石的指令，与杜月笙合作在淞沪地区组织“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成员多为帮会徒众，具体工作由文强负责。“忠义救国军”其实不像现代京剧《沙家浜》所演绎的那样，专干坏事不抗日，有不少中共党员也加入了这支部队。后来文老又被派去监控“东陵大盗”孙殿英部，这位“孙老殿”出道前也是会党人物。
文老谈话中还提及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恰好是我的舅舅王艮仲。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是黄炎培（任之）所办职业教育社的资助人。太平洋战争前夕，文老奉命撤离上海，但苦于没有川资和安置部下的经费，王立即拿出两万块救了燃眉之急。文老到达香港后没多久，日军就开始进攻香港，他便和陈策将军一起，与港英当局合作，组织Ｍ．Ｐ维持社会秩序。
陈策将军是老同盟会员和海军前辈，孙中山先生的生死之交，他官拜海军中将，又是香港秘密社会的龙头老大。我以前读过一本关于香港沦陷的书，知道日军进攻时，会党人物在“策叔”的号令下，上街维持地面，香港社会秩序井然，恰好与文老所说相印证。后来英军战败投降，“策叔”等撤离，各路“烂崽”抢在日军进驻之前，大肆洗劫富人区。
我告诉文老：王艮仲是我母亲的表哥，曾留学日本。他虽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但其经营是现代化的，办农场、开银行、修公路、兴教育，后来又参加民主建国会，属于开明士绅，１９４９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土改时老家要揪他回去斗争，他跑去跪求黄炎培救命。黄任老那时是主张“江南无封建”的，代他向周恩来求情，周公对上海方面说：“王参事的事，就在北京解决吧。”这才保住了性命。王的管家是个跛足，在家乡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据说斗争的方法之一，是罚这个残疾人爬海堤，很快就斗死了。
兄弟阋墙真若梦
文老是毛泽东的表弟，与何叔衡、谢觉哉也熟识，经夏曦介绍，与毛泽覃一同报考黄埔军校，在校时跟林彪打过架。老师周恩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跨党分子选择党籍时，他选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又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他因党内斗争脱党，回湖南办过报，又被戴笠看中，到军统做对日情报工作，官至中将，但自问从未做过与中共为敌的事。
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３派，互相倾轧。文老决心脱离这个是非圈，主动要求到湖南程潜（颂云）将军麾下任职。但宿命难逃，三个月后又被蒋介石调到杜聿明手下当代理参谋长。临行前程潜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结果一语成谶，果真在淮海战役被俘。我暗想：他若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当时“战犯”与“起义将领”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运气却有天壤之别。平津战役时，陈长捷奉傅作义的命令，死守天津被俘；半个月后傅却在北京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一直怨恨傅长官事先不跟他通气。
文老被俘成战犯后，态度强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文天祥的第２３代孙，你们毛家还跟我家攀亲，娶了我家的文七妹呢！”因为与毛、周、朱的老关系，最高当局５０年代就曾打算释放他，但要写份悔过书（据说这是周公的意思），他顶牛不写，结果多坐了２０多年牢，到１９７５年才最后一批特赦。我问文老：“您是否受了先祖的影响，认为忠臣不事二主？”他爽快地承认有这种思想。其实国民党也曾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登报悔过，那时是各为其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徒也是不肯悔过的。
谈起关押生活，文老无意中提及一位我们所共知者的结局，令人大为震撼：
文革时我在秦城监狱，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
这位程远女士，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她了，但在三四十年代，却是一位社交界的名媛，人称“黑牡丹”。１９７８年，我因女作家胡兰畦先生而结识程远的妹妹程其耘女士（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夫人），故关于其不幸的身世，我知之略详。
程远原名程其英，为家中长女，是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社交场上，不少名流趋之若鹜。她曾留学德国，因反对法西斯而被驱逐出境。１９３５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被叛徒陆海防出卖，一家被军统追捕，走投无路逃到程府；程大小姐豪侠仗义，把他藏起来，掩护脱险，而自己却未及走脱，被沈醉率特务逮捕，囚禁了４个多月，释放后仍为抗战和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９年以后，她竟因被捕的历史背上黑锅，历次政治运动都脱不了干系。程女士在北京大学任教，业务能力很强，却连教授都评不上；她一直独身，往日的友人和追求者皆退避三舍；文革中更是在劫难逃，被人诬指为小说《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批斗侮辱后，一代名媛玉殒香销。过去我只听说她是自杀身亡，何以尸体在秦城监狱出现，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文革结束后，程远的亲属及胡兰畦等友人为她奔走鸣冤，刘思慕也为她作了证，终获平反。追悼会上，只摆了一个空骨灰盒，内置眼镜一副。哀乐声中，程家姐妹想起大姐的惨死，哭得泪人一般，见者无不动容。
原国民党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６０年代陪护李宗仁先生自海外来归。他与程远似有情愫，某次在全国政协见到文老，追忆起这位当年的秋水伊人，程老述一上联：“程思远思程远，越思越远”，文老对曰：“张学良学张良，不学不良”。
不知他是怎样联想起张学良的，但这个下联从字面上无可挑剔。据说当年二程出席郭沫若、于立群的婚礼，曾有人出此上联考新郎官，郭未能对。
我对文老说起程远的后事，他长叹一声说：“我该是见到程远的最后一人了，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我过后思量，汉卿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老被特赦后，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公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还说了这样的话：“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是亲兄弟，分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最终是要和好的。”
１９４９年国共和谈时，张治中将军曾有“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的说法，但不为周恩来所认同；此时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却有此顿悟之语。谈话过后没几天，周公就逝世了。文老十分伤感，一口气写了８首悼诗。
记得文老逝世的那年，胡德平先生曾打电话来，要找我父亲１９４６年写的《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说是要在会晤章孝严先生时引用。那篇政治杂文描述了小说主人公所做的一场大梦：２０年来国共两党求同存异，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并走上富强之路；“所有我们遭遇到的惨痛不幸事情，梦中都不曾发生，因而许多丑恶可耻的现象也都变成美丽可喜”；文章的最后说，“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
国民党离开大陆５６年后，主席连战先生率团参访大陆。文老作古已近４年，我想起他所述的周公遗言及父亲的“说梦”，不禁感慨系之……
不堪耆老尽归山
舒老保持着旧时公子的天真，对痛心疾首的政坛事件和浊世百态，不时发些议论，问我一些百思难解的问题，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常被老伴讥为“老小孩”。
他常与我谈论自己回忆录中的内容，对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江青、唐纳、董竹君、陆铿等人皆有述评；谈及当年没有确认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时，舒老常流露出某种遗憾。我也直话直说：“我觉得回忆录应持独立的人格与思考，不妨以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为主线，而无须以党史为轴心。”平心而论，“遗憾情结”虽系人之常情，而“相忘于江湖”才是文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