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哀莫大于心不死”的胡风
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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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您这样认识问题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家庭的悲剧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常接触这样的资料对您的心理的确是严峻的考验。
张：怎么说呢，我经历的事情好像比较多一些。我在农场工作，“四清”时，工作组想整我，问我看什么书、与哪些人交往等。文革开始时，单位通过大字报的方式要把我和我爱人揪出来，要把我们打成小集团，还给我们弄了三批莫须有的“材料”，点我们俩的名字。我们不能参加革命组织，一开批斗大会，我们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考虑到时候会不会揪我们。好在我们俩人缘比较好，他们又实在找不到拿得出手的“罪证”，最终没能把我们揪上台批斗。
许：您来研究有关父亲的问题，当然有您的优势，但有没有“为尊者讳”的顾虑？您能够克服亲情的影响，保证在评判历史时能够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吗？
张：我们不应该“为尊者讳”，不应该有条条框框，是吧？父亲在《胡风评论集》的《后记》里说，我的评论文章中有错误的地方，现在不在正文里改，而是在后记里加以说明。到了编辑《胡风全集》时，我也遵照他的这个意思。后来我曾写过一篇编辑感言，说明我是把他的所有文章完全按历史原貌收入，不作任何改动。当然，受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在看人论事时也会有一些“左”的东西，如１９５４年他在文联作协会议上发言批判《文艺报》和冯雪峰、朱光潜，是很“左”的，《文艺报》刊登了这个发言，我想这是历史的真实，不能避讳，所以就原封不动地收进了全集。
一般地说，对我父亲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活动加以褒贬，不是我们家属应取的态度。我没有上过大学，又不是真正搞文艺理论的，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最早，我只是按原始面貌整理第一手资料，发表出来，交给读者和研究者。现在，除了整理父母亲的著作编书出书外，我还写点带有研究性的文章和回忆文章。
３０年代，人们就说他是“中国的别林斯基”，我们不来说这样的话。我母亲和我们３个孩子在为人处世上都是很低调的，不愿意太张扬，所以在回忆文章里把一些情况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会有一些评论，为的是把一些情况解释得更明白。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胡风在重庆的时候就开始清算姚雪垠，说胡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态度是因为给他的官太小，说胡风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写的诗和文章是刻意取媚于新社会和当局，等等。对于这些观点，我不能不讲清楚。比如说他在重庆清算姚雪垠，他不是当官的，也没有什么权势，怎么能清算他人呢？根本不可能的嘛！１９４５年，父亲因为《希望》和《论主观》受到批判，他怎么可能清算别人呢？当然，《希望》是发表了对姚雪垠的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那也说不上清算、整肃啊！实际上，他自己才是被清算、整肃的。至于说他对新社会和毛主席的态度，那是由衷地歌颂的。５０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理解不了的，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被马列主义理论所吸引，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是不可能轻易地否定这一点的。我父亲到８０年代平反后，对毛泽东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共产党还是非常地忠心的。共产党安排他当全国政协常委，只要政协开会，他是一定要去的，他认为不能当挂名的政协常委，这是他的工作，党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对于一些评论文章，只要不是存心污蔑和中伤，不是哗众取宠，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像我父亲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存在，很多人想了解他，重视这么一起大的冤案。所以，我编书也罢，写的文章也罢，总是想尽量给学者们提供第一手的材料。至于人们怎么看，说他愚忠也罢，向党向毛泽东献媚也罢，就让大家说去罢，有他的文字在，这些说法都是没有关系的。说实话，由我们来反驳一些人对他的指责并不合适，自有他人写文章来反驳。
许：您父亲的一生很沉重、很艰难，他的悲剧显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探求悲剧的根源是否也是您搜集资料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动力？
张：可以这样说吧！不光是我们这个家庭了，还有许多家庭，是为一批人，是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我们的父辈都经历了那场悲剧。１９７９年初，父亲恢复自由，我们也感觉到要平反了，因为牵涉到是毛泽东钦定的，所以对平反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彻底平反还是有怀疑的。当然，我们做子女的从一开始并不相信他会是“反革命”，虽然由于毛泽东的按语和党的宣传，的确定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从感性上、理性上，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也没觉得我的那些叔叔、阿姨会是反革命，没有这个概念。
许：您是先有这个判断，再想通过研究工作把这个判断坐实了。
张：对，对。１９８０年第一次为他平反就已经说明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反革命，再搜集所有的材料就能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许：您来做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在还原历史的真相。
张：是啊！在我们这个家庭中，也只好由我来做这项工作。我哥哥是研究直升机的，现在还在北航。弟弟从事农村经济的研究，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父亲一直是不主张我们学文科的，不过我们都比较喜欢文学，我的兄弟写的文章都很好。
许：你刚从农场到艺术研究院，搞研究，他有没有指导？
张：没有。当时无非是他写了稿子，我帮他抄一下，就是从工作中慢慢地学吧。我过去没有接触他的作品，开始做这项工作时的确有一定的难度，比如不大习惯他的语言和用词等等。
解放前的经历（文坛纠葛和文艺理论问题之一）
许：现在我们进入您父亲的文学世界。１９３３年８月，他担任“左联”宣传部长，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开始了革命文学事业，此后的１６年，他所从事的文艺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我觉得，父亲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工作，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在东京留学时，日本的左翼文学活动特别活跃，他参加了这些组织。在学习和掌握了日文之后，就阅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接触到苏联的“拉普文学”，再慢慢地扬弃它，开始写文艺评论文章。２０年代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崇拜鲁迅，鲁迅的作品影响到他的心灵。１９３３年回国后又接近鲁迅，正式作为一个左翼作家、评论家开始他的文艺活动。他心目中很清楚的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鲁迅反封建的精神坚持五四的传统，走以文学改造国民性这样一条道路。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他和鲁迅交往了３年多，以后为纪念鲁迅、不断发扬鲁迅精神而努力工作。他认为，鲁迅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注重不断地发现和培植文学青年，他也是这样做的，写文艺评论，就需要以杂志为阵地，使之成为发现理论和天才成长的沃土。所以他特别重视编杂志，鲁迅在世的时候，他编了两期《海燕》、一期《木屑文丛》。鲁迅去世后，他编的是《工作和学习丛刊》，抗战以后就是《七月》和《希望》了，无论说“七月派”还是说“胡风派”，都是指这两本杂志培养出来的文学新人。在编刊的时候，他老是想着发现和培养新人，因此不怎么刊登一些名作者、名作家的稿件，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样就得罪了这些人，也得罪了出版商。因为出版商希望通过大作家的名声来提高刊物的销路，但父亲不听，所以出版商就不愿意给父亲出刊物，父亲很困难，最后只好自己搞了一个出版社。他的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３０、４０年代进行的。关于他自己的文艺评论探索，开始写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等，本来他要写个系列的论述，但是由于发表起来很困难，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只是写了些书评，对那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艾青、田间、艾芜、欧阳山等，他都写过书评。还写文艺评论类的文章，这就有争议了，有了和周扬的论战。