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文武二老——冒舒諲、文强印象
作者：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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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未习武，武老却能文。
文老姓冒，名舒，是元朝镇南王脱欢帖木儿（一说中书右丞相脱脱）的苗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其父冒广生（鹤亭）是一代诗词大家。舒以倜傥风流的世家公子，蜚声文、剧、影坛，又服务于金融界。据他说，自己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又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加入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却忘了需要证明自己的党籍。
武老反倒姓文，名强，是抗元的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第２３代孙，出身缙绅世家。他早年投身黄埔军校，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曾担任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职务，后因党内斗争脱党；从事一段新闻工作后，进入军统局成为要员，官拜中将；国共内战中被俘成为战犯，关押２６年后特赦。
二老皆出身世家，从家族史上看，以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冒家，到了明代仍入仕，明末与汉族一道抵抗过女真人，有清一代至民国，仍世代为官。文家在元朝想来不会事外族，明代曾否入仕不详，但在清朝出了两位“上大夫”，清末民初出了革命党。
谁也没想到，这对从老祖宗算起分属敌对阵营中的文武二老，都有兼跨国共两党的经历，晚年则与我这晚辈同席说古。
初识舒諲盘掌故
我的朋友徐女士，是一位成功的典型上海女性，善生活，喜交游，爱美食。其父早年服务于银行界，过世多年，女士事母至孝，朋辈皆膺服，俨然“大姐大”。９０年代中，曾一度轮流做东，吃遍京师的各路名馆。
某日女士来电话告我：“我爸的老同事冒舒先生想见你，他认识你爸。”舒老的文章我已读过不少，特别是那篇他１９５７年陪其父晋见毛泽东，窥见“反右”雄文文稿的故事，印象至深，于是欣然同意。
约好日子之后，我偕女友在徐女士陪同下，前往北京海淀双榆树南里老人家中。这是那个年代设施较好的一座居民楼，记得侯德健也曾在此楼居住过。
舒老的家在一层，陈设简朴，无富贵气象。唯四壁书橱及案头文稿，透露出书香门第的渊源。老人年过八旬，清癯儒雅，华发童颜，皱纹很少，头发和唇上的一字须，都梳剪得十分整齐。他一见我面就说：“你长得很像令尊。”其声低而绵，肺气似不足。这副典型的江南才子相，怎么也想象不出他的草原民族血统。老人坐在他专用的藤椅上，开始打开话匣子……
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他是何时与家父相识的，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两人都曾服务于银行界，必定有相交的机遇。不待我发问，老人自己就翻开了这张牌：“建国前夕我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那时令尊和沈志远、千家驹应南汉宸之邀，担任人行的顾问，办公室相邻；他们地位比我高，好像每人有单独的办公室，我们专员则是数人共用一间。”
接下来他谈起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陈云为解决上海粮食和燃煤危局而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情况，后来被我记入一篇怀旧文章。老人说，陈云是他认识的共产党领袖中最谦虚者。我请他举例说明，他说陈云没有架子，不像有的人不懂装懂；陈云有不明白的问题能够不耻下问，所以大家都愿意帮忙。记得初次开会与专家们见面时，陈云在开场白中说：“我是个‘土包子’，比如这个电话机怎么打长途，我还弄不懂呢！各位见多识广，很多经济上的工作都要向大家学习……”。
听舒老如此说，我当时有些奇怪。那个年代领导人自称“土包子”者，往往带有革命的自豪感，甚至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后来读到了陈云自述夜请我父亲给他讲课的一段文字，看来他对专家们的表态是实在的，既非自傲，也非客套。
当日老人送我一册《扫叶集》，是三联书店刚再版的。他堪称硕果仅存的掌故家，如同一本历史活字典，凡我问及的轶闻逸事，像如皋冒家与淮安周家的世交关系，他的少年同学蒋纬国、荣毅仁、唐纳以及影剧名人胡蝶的往事等，无不娓娓道来，条理井然。当时正是一个商品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很少有人关心那些消逝中的往事，像我这样一位关心历史掌故的晚辈，是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可惜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老人的心情。
舒老已从人民银行离休多年，夫人诸玉女士是友谊医院的退休医生，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老夫妇的日子既不穷，也不富，只是比较落寞。舒老爱说爱写，谈天笔耕两不误；老夫人不爱说也不写，仿佛资源都已被夫君占尽，她只是个沉默的影子。
老人好交游，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个电话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时间，他想请客吃饭。从电话中可以猜出老人内心孤寂、却又怕打扰人的踌躇。我从来都欣然应邀，开车去接舒老夫妇，并抢着做东。但有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过生日），老人是坚持自己付账的。每次出门宴饮，老先生必定穿戴整齐，头顶贝雷小帽，手拄文明棍，十足的名士派头。
相约探访张玉凤
我一向疏于交际，因此错过不少向前辈请教的机会。舒老视我为忘年小友，由此成为其“夹袋”中之一人，他喜欢把我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也会推荐一些特殊的人物给我。识天下人物而绍介之——这是老人的一大乐趣。
１９９８年３月，舒老来电话说，他想邀张玉凤女士吃饭，问我是否有意前往？我心中有些诧异：老先生真是交游广泛！他知道我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是有心安排？
我知道张女士受党教育多年，断不会随便向人透露秘辛。其实在文史研究者视野中，历史人物无分尊卑贵贱，皆“素材”也。抱平常心一起吃顿饭，有何不可？便回答说：“还是我来请客，到时候去接您。”
舒老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５７年，曾两次访问毛泽东。第一次是作为记者身份访问延安，写下轰动一时的《边区实录》，连载于邹韬奋主持的《抗战》杂志上，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系统报道；第二次是因尊人冒鹤亭老先生来京，毛泽东久慕其名，读了鹤老在报上发表的整风意见，托周恩来约老先生到中南海叙谈，舒陪同父亲前往。当宾主纵论词章、谈笑风生之际，这位不安分的公子，无意中窥见一个绝大的机密：邻座者手握毛批改得密密麻麻的一束文稿，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当日主人敬老尊贤，执礼甚恭，临别问老先生可有一言相赠，鹤老坦言：“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主人亲自送父子二人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框，以防鹤老碰着头。
领袖接见后不久，“反右”狂潮便迎头砸来，鹤老仅以身免，儿子舒却遭灭顶，堕入他所说的“拔舌地狱”，晚年方成“出土文物”。那段“惊鸿一瞥”的新闻，过了很多年才被他写成旧闻爆出。我曾问过舒老：当时您怎么会注意到那篇文章？他答：你别忘了，我是新闻记者呀！我开玩笑说：事有先兆，那日有主席以巨手保护，鹤老先生没碰着头，可舒老您就碰头了！
３月１２日下午，偕女友如约接上舒老（老夫人不愿去），驾车至西黄城根国管局家属院内停车。老人打了一个电话，张玉凤的丈夫刘爱民先生便下楼来迎接。刘先生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看便是位厚重的北方汉子。我们登上一座普通的砖砌单元楼房，张女士及小女儿已在家门口等候。
舒老事先曾向张玉凤通报说，要带干女儿同来，见面时张看着我女友说：“你有这么漂亮的干女儿！”给人的感觉很是随和亲切。她当时已５５岁，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看不出有任何化妆，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身着藕色圆领羊绒衫、米驼色裤子，与肤色、发色颇为和谐，整体感觉干净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