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书画家李山的坎坷人生
作者：丁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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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被国民党士兵押解到黄河北岸，就丢下不管了。但他知道由此向北，便是解放区。向北走了一天，到了辛店了，他被几个民兵送到当地政府，经说明来意，第二天被送到惠民城外的渤海公安局招待所。经过这里的审查，李山就被介绍到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渤海建设大学学习去了。李山的档案中有一份初到解放区的写的《履历简述书》，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１日。
随军南下江南，受打击报复被开除团籍
李山进入渤海建设大学，就将原名李宝山改为李山。不久，又转到驻在濉县的华东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当年秋天，被分配到由３０年代的左联成员、文艺理论家刘雪苇任团长的华东大学文工团美术组当美工。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华东大学文工团随军南下。李山一路拎着石灰桶在墙壁上刷大标语，画宣传画，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到处传播。他自己也沉浸在为革命出力的欢乐之中。
渡江南下以后，华东大学文工团进驻苏州，旋即改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团。李山表现积极，不但在工作中跑在头里，１９５１年还两次打报告要求参加抗美援朝。１９５２年初开展“三反”运动，文工团很快进入高潮。大家对团长意见极大，团长成了斗争的重点对象。当年的“三反”运动，俗称“打虎运动”。在一片“打虎”声中，李山头脑发热，在斗争大会上提出撤换团长的要求。斗争会逐渐开成了控诉会。李山见天色已晚，提议休会明天继续控诉。很多同志写了揭发团长的稿件，要上墙报，找李山去编排，需要个总标题。李山冲口而出，说就叫“吴
罪行展览”吧！他意识到需要请示，去问了领导运动的增产节约小组。他们说这样的提法不妥，就作罢了。李山不知道搞运动揭发的材料需要核实，接着又写了一篇揭发团长的稿件，去征求增产节约小组的意见。他们不置可否。李山认为根据党中央的有关规定，作者可以不经上级审查同意对外发稿，就以自己的名义将批评稿寄给了上海《解放日报》。综观李山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他确有激情过度、言语失控之处，论理只需要进行一些说服教育。但是，“三反”运动刚刚过去，他就被说成“提议召开对团长的控诉会”、“擅自举办团长的罪行展览”，“窃用组织名义向党报发稿”，犯有无组织、无纪律、闹极端民主的错误，受到开除团籍、记大过的处分。
李山不服，向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诉。申诉信被转到革大党委，结果是坚持原处分不变。李山以后填写干部登记表时，还抱着一股倔劲，多次申明：“１９５２年因对领导提意见，被打击报复、歪曲事实加以处分。我从不同意，至今仍要求复查。”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十分渺小，这样的申明可说是毫无用处。
进入浙江美院深造，又被诬为“胡风分子”
１９５２年夏，华东革大文工团调到上海整编，李山被分配去南京，先在南京市美术工场，后调江苏省文化局所属的美术工作室工作。
１９５３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招生，在职干部也可报考。李山以２７岁的大龄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在浙江美院，李山有幸师从我国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
正当李山在艺术上开始登堂入室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１９５５年，全国开展诬陷胡风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斗争，原华东大学文工团团长刘雪苇也被诬为胡风分子，投入监狱。李山因为曾得到刘雪苇赠送的一本书，又受刘雪苇之托将刘的一本新著送到胡风家里，交给一个家人，连胡风的面也没有见过。但浙江美院党委仍然借此把李山视为“胡风分子”，下令关押起来审查。反胡风的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李山又因为参加革命前去过香港，被视为有特务嫌疑。他被斗了多次，关了半年，最后只说了一声：“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去上课吧！”
李山年轻气盛，一肚子怒火，被放出来后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浙江美院搞运动的负责人，破坏宪法，非法拘留守法公民。同时，致信郭沫若，请求证明１９４８年初在香港同他接触的那段历史。令李山欣喜不已的是：郭沫若先生很快就在李山的信上，亲笔写了这样的批语：
确有此事。和我同去的那位女的，就是我的爱人于立群同志。男的，就是周钢鸣同志（现在广西）。
郭沫若１９５７.３.８
李山将郭沫若的批件交给浙江美院党委，同时殷切期待着党中央的批复。
一天，美院党委书记把李山叫进办公室，说“你写给党中央的信，转给浙江省委，省委转到文教部，最后还是转到我们这里来了。现在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意见。”说完，把抽屉一开，又关上了。李山看到抽屉里果然是自己写给党中央的控告信，心里一惊：这不是告老虎反被送到老虎嘴里来了吗？但他仍然义正词严地提了三条要求：
第一，在全校大会上公开为我平反。书记当即表态说：“可以。”
第二，写出我没有问题的结论。书记说：“不必了吧，因为没有发文说你有问题。”李山虽然不同意，但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
第三，在公开平反时让我讲几句话。书记又说，“不必了吧！”李山心想：到那时我站起来讲，谅你也无法阻止。
不久以后，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果然插了几句话，说李山同学经过审查，没有任何问题了。李山正想站起来说话时，书记已讲到别的事上去了。他觉得不好打岔，就没有站起来讲。以后李山才意识到，这次幸亏没有站起来提意见，加之以后反右派时自己下乡体验生活，没有机会参加大鸣大放，否则，一顶置人于绝境的右派帽子，怕也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１９５８年，李山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被分配到新疆，进入新疆画报社工作。这时，他根本不知道美院人事科在他的档案中，塞进了一份审查意见，说“李山去香港是由英国人介绍，其目的、任务都有可疑之处；郭信批有‘确有此事’等字样，但批字是否是郭所批，尚未证实”。这份由李山所控告的校党委委员兼人事科长所泡制的审查意见，把已经证实和不难证实的事，都说成“有可疑之处”、“尚未证实”，害得李山背上了多年的“特嫌”包袱。李山说：“如果他们不是心存报复，即使他们不熟悉郭老的亲笔字，只要打个电话或写一封信给郭老本人或他的秘书，查证一下不就行了吗？我把郭老的批件交上去一年多，他们竟然能说出‘尚未证实’这样的话，真够气人的了。”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不负责任地将来自基层的控告信、申诉信层层下转，直到转到被控告人手里，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他的画受到郭沫若、林散之等大师的赞赏
李山在新疆画报社５年，经常出差采访作画。群山飞雪、戈壁骄阳、解冻冰河、月下篝火、千里驼铃、节日欢笑，都深入他的脑海，进入他的画中。长期的观察体验，逐渐形成了他“粗犷中有俊秀，变形中见本真”的画风。１９６１年，他应邀去北京为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作画，他画的《天山月初升》、《七月阿尔泰》，被悬挂在新疆厅里。
１９６２年，李山因病难以适应新疆干燥严寒的气候，申请调回江苏工作。这时，全国都因“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而精简机构，人员冻结。郭沫若这时又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郭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名画家傅抱石先生，介绍李山的才华和请求，希望傅“予以助力”。傅先生虽身为院长，但不管人事调配，并且在人员冻结期间，画院也无法解决这一难处。傅有意把郭沫若的来信，放在客厅里的大桌上。一天，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钱静人来访，看到了这封信，傅抱石如实相告。钱静人当即答应把这封信带回去研究一下。不久，江苏省人事局通知新疆方面同意调进。这样，李山才得以于１９６２年夏天，被破例调进江苏省国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